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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园文学馆馆藏《新青年》的背后:一本杂志开创的时代

发布日期:2019-06-30  点击量: 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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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园文学馆馆藏


编者按:

“五四“是一场救亡图存爱国主义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转向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的旨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革故鼎新的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和民主,也呼唤青春和文学。“五四”运动参加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在新文学的旗帜下从事文学创作也大多是青年学生,这期间产生的很多文学作品实际上就是校园文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学的开端,也是校园文学的开端,《新青年》是校园文学的重要载体,现中国校园文学馆有馆藏。



一、没钱的文人要办刊

1915年初夏,36岁的陈独秀在日本坐上了回国的海船。到达上海后,陈独秀找到私交很深的安徽同乡汪孟邹,说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的群益书社老板、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月出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

《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1916年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

即使这样,《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合作还是在出版到第七卷第六号就结束了。合作破裂的直接导火索是:《新青年》第七卷(每六期为一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比平常的页数要多。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张耗费是平常期数的一倍,如果不加价的话,亏本太多了。陈独秀脾气率真耿直,认为虽然页数多些,实在不该加价,由此爆发了争端。虽经汪孟邹两边跑,两边劝,却终于无法调停而宣告决裂了。

1922年7月,在出版了九卷第六号后,由于经济、政治、人力上的原因,《新青年》不得不休刊。1923 年6月在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四期,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改刊后只出了五期,到1926年7月就停止发行了。


二、文化名人的新文化阵地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1917年夏秋之际,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1887-1939)和刘半农(1891-1934)不断敦促周氏兄弟给《新青年》写稿。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不过鲁迅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倒是周作人很踊跃,不仅成了编辑部成员,而且已经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改为白话文。

1918年的《新青年》开始全部以白话文编写,内容上开始重视小说的创作。这与胡适到北大做《关于短篇小说》的著名演讲,以及周作人提倡小说创作,不无关系。

1918年4月,鲁迅开始写《狂人日记》,5月迅即问世。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和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狂人日记》的发表是“鲁迅”这一笔名的第一次使用。

就这样,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就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了。鲁迅是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从目前获得的情况看,似乎不能成立。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人士,鲁迅偶尔帮帮忙,参加一些聚会是有的,但也绝对不是那么积极卖力,更多的是埋头写点东西的热情。不过,鲁迅因为《新青年》焕发了“青年”的精神,而《新青年》也因为鲁迅的加盟变得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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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园文学馆馆藏


三、蔡元培的北大成就了《新青年》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组织过暗杀的老牌革命党在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后两天,就冒着严寒到陈独秀所在的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登门拜访。虽然他们是暗杀团时的战友,但这次蔡元培还是摆出了“三顾茅庐”的架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在北大当教员“唯学历论”盛行,陈独秀觉得自己一没文凭,二没经验,便以在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脱,蔡元培劝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就这样,陈独秀终于答应以三个月为期限来北大教书。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就职后三天即呈报教育部,两天后就获批准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在蔡元培全力支持下,招聘新派教师。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演生,先后汇聚到《新青年》,并到北大任教。即使是“国故派”的刘师培,也由陈独秀引进北大任教。陈独秀上任后,就写信给胡适,促其回国到北大做文学、哲学教授。

1917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在北大的风云际会,改革北大(教育革命)、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就结成一体了。

这一年,蔡元培51岁,陈独秀39岁,胡适27岁(虚岁),都是卯年生人,属兔,次第相差12岁。此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三人,也属卯兔。人称北大文科有“一窝名兔”,有一群“卯字号名人”。他们各据学理,互辩短长,尽管各有意气,都不忘尊重学理。

自此,《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开始了一刊一校的完美结合。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为北大引进天下名流,令北大文科几乎彻底改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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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园文学馆馆藏


四、胡适的白话文引爆文学革命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

同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这是胡适为文学改良身体力行的新诗“尝试”,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比如其中的《醉》: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1918年 1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意义,胡适回忆说:

“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

五、艰难时局下的波折

1920年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盯住,不得不悄悄地潜回上海。陈独秀觉得北京舆论环境恶化,与同人间的分歧亦越来越大,无法按照他的想法实施改革方案,所以决定将杂志重新移回上海。9月1日,陈独秀独自决定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新青年》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机关刊物,成立“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了。这期开篇文章就是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

对于《新青年》政党色彩过浓,年少气盛的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异议。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一语,胡适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部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支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并声明不谈政治;三是让《新青年》停办,但这种方法似乎妨碍“新青年社”的营业,所以建议考虑前面二种。对于胡适这封信,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等人都对前面两种方法表示赞成。

思想是否投契是彼此结合的基础,这是《新青年》当初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今日分道扬镳的根源。正如周氏兄弟所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地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此后陈望道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望道特地从原居搬到陈独秀寓所,这里后来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机关亦设在这里。

《新青年》逐渐如钱玄同所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杂志从第八卷一号至六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

北京同人很少再为它写文章,撰稿人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急切吁请周氏兄弟写稿,称唯有求助于他们两位。的确,北京同人只有周氏兄弟一如既往支持刊物,鲁迅仍在上面发表小说《故乡》,给这个困顿的刊物以最后的慰藉。

《新青年》这时迭遇不幸,第八卷五号编订还没出版就被租界巡捕房查没,并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自此编辑部由公开转向地下。第八卷六号不得不声明社址迁到广州,以作烟雾弹。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杂志一直撑到陈独秀1921年8月回上海,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休刊了事。

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既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这个月初,京师重地,五四爆发。


如果我们有穿越百年的目光,透过这本杂志定然会发现如下面孔:蔡元培、鲁迅、陈独秀、……他们的身后,一群怀抱梦想的青年,一个又一个不断被刷新的时代,正风雨兼程地奔波而来。

今天,我们会发觉《新青年》宣扬的真理中也夹杂着谬误,然而瑕不掩瑜。正如胡适所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它点燃的民主与科学之火,变革之光,依然能够照耀着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梦的道路上跋涉前行。

 

来源:《文史博览》 | 作者:南晨 王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