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作家刘震云走进北京大学，来到“小说家讲堂”的课堂，发表了“文学与哲学的量子纠缠”为主题的演讲。本次讲座也是“第三届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活动的第一讲。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哲学的量子纠缠》。
所谓“量子纠缠”，指的是二者之间的穿越、交叉、混合。什么是文学？通俗的说法是：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确实有一些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反映，但是如果文学仅仅是生活的反映，这样的作品一定是三流的作品。所以，我经常说一个观点，好的文学出现在生活停止的地方。生活在什么地方停止呢？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同一个情绪、同一个思绪在生活中，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反复琢磨和思考，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文学，它有时间把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同一个情绪、同一个思绪来分析和码放。
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谁聪明
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好的作家一定要嗜学。他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和见识，知道孔子、柏拉图、休谟、康德、萨特这些哲学家(这几个人水平差不多)。知道他们，才能知道世界上什么人对这个世界进行了怎样不同角度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看一些作品，开篇写得很好，中间就不行了，到后面就塌方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一些作家，第一部作品写得很好，第二部、第三部就不行了，为什么呢？
当然可以牵动很多原因，有人说缺乏生活，要体验生活。我觉得生活不用体验，生活永远扑面而来，谁也没有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今天我来北大不是生活吗？有人说我参加综艺节目。其实，这不也是体验生活吗？新形态的生活。
我参加脱口秀有很深的体会：脱口秀演员真是不容易。呼兰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英文说得比中文还好，又回到中国用中文说脱口秀。我觉得这个关系的结构有意思。还有徐志胜，长得跟潘安似的。相声一般是调侃对方、调侃捧哏的，但脱口秀演员都是自嘲，说自己的长相，说自己遇到什么糗事，把祖宗八代干的那些不靠谱的事从头到尾给捋一遍，从里边找个笑点让别人笑。我看脱口秀演员似乎看到了鲁迅。鲁迅先生说严于解剖自己，要胜过解剖别人。脱口秀演员像解剖青蛙一样在解剖自己，这不容易。我去了一趟脱口秀大会，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也充满了尊敬。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许多作家总会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写故事的人。很对，但是每个人写作的出发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写故事的人，他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包括天上飘过的一朵云、一段情绪、一个私心、一缕炊烟都可能让他写东西。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像阿基米德说的，你有一个支点能够把地球撬起来，能不能把地球撬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起码能够把一个小说给撬起来。这非常重要。
作家写到一定阶段，你会发现语言对于小说的意义也不重要，通过专业的训练形成语言风格没有问题；故事感人也很容易达到；最难的是故事的结构和人物的结构——这最考量一个作家思辨的能力(文学和哲学的量子纠缠在他身上的体现)，当然也包括他知识的广度与格局。
思想和认识支撑着写作。你有多大的见识、有多大的格局、有多大的知识储备，决定着你的输出。这个输出甚至可能只占据你储存的百分之一。如果你连古今中外那么多的聪明人，他们认识的角度和深度、广度，以及他们的视野都不知道，仅凭自己的小聪明，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谁聪明。
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
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白居易《卖炭翁》里的两句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好就好在充满着哲学的思辨，一个卖炭翁，风雪天在街上叫卖，衣服很单薄，但盼着天气更寒冷一些，为什么？因为炭好卖一些。
《琵琶行》中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反映了一个哲学思辨，人和人之间的相知和时间的关系，每天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未必相知，第一次见面却成了那么知心的朋友。他和她根本没有说话，是怎么相知的呢？通过“大珠小珠落玉盘”。“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听哭了，而且是青衫湿，不是衣袖湿。
李商隐有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君问归期未有期”是过去现在时，过去没有微信，也没有手机，妻子一封信寄到这里；“巴山夜雨涨秋池”是现在时，“何当共剪西窗烛”是现在将来时，“却话巴山夜雨时”是将来过去时。对于时空、对于命运的感触，我觉得是相当了不起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他收到妻子这封信时，妻子已经去世了，诗中所写是一种想象。如果是一种想象，这个诗的价值又翻了一倍。
凡是好的诗一定不单是情感和情愫的表达，一定有哲学的思辨。李白写得最好的两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两句都是千古名句，就是我们见不着唐朝的月亮，但是这个月亮曾经照过唐朝的人。唐朝有个不是特别出名的诗人陈陶，他写过“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在陕北，当时的塞外，人已变成了白骨，而在洛阳或长安，一个人春回梦里，以为他还是活着，还会回来。真正可怜的是这“闺中人”。
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觉得评委疯了。千万别迁怒，先仔细想一想，仔细读一读鲍勃·迪伦、听一听鲍勃·迪伦。他去年出了一本书《现代歌词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s)。他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手，他的词写得非常好，其中有一首《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
一座山要伫立多少年，才能被冲刷入海；(快赶上李白了)
一些人要存在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快赶上曼德拉了)
一个人要回转过多少次头，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扬
答案在风中飘扬。
另外，这个世界上的好作家，不但作品写得好，作品的名字也取得不同凡响。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我没读的时候，以为是写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一样的故事，但不是。他写的这个“红”是blood(鲜血)，写得惊心动魄。还有一个中国作家李洱，他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个作品名字也让我非常震动，为什么石榴树上能结樱桃？
但是，我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并不是说要把文学写成哲学。我的另外一句话是：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但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这也是一个量子纠缠。
哲学在什么地方会停止呢？哲学力图要把这个世界说明白，不管是《论语》，还是《道德经》，都力图把世界深处的道理说明白。哲学说不清的事是哪些事呢？比如人的内心、人的情绪、人的情感、人的私心、人的思考和人的灵魂，都是哲学永远说不清楚的。哲学说不清这些事谁来说？文学。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因为它的原因隐藏得非常之深。
文学中的“目光”：介入者与出走者
另外，文学中是有“目光”的。比如鲁迅先生，他跟他同时代的作家有很多区别，特别是和他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当然他们也写得非常好，但他们写的就是乡土文学，而鲁迅先生写乡土写出来的是世界性的作品。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并不是鲁迅先生对农村的生活比那些作家更熟悉，而是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目光和其他乡土作家的目光是不一样的。其他乡土作家是从一个村来看世界，鲁迅先生是从世界来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就写出了像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人物。
就我自己而言，写到《一句顶一万》的时候，感觉稍微开窍了一点。《一句顶一万》写的是一些不爱说话的人，比如与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染布的、破竹子的，还有传教的。我们村的人都不大爱说话，包括我也不爱说话，因为他说话不占地方，他说话也没有人听，他把对话变成了自言自语，久而久之在尴尬和自嘲的情形下，他也就不说话了。
但不爱说话并不是说他没有话。那他的话哪里去了？他的话被咽进去了。过去有一句话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打碎了的话也在往肚子里咽”。不爱说话到了肚子里就变成了心事，那么多不爱说话的人都在大街上走，万千心事汇成万千洪流，改变着生活，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哲学的辩证思考。
《一句顶一万句》里我写了传教士老詹的故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确实有很多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其中一个传教士来到了河南延津，他是意大利米兰人。意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别长，延津人嫌麻烦，叫他老詹。老詹来的时候眼睛是蓝的，黄河水喝多了，就变黄了；来的时候，鼻子是高的，但老在河南吃羊肉烩面，就变成了一个面团。四十年过去了，老詹在街上走，背着手，和一个卖葱的老头没有任何区别。他来到我们延津四十年就发展了八个信徒。
他在黄河边遇到了一个杀猪匠老曾，就说，老曾你信主啊。
老曾说，信主有什么好处？(这是中国人的思考习惯)
老詹说，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老曾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老曾，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说，你说得也对，那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吧。有忧愁你不找主找谁呢？主马上告诉你你是个罪人。
老曾又急了，我跟他一袋烟的交情也没有，咋知道错就在我呢？
老詹的教堂后来被县长征走了，他就住在一所破庙里，每天给菩萨上炷香：菩萨，保佑我再发展一个教徒。他心中的教义无处诉说，每天晚上用意大利文写信，写给远在米兰的他妹妹的孙子。正因为他在延津把主的福音说出来了，所以他对教义的理解非常深刻。这些深刻和独到的理解，漂洋过海回到米兰，进入一个八岁孩子的世界。八岁孩子觉得老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的信徒有几千万，他的教堂一定像米兰大教堂一样雄伟。老詹去世了，那些杀猪的、磨豆腐的、剃头的去给他办丧事，发现一张图纸，就像米兰大教堂一样宏伟的延津第二教堂的图纸。这时候，图纸活了，塔顶上的大钟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老詹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传教没传给别人，但传给了他自己。什么地方最适合传教，在不信教的地方。这个地方，有老詹的介入和没有老詹的介入是非常不同的。
《一句顶一万句》出法文版的时候，我去法国一个书店交流。一个法国女士站起来说，你知道我们老詹他妹妹的孙子现在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因为他在书里就是一个收信的小孩。那位女士说，他现在就是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听了之后我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责，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没有写好——哲学和文学的量子纠缠在我这里出现了。如果我当时能知道有这样的人物结构、知道八岁小孩未来成为了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视野和格局，《一句顶一万句》又不一样了。
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对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对的——但确实存在着不同的“道”。当你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肯定是想把它写好，但是你回头看也会有很多遗憾。当然缺点并不是坏事，失败也不是坏事，它是写下一部最大的动力。
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
最后，我想谈谈幽默。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幽默，那是他们没到我们村去——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幽默分很多层面：首先，是语言的幽默，但我的作品里没有一句话是幽默的，而是后面的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的幽默。当然，最好的幽默是结构背后道理的幽默。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写了河南饥荒那么大的灾难，但能够看到这个小说里的幽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生活背后的道理就很幽默。1942年因为旱灾和国民政府赈济不力等原因，河南死了三百万人。我认为，用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其实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重复死了三百万次。死了三百万人是一个事实，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是一个思考。因为这三百万人的死法、原因、动因，包括最后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能让一个事在同一片土地上重复三百万次，而且是死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三百万次的重复死亡？
在写小说之前我回了老家，想问问1942年的幸存者，比如我的外祖母。我说，姥姥我们聊聊1942年。1942年是哪一年？饿死人那一年。饿死人的年份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遗忘比残酷更触动我。人对恐惧的恐惧是一种恐惧，对恐惧的遗忘是另一种恐惧。
行，我说为了遗忘我就试试吧。接着我就把从1940年到1945年的世界范围内的文献都看了，包括《泰晤士报》《民国日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文件等等。看完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和小”之间的哲学问题：对一个区域来讲，三百万人很重要，特别对我们河南人而言；但是1942年发生了很多事：斯大林格勒战役、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等等，从《纽约时报》一直到《泰晤士报》，所有世界的新闻都集中在了斯大林格勒，集中在了宋庆龄访美，集中在了甘地绝食。有报道说丘吉尔感冒，却没有一个小豆腐块在说河南，那就证明河南死了三百万人，在世界的格局中是不重要的，对蒋委员长也是不重要的，他需要处理的是跟美国、英国、苏联之间的关系，包括进入胶着状态的中日战争——那些事情稍微处理不好，中国就会向别的方向偏离。但在内地死了三百万人，不会影响世界的格局。我突然发现他们不是因为旱灾饿死的。
这些是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对待自己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发现他们临死的时候没有责怪任何人，不迁怒，而是想起了自己的同乡——他三天前就饿死了，我比他多活了三天，我值了。这么大的灾难，最后用一个笑话说出来；这样的幽默，悲凉、残酷。饿死的人、受灾的人，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比对待别人的态度和世界对待他们的态度更加重要。
电影《1942》中，大饥荒过去后，蒋介石(陈道明饰)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饰)在桥上的一段对话。蒋介石问：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河南省主席答：政府统计1284人，实际300万人。这样的幽默是从故事结构、人物结构，包括人性和灵魂的缝隙中透出来的一丝冷风。当你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严酷的事实时，严酷会变成一堵墙，鸡蛋撞上去就碎了。当你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严酷时，幽默就像大海，严酷会变成冰，它掉到幽默的大海里，融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