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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忠: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左顾右盼 ——梁晓声研究谈片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公众号 发布日期:2022-03-18  点击量: 466


文 | 张志忠

提要

本文以理想主义为着眼点,纵览梁晓声40余年的文学创作经历,对其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段阐述理想主义时的不同表现、不同态度予以深度揭示,进而生发出1980年代梁晓声创作中处理理想、现实和文学三者关系的矛盾,19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的困惑与激愤,2010年代经历正反合之后的理想情怀重建,并且指出,正是这样不断地与时代、与文学、与自我对话,构成其创作的内在动力,推助他攀登文学的高峰。

关键词

梁晓声   理想主义   社会责任感   文学的黄金时代

 

梁晓声的创作,从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期发表作品算起,迄今为止,写作跨度达40余年,小说、杂感、散文、影视剧作共计2000余万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记录;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长度中,他有良好的创作环境,有充沛的创作激情,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体验、思考和试错。这也就是我新近提出的一个命题,作家的可持续性写作。梁晓声和他的同代人,赶上了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时代给予作家双重的馈赠:良好的创作环境与丰富的创作素材。共和国70年的风云变幻,改革开放时代的风雨兼程,改变了民族的命运,给人们提供了种种机遇和非凡体验,也为现实中和作家笔下的人物提供了足够的故事与情感的容量。亲身体验过共和国70年历史的梁晓声和他的同代人,对于这种神秘和神奇,对个中滋味,就更是刻骨铭心了。

与此同时,时代对作家的筛选也是极其严酷的,时代风潮和文学思潮涨涨落落,柳暗花明,要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与时代同行,始终保持鲜活的现实感和旺盛的创造力,确非易事。凡是能够从新时期伊始走到当下而不曾被遗忘的作家,一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一定是伴随着时代而与时俱进,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姿态,在拒绝固化自身的同时,也在修炼着文坛的某种“长生不老之术”的。

那么,梁晓声的“独门暗器”是什么呢?在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左右逢源,小说、杂感、散文、影视剧作、儿童文学和时评轮流上阵,总有一款适合他,在一个社会状况剧烈变动的时代,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梁晓声同时在社会批评与文学创作两个方面奋笔疾书。在创作思想上,则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左顾右盼”——这一句话,是梁晓声在《我与文学》中所言。这种左顾右盼,梁晓声自己是颇为不满的,在他自我的反省中如是说,“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左顾右盼,每顾此失彼,像徘徊于两岸两片草地之间的那一头寓言中的驴”。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左顾右盼,还有其更重要的一面,让他在生活——文学——自我三者之间,在不断的选择与徘徊中,保持了活力与弹性,不时地要关注三者间的适当距离与差序格局。这也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角度和价值立场的长时段。要言之,从最初的理想主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到《雪城》,1990年代写《浮城》《同代人赋》《泯灭》,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精神的怀疑和消解;然后回到低调的理想主义,以《人世间》为这漫长的跋涉和寻找做出绵密而坚实的重要标识。

回望既往,从1980年代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并且发表研究文字起始,我在不同的时段里一直在关注梁晓声的创作,也写过长长短短的文字,可以说是梁晓声创作研究的同期声,研究的聚焦点,恰恰就是梁晓声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及其在时间长河中的隐现嬗变。这就是所谓的同步追踪。将这些碎片拼贴在一起,也足以见出梁晓声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轨迹,见出理想主义精神在其数十年间创作中的起落浮沉。尤其是我的研究,既和众多研究者一样,关注其若干标志性的作品,同时也兼及其他人论述较少的《同代人赋》《浮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因此揭发出作家思想的多个侧面和动态性展开的复杂性。一个作家,一个不断地追寻与探索的思想者,他的近50年的思想情感的发展变化,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这些旧作,除了《未曾衰竭的青春》一文是发表在重要的文学批评刊物《当代作家评论》,余者有的是散见于综合性的论述中而不甚醒目,有的是发表在与文学和人文社科研究较为边缘的刊物上,所见者寥寥。这次做一些筛选整合,再加上若干新的评注,或者是对旧作的补充说明,或者是为了强化其当下性。


一、一写到兵团知青,他的笔就格外灵动

梁晓声的作品题材广泛,但一写到兵团知青,他的笔就格外灵动,他的情感就格外充沛,《雪城》中有一位立志要写一部知青运动史的返城青年,其实,梁晓声自己又何尝不是在为此而奋笔呢?庄严的使命感,使他的叙述语言庄重深沉而不滞涩,充满强烈的激情又注意不让它泛滥,理性的控制中显示出内在的蕴积,从容,沉着,有一种史笔的味道。

这种从容和沉着,使《雪城》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具有了内在的区别。《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其时流行的知青小说、和人们对知青生活的理解产生了错位——在过于浓郁的感伤与叹息之中,它奏起的英雄乐章分外强烈地震撼人心。《雪城》所写显然不像人与大自然的对立和征服那样存在着充分的戏剧性和崇高感,也不像那动荡骚乱的一夜间在剧烈的冲突中显影。比起那充满诱惑力和神秘感的魔沼,姚玉慧、刘大文们面对的是既熟悉又陌生、既热切地怀恋过又彻底地失望了的城市,他们每个人都别无选择地必须为自己和家人的生计而挣扎而奔波,偌大的城市却难找到他们的立足之地。现实的困境无法用精神的方式去解决,却给他们本来就不轻松的心头又笼上一层层阴云惨雾。

但是,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作品表露出的理想主义激情,仍然涌动在《雪城》之中,它是未曾衰竭的青春的又一次证明。只是这激情变得深沉变得内在了,它不再凭借非凡的事件和人物迸发自己的热能,而是藉平实无奇的生活场景潜在地又是坚韧地存在着,它不以骤然的闪现眩人耳目,而以持久的延续证明其涵盖生活的能力。作家着力显现的是这些一无所有的不很年轻的年轻人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为捍卫自己的神圣情感所作出的以沉重代价为前提的努力。或许可以说,在纷纭万状的现实面前,梁晓声的理想主义、理性精神太强了,也太古典化了,使我们想起法国古典主义作品中那些在情感、道德与责任的选择中显示出高贵风范的贵族青年。梁晓声也曾用“汉姆莱特型的忧郁、唐·吉诃德的挑战精神和牛虻的尖刻、毕巧林的玩世不恭”等概括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这表现出梁晓声力图把他的人物提升到理想形象的潜在心理,同时,是否也有些把当代青年精神贵族化的倾向呢?高洁的道德律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现实感,失去了在现实中行动的能力。单凭道德的高尚和人格的力量,既不足以应付生活提供的机遇和选择,也不足以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邪恶势力(像作品中揭示的那样)抗争并战而胜之的。理想如果只注重其超现实的一面,而忽略它在现实中的调整和现实化,那么,它对于现实是难以起到积极作用的。

这就是我们对《雪城》所感到的困惑所在,也是作品中理想人格的描述与现实生活场景之间的内在冲突之根源,是一个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与并不那样理想的现实的内在冲突之根源。

说起来,我不是那种眼光敏锐、思想前卫的学人,对于梁晓声通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提出的“青春无悔”命题的偏颇,并没有辨析的能力,相反还非常推崇。我也是下乡知青,对同代人的理想主义非常痴迷。要到进入1990年代之后,读到若干对“青春无悔”的辩驳和批评之后,才会反思生命的至高价值,对于李晓燕、裴晓芸等牺牲的意义何在有所质疑。相反地,在相关作品问世之初,我对于那种青春热血与献身精神,是颇为欣赏的。对于《雪城》,我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是意识到它处理的生活现实要远远地复杂于前者,一方面,如何评价以伦理原则与群体意识为根基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抵牾,费人猜详。直到最近,读到梁晓声创作知青文学的初衷的记述,当初读作品时的困惑才有了一些理解的头绪——大批返城知青积压在城市里,分配不了工作。原本梁晓声并未有意去写知青小说,但知青返城后面临的实际问题引起了梁晓声的担忧,他主动去担负了这份责任,“我要让城市同情他们的长子长女,了解他们这十年来不为人知的改变,要给他们机会,知道他们中很多都是好人……(《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还是有些作用的,当时至少是在哈尔滨,许多单位就说,只要是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来多少要多少。我那时候回去,他们就当面告诉我,都是因为看了你的小说、电视剧”。

以此而言,我们从凌虚高蹈的文学角度对《雪城》等作品的解读,似乎可以成立,但作家的着力点却是在文学之外的。梁晓声一直致力于参与现实、影响现实,文学的追求则是置于其后的。而现实的焦虑和干预生活的执着,也是1980年代前期许多作家所优先考虑的。我们逐渐提纯化了的文学理念,在处理这一极富时代特色的文学现象时,是否还有足够的应对能力,是需要反思的。


二、“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

梁晓声创作中的另一个着力点,是他关于红卫兵经历的陈述。从知青中产生了一大批作家,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愿意在作品中坦陈其红卫兵的身份与经验。确如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所言,“红卫兵经历在知青小说叙事中的缺席,除了受知青作者对题材的偏好选择之外,还有更深层的考量和吊诡。最为决定性的一个原因,是文革后红卫兵运动的负面历史评价,使得参与者(从打砸抢到尾随者)羞于重提旧事,千言万语,欲说还休。换言之,如何描写红卫兵经历的记忆,用什么角度和道德立场来描述这段记忆,仍是知青小说创作上一个盲点”。因此,梁晓声的相关叙述就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在同代人中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对于历史的回顾,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价值基点上?我们都习惯于认定红卫兵运动的参加者,是一群纯洁而天真的青少年,是出于无私忘我的革命激情,而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我们习惯于简单明了地把当年的迷失归结为对毛泽东的精神崇拜和思想的幼稚浅薄,在做几句直观的反省以后,就把过去打发到过去,而把青春抬举到圣殿里,青春至高无上,青春永垂不朽。苦难也罢,浩劫也罢,在青春面前,它们的灾难性,似乎不值得深究,似乎都不成比例,不在话下。

于是,在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封底,赫然在目地印着:“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自然,梁晓声有他拒绝忏悔的理由: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理有据的,情有可原的,无需忏悔,没有过错。我的质疑是,固然可以说,地处北国边陲的哈尔滨,作家本身又不是红卫兵运动的中坚人物,梁晓声所经历的,大都是“文革”初期的一些边缘性的事件,但是,若能真实地将其记载下来,即使作家自己没有能力对此进行深入讨论,那也可以为他人提供一份翔实的研究资料;可是,他又一次地偏离了作品的“主旋律”,他的笔下浓墨重彩地出现的自我,虽然佩着红卫兵的袖章,所作所为却大量地是一个懵懂少年的青春期觉醒,他意外获得进入学校图书馆的途径而痴迷地进行的广泛文学阅读,他与几个少女的情感纠葛,这些固然是在文革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但总觉得是剑走偏锋。

最根本的要害在于,红卫兵运动的动机,果真如他们自己所言,是那么纯洁,那么超越个人功利地无私无我,那么充满高昂的理想主义,那么值得肯定?其实,任何规模任何形式的人的活动,都是依照着利益驱动的原则进行的。尽管它可能是潜藏在事物的内部和底层,不那么容易察觉。红卫兵运动的内在驱动力,稍加分析,也是不难见出的,讨论这个问题,与其说需要理论的眼光,不如说,它要求直面现实、直面自我的勇气和真诚。

再看《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尽管梁晓声在许多地方都强调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主义,但是,在字里行间,也不能完全超凡脱俗,而是透露出某些与切身利害紧密相关的真实的信息——

我看明后天也上不了课。”韩松山略显忧虑地说:“耽误了这么多课程,将来谁对咱们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负责任啊?”……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你受损失啦?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重要,还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开玩笑,但因他是团支部副书记,将来肯定是毕业鉴定小组的成员,韩松山便认真起来,骂了他一句:“滚你妈的!”还脸红脖子粗地要和他动手,搞得他十分尴尬。

赵运河透露:“据说,今年的高中和大学录取,要实行政治表现第一,分数第二的原则。政治表现的主要一条,当然要看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啦!表现不积极的,分数再高也后边‘稍息’去!”

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测他的话可能是很有来头的,谁也不多问,可谁都分明牢记心间了。

韩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搂着王文琪的肩膀,亲密无问地说:“别生气啊,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儿呢!”

我想,这才是促使人们纷纷地涌向“文革”的前列,争当“红卫兵”的根本所在呢。当然,问题还有它的另一方面,即被许多人认为是属于理想主义的,红卫兵要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和世界革命而献身的乌托邦精神。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不论是红卫兵也好,还是后来卷入运动的广大民众也好,他们在投身于这场“斗争”的同时,都在体验和满足着一种自我实现的快感,以至于沉醉于其间。历来是被家长、学校和社会加以重重束缚的中学生,一下子变成革命的先锋,时代的闯将,那样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感,自我膨胀的和舆论鼓吹的“革命主角”感,对于一代青少年来说,还有比这更能满足自我实现的方式吗?正是特殊环境下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和自我评价,而且是得到社会的回应和最高权威的褒奖的,焉能不令人陶醉和痴迷?

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利益所在呢?答案是可以肯定的。人们之所以忽略它,是以为只有物质的实际的获得才是利益,精神的利益和价值则容易被忽视。需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不同的层次:最起码的生存需要,和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前者主要是物质性的,后者则更偏向于精神。无论何种需要,对它们的实现,就是利益的最大获得。

我们所讨论的红卫兵,无疑是在特殊环境下,把青春的负面、青春的邪恶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如今回首当年,却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丑陋和血腥,更谈不上解剖自己的心灵。因此,谈论这样的话题,几乎令人感到一种绝望。

关于红卫兵要不要忏悔既往过错,和关于知青要不要反省“青春无悔”,是这一代人的一体两面的精神困境。梁晓声理直气壮地说:“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其中的理由,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说得清清楚楚,这个红卫兵,没有打过人,没有参加过武斗,没有充当过批斗会上的急先锋,所以是坦荡无私的,无需忏悔。但是,即便是做一个跟随伟大领袖“奉旨造反”的中学生,就可以毫无反省地解脱自身吗?“少年无知”是万用灵药吗?江苏作家高晓声,写《李顺大造屋》,李顺大完全可以用“我控诉”去控诉激进化、“共产风”的时代对他实行的经济上的掠夺,“翻身”以后30年间造不起一座新房,但高晓声却严厉批评李顺大缺少理性精神的自觉,批评其甘愿做一个盲目听从的“跟跟派”。《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的梁晓声,和许多自以为是无知无辜的红卫兵一样,同样是“跟跟派”,但高晓声早在40年前就已经搞清楚的问题,许多人至今都想不明白,抑或是“不想明白”。讨论红卫兵的忏悔问题,难以在简短篇幅中说清楚。但是,就像《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所讲,在许多场合,作为中学生的梁晓声,都不曾置身事外,而是主动或被动地响应号召,投身时代浊流(当年叫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振臂高呼“打倒”“砸烂”云云,表现出自身的蒙昧和盲从,难道就没有任何值得忏悔之处吗?没有这么多单纯到愚蠢的“跟跟派”,“文革”如何能够搞得轰轰烈烈席卷全国呢?

讲到上面的话题,我不能把自己置于客观评判他人的境地。“文革”发生时,我是小学六年级的毕业生,和梁晓声笔下写到的情形相似,也曾经立志要报考太原最好的中学。“文革”发生,为了争取积极的政治表现,曾经积极揭发批斗我的语文老师,也曾经在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上,在派性之争(当时各派都自认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呐喊助威。这样的往事,也是促使我付出相当精力思考“文革”的罪责问题的内在推动力。因此,在我的专著《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中对“青春无悔”“无知犯罪”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处不赘。


三、理想主义者,仅供欣赏的时代副产品

梁晓声当年曾经为红卫兵——知青一代的理想主义辩护和求证,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作品中,顽强地宣称“青春无悔”、“荒原作证”。他说,这一代人是“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这是在1980年代理想精神高扬下的激烈宣言。进入市场化时代,理想主义受到严厉的质疑,梁晓声也发生了困惑与动摇。1993年,他在一篇报告文学《同代人赋》的题记里,非常尖刻地对理想主义痛下杀手——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出前两者的总和……理想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赞美玫瑰却道“倘无刺多好!”理想主义者是任何时代都曾有过的仅供欣赏的副产品……

或许,是因为时代的转向,把人们的崇拜对象,从1980年代的文化英雄变为1990年代的商战高手、总经理、大老板,让文人自惭形秽;或许,的确如鲁迅当年所言,左翼文人如果不加警惕,没有长期地艰苦地工作的思想准备,一味地急于求成,而且指望在未来的宴席上坐在上帝身边大受优宠,那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或许是许多作家在经过风雨艰辛以后,都不再轻易地动感情,变成了经验主义乃至实用主义者……

在梁晓声的《同代人赋》中,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他的思想轨迹: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吴振海,与作家以前歌颂的知青们是同一代人,可是,他的行为方式却大不相同。大批青年在理想主义的激励下积极报名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却非常实用地选择了留城,幸运地当了工人;当大批知青返城,并且为了一份工作而上下寻觅(如作家在《雪城》中所表现的那样),他却得风气之先地辞去公职,成为最早的个体户,去“倒煤”即贩运煤炭。几经沉浮起落,他终于成了气候,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合资企业的董事长,而且能够一次拿出几十万元钱去建学校行善事——相形之下,昔日的“兵团战士”,谁也没有这种实力,无论是默默无闻的国有企业职工,或者进入仕途搏得一官半职者,直到梁晓声自己,都被比得黯然失色;理想和精神,在现实的金钱面前,只能低下头来,并且忏悔自身。

1990年代是中国大陆商品化市场化兴起的年代,也是社会生活重心从政治化向市场化转移的时代,金钱与财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而弥漫开来。很难直接与市场化商品化接轨的文学,感到被边缘化和贫困化的危机。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论争,关于文学与理想主义关系的弃取,不容回避地摆在作家面前。几乎每个活跃的作家,都在这一时段用言论和作品表现出自己的选择。梁晓声此时似乎有些犹疑困惑,一时间对于理想主义表现出反常的嘲讽态度。《同代人赋》所写,是一个此前很少出现在梁晓声笔下的人物类型,一个曾经被认为是逆时代潮流的边缘者,靠先下手为强的凶悍在市场化时代占得先机,掘得第一桶金,因为以他人望尘莫及的财力捐资助学,赢得梁晓声的绝口称赞,以之为有眼光的实干家的优秀典范。而作家自我和他的同时代人,都成为这位成功人士的绝妙反衬和嘲讽对象。

这样的情绪,也表现在同时期梁晓声的作品中,理想主义遇到巨大危机,在《泯灭》和《浮城》中,理想破灭后的仓皇与萎靡历历在目。梁晓声后来羞于重印的《恐惧》,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市场化和畅销书折腰的产物。下面还有我写于1994年的批评《浮城》的文字。

梁晓声的长篇小说《浮城》,是一部表现在突然爆发的自然灾害的魔影笼罩之下的众生像的荒诞色彩极其浓厚的作品。一夜醒来,人们忽然发现他们的城市从大陆上断裂和脱落,变成了一座在大海上漂浮不定的浮城,于是城市失去了重心,心灵失去了平衡,精神的堤防崩溃了,既有的生活秩序失控了,昨天还循规蹈矩地生活着的人们在巨大的灾厄面前,都变得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不再是能够自律和克制的、合乎社会规范的生活着的成年人,而变成了一群幼稚而又疯狂的孩子。“孩子”“儿童”等词语在作品中反反复复的出现,似乎是不经意地不自觉地从笔下流出,其实不难发现,孩童般的童稚化和弱智化,几乎出现在《浮城》中每一个被认真地加以表现的群众场面,和每一个被比较深切地予以刻画的人物身上。大祸临头,茫然失措,迷失了生活方向和对现实的清醒把握的人们,同时也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和思想的力量,理性的崩溃,使人们退化为幼稚可笑的儿童,坠入迷幻的困境之中。

梁晓声自蜚声文坛的时候起,他就是善于表现严酷的大自然与作为精神征服者的人的冲突的,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中,他都毫不回避地表现了大自然的狞厉和凶残,表现了大自然对生命的无情摧残,或悲壮或凄惨的死亡。但是凌越于死亡和恐惧之上的,凌越于肉体的毁灭之上的,是青春的火炽热情和理想的执着追求,是人的坦然承担某种职责和使命,并且为之不惜付出宝贵生命的从容气度。《浮城》同样是描绘大自然的灾异对人们的突然袭击的,但是在失去了理想和追求,溃败为一盘散沙的芸芸众生那里,却由自然灾难诱发社会危机,导致了人们的无价值无意义的互相杀戮、残害和毁灭,最终使城市颓败和消失。作家不只是失去了在理性上进一步追寻、拷问灵魂的欲望,使作品显得浮泛和平面化,而且在艺术的表述上也有意无意地纵容自己,散漫不羁,信马由缰,表现出一种游戏文学的态度。难道说作者自己也从1980年代的冷峻、刚烈的理想主义者演化成了愤世嫉俗,厌恶人生和艺术的恨世者?愤怒出诗人,只是就创作发生学而言,若是一味地铺叙和倾泄自己的愤怒,却忽略必要的节制、沉凝和修炼,未必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优秀作品。过分渲染自己的情感和义愤而不及其它,和那些过分看重自己的文学技巧的顽童一样,都把文学看得过分轻易,都表现出文学自身的童稚化和弱智化。

1990年代的梁晓声,遭遇到强烈的精神危机。如果说,《同代人赋》是他少有的一篇对“当代英雄”的高调赞扬,那么,他更多的文字,则是对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如牟其中等的质疑与批判,对世风日下精神堕落的痛心疾首,《浮城》显然是一部世纪末的寓言,一座城市的崩溃让人们有了末日狂欢的舞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九三断想》《九七凝眸》《郁闷的中国人》等,则是直抒胸臆地表达他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在当代作家中,用自己的文字直接地切入时代的脉搏,以时评的文字录下时代的矛盾纠结,鲜有第二人。而且,正因为对1980年代体验太深,梁晓声对市场化时代是最缺少认同感的。这样的状况一直延伸到21世纪初叶。2013年,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梁晓声如是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时期是我感觉到中国相当不同的十年,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十年,也是我个人认为特别能体现一个向上的中国的精神品质的十年。那么,这十年过去之后,渐渐的又会不适应,比如说我曾经写过一篇长的社会杂文,叫《九三断想》,在九三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快速的、无序的、急功近利的商业时代,面临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所带来的种种社会浮躁,这个浮躁可能一直持续到今天。


四、伟大时代与平民浮沉

在梁晓声的创作历程中,他和时代一起经历了理想主义命题的正、反、合,执着于时代感,对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切身体验,让梁晓声心中有积郁很久的情感,有寻找爆发点的巨大能量。这就是他的长达113万字的《人世间》。《人世间》仍然是写作家所熟悉的A城,也不乏北大荒知青岁月的片断,但是,它的笔墨更为开阔,年代更为长久。周秉昆三兄妹所经历的,从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的1972年,到作品截止处的2010年代,这恰好是知青一代人从青春岁月走向社会到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漫长人生,也是梁晓声自己生命成长中最为重要的半个世纪;与此同时,这也是当代中国历史大转型的50年,是风云跌宕、柳暗花明的伟大时代。作家自身和他笔下的人物,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起伏、世事沧桑,与伟大的变革时代一起成长。

褪除了青春时代凌虚高蹈的理想之光,选取周秉昆这样一个鲜活的普通人为主人公,梁晓声的艺术选择,有了新的气象。周秉昆的性格特征可以用“义”加以表述。这其中,有来自社会底层的义气,有孔孟之道仁义为首的文化传承,也有来自雨果《悲惨世界》等文学名著中博大胸怀的影响。周秉昆一段时间里情不自禁地引用雨果作品中“我是一条虫”的句子,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周秉昆的“义”,是融合了各种文化要素的,这和许多作家在批判道德崩溃时竭力诉诸底层民众的道德优势是有所区别的。底层民众并没有道德豁免权。在《人世间》中,周秉昆的底层朋友圈的逐渐瓦解和疏离,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周家兄妹在这个大时代,都曾经得到过施展自己的才华的舞台,无论你是否能够冲上九霄,但这样的人生体验,确实是前所未有,人们在这百世难逢的大时代中摸索前行,然后又有足够长的时间去展现自己,有足够长的时间回望既往反思人生,在这样的人生长旅中获得情感的积蓄与释放,得到智慧的滋生与人性的涵养,活出了自我,活出了精气神。如同周秉昆那样,终于可以摆脱父亲、兄长的有意无意的压制和框范,能够堂堂正正又心气平和地进入人生晚景,不亦乐乎?

我自己非常看重的是《人世间》写危房改造中的一个环节:身为主管居民住房脱困问题的副市长周秉义,可以说是殚精竭力,做出最大的努力,实现了“光字片”的整体改造,给包括周秉昆、赶超和德宝等人极大地改善了居住条件,但是随之而来的各种流言蜚语恶意猜测乃至无端举报,既有来自政坛的权力之争,也有底层民众的猜忌嫉妒——他们不是嫉妒周秉义的官高权重,而是嫉妒那些在棚户区改造中得到更好的居住环境的商品房户主。这里鲜明地表现出梁晓声即对于社会底层民众之道德优越性的质疑。梁晓声总是强调自己出身于社会底层,对于底层民众有着本能的亲近与关爱,在许多作品中他对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的眷眷之情与赞誉之声尤为醒目。有论者指出,在《雪城》中,梁晓声写到的返城知青中,凡是那些出身优越的青年大都背弃了自己的家庭,那些出身底层的青年则都有上佳的表现。在《人世间》中,这样的热情让位于澄明的理性。周氏兄妹和他们的朋友邻居,虽然都出自底层,但是在各自的人生中,走向并不一致,尤其是在市场化时代人们各自的经济利益严重分化,人们的道德立场也受到严峻检验,并不是每个底层民众都能够将道德进行到底。这样,就有效地与民粹主义立场划清界限,强调人物的读书提升自我、知识改变命运,才能够对现实对青年人有更好的助益。

作者简介

张志忠 (1953— ),男,山西文水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