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钱的文人要办刊

1915年初夏，36岁的陈独秀在日本坐上了回国的海船。到达上海后，陈独秀找到私交很深的安徽同乡汪孟邹，说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的群益书社老板、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月出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

《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1916年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

即使这样，《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合作还是在出版到第七卷第六号就结束了。合作破裂的直接导火索是：《新青年》第七卷（每六期为一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比平常的页数要多。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张耗费是平常期数的一倍，如果不加价的话，亏本太多了。陈独秀脾气率真耿直，认为虽然页数多些，实在不该加价，由此爆发了争端。虽经汪孟邹两边跑，两边劝，却终于无法调停而宣告决裂了。

1922年7月，在出版了九卷第六号后，由于经济、政治、人力上的原因，《新青年》不得不休刊。1923 年6月在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四期，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改刊后只出了五期，到1926年7月就停止发行了。

二、文化名人的新文化阵地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1917年夏秋之际，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1887-1939）和刘半农（1891-1934）不断敦促周氏兄弟给《新青年》写稿。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不过鲁迅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倒是周作人很踊跃，不仅成了编辑部成员，而且已经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改为白话文。

1918年的《新青年》开始全部以白话文编写，内容上开始重视小说的创作。这与胡适到北大做《关于短篇小说》的著名演讲，以及周作人提倡小说创作，不无关系。

1918年4月，鲁迅开始写《狂人日记》，5月迅即问世。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和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狂人日记》的发表是“鲁迅”这一笔名的第一次使用。

就这样，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就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了。鲁迅是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从目前获得的情况看，似乎不能成立。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人士，鲁迅偶尔帮帮忙，参加一些聚会是有的，但也绝对不是那么积极卖力，更多的是埋头写点东西的热情。不过，鲁迅因为《新青年》焕发了“青年”的精神，而《新青年》也因为鲁迅的加盟变得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中国校园文学馆馆藏

三、蔡元培的北大成就了《新青年》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组织过暗杀的老牌革命党在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后两天，就冒着严寒到陈独秀所在的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登门拜访。虽然他们是暗杀团时的战友，但这次蔡元培还是摆出了“三顾茅庐”的架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在北大当教员“唯学历论”盛行，陈独秀觉得自己一没文凭，二没经验，便以在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脱，蔡元培劝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就这样，陈独秀终于答应以三个月为期限来北大教书。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就职后三天即呈报教育部，两天后就获批准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在蔡元培全力支持下，招聘新派教师。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演生，先后汇聚到《新青年》，并到北大任教。即使是“国故派”的刘师培，也由陈独秀引进北大任教。陈独秀上任后，就写信给胡适，促其回国到北大做文学、哲学教授。

1917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在北大的风云际会，改革北大（教育革命）、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就结成一体了。

这一年，蔡元培51岁，陈独秀39岁，胡适27岁（虚岁），都是卯年生人，属兔，次第相差12岁。此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三人，也属卯兔。人称北大文科有“一窝名兔”，有一群“卯字号名人”。他们各据学理，互辩短长，尽管各有意气，都不忘尊重学理。

自此，《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开始了一刊一校的完美结合。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为北大引进天下名流，令北大文科几乎彻底改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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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适的白话文引爆文学革命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

同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这是胡适为文学改良身体力行的新诗“尝试”，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比如其中的《醉》：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1918年 1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意义，胡适回忆说：

“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

五、艰难时局下的波折

1920年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盯住，不得不悄悄地潜回上海。陈独秀觉得北京舆论环境恶化，与同人间的分歧亦越来越大，无法按照他的想法实施改革方案，所以决定将杂志重新移回上海。9月1日，陈独秀独自决定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新青年》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机关刊物，成立“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了。这期开篇文章就是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

对于《新青年》政党色彩过浓，年少气盛的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异议。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一语，胡适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部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支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并声明不谈政治；三是让《新青年》停办，但这种方法似乎妨碍“新青年社”的营业，所以建议考虑前面二种。对于胡适这封信，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等人都对前面两种方法表示赞成。

思想是否投契是彼此结合的基础，这是《新青年》当初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今日分道扬镳的根源。正如周氏兄弟所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地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此后陈望道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望道特地从原居搬到陈独秀寓所，这里后来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机关亦设在这里。

《新青年》逐渐如钱玄同所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杂志从第八卷一号至六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

北京同人很少再为它写文章，撰稿人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急切吁请周氏兄弟写稿，称唯有求助于他们两位。的确，北京同人只有周氏兄弟一如既往支持刊物，鲁迅仍在上面发表小说《故乡》，给这个困顿的刊物以最后的慰藉。

《新青年》这时迭遇不幸，第八卷五号编订还没出版就被租界巡捕房查没，并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自此编辑部由公开转向地下。第八卷六号不得不声明社址迁到广州，以作烟雾弹。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杂志一直撑到陈独秀1921年8月回上海，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休刊了事。

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既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这个月初，京师重地，五四爆发。

如果我们有穿越百年的目光，透过这本杂志定然会发现如下面孔：蔡元培、鲁迅、陈独秀、……他们的身后，一群怀抱梦想的青年，一个又一个不断被刷新的时代，正风雨兼程地奔波而来。

今天，我们会发觉《新青年》宣扬的真理中也夹杂着谬误，然而瑕不掩瑜。正如胡适所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它点燃的民主与科学之火，变革之光，依然能够照耀着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梦的道路上跋涉前行。

（来源：《文史博览》　|　作者：南晨 王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