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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发布日期:2023-04-08  点击量: 1253


日前,作家刘震云走进北京大学,来到“小说家讲堂”的课堂,发表了“文学与哲学的量子纠缠”为主题的演讲。本次讲座也是“第三届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活动的第一讲。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哲学的量子纠缠》。

所谓“量子纠缠”,指的是二者之间的穿越、交叉、混合。什么是文学?通俗的说法是: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确实有一些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反映,但是如果文学仅仅是生活的反映,这样的作品一定是三流的作品。所以,我经常说一个观点,好的文学出现在生活停止的地方。生活在什么地方停止呢?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同一个情绪、同一个思绪在生活中,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反复琢磨和思考,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文学,它有时间把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同一个情绪、同一个思绪来分析和码放。

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谁聪明

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好的作家一定要嗜学。他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和见识,知道孔子、柏拉图、休谟、康德、萨特这些哲学家(这几个人水平差不多)。知道他们,才能知道世界上什么人对这个世界进行了怎样不同角度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看一些作品,开篇写得很好,中间就不行了,到后面就塌方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一些作家,第一部作品写得很好,第二部、第三部就不行了,为什么呢?

当然可以牵动很多原因,有人说缺乏生活,要体验生活。我觉得生活不用体验,生活永远扑面而来,谁也没有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今天我来北大不是生活吗?有人说我参加综艺节目。其实,这不也是体验生活吗?新形态的生活。

我参加脱口秀有很深的体会:脱口秀演员真是不容易。呼兰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英文说得比中文还好,又回到中国用中文说脱口秀。我觉得这个关系的结构有意思。还有徐志胜,长得跟潘安似的。相声一般是调侃对方、调侃捧哏的,但脱口秀演员都是自嘲,说自己的长相,说自己遇到什么糗事,把祖宗八代干的那些不靠谱的事从头到尾给捋一遍,从里边找个笑点让别人笑。我看脱口秀演员似乎看到了鲁迅。鲁迅先生说严于解剖自己,要胜过解剖别人。脱口秀演员像解剖青蛙一样在解剖自己,这不容易。我去了一趟脱口秀大会,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也充满了尊敬。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许多作家总会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写故事的人。很对,但是每个人写作的出发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写故事的人,他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包括天上飘过的一朵云、一段情绪、一个私心、一缕炊烟都可能让他写东西。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像阿基米德说的,你有一个支点能够把地球撬起来,能不能把地球撬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起码能够把一个小说给撬起来。这非常重要。

作家写到一定阶段,你会发现语言对于小说的意义也不重要,通过专业的训练形成语言风格没有问题;故事感人也很容易达到;最难的是故事的结构和人物的结构——这最考量一个作家思辨的能力(文学和哲学的量子纠缠在他身上的体现),当然也包括他知识的广度与格局。

思想和认识支撑着写作。你有多大的见识、有多大的格局、有多大的知识储备,决定着你的输出。这个输出甚至可能只占据你储存的百分之一。如果你连古今中外那么多的聪明人,他们认识的角度和深度、广度,以及他们的视野都不知道,仅凭自己的小聪明,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谁聪明。

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

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白居易《卖炭翁》里的两句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好就好在充满着哲学的思辨,一个卖炭翁,风雪天在街上叫卖,衣服很单薄,但盼着天气更寒冷一些,为什么?因为炭好卖一些。

《琵琶行》中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反映了一个哲学思辨,人和人之间的相知和时间的关系,每天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未必相知,第一次见面却成了那么知心的朋友。他和她根本没有说话,是怎么相知的呢?通过“大珠小珠落玉盘”。“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听哭了,而且是青衫湿,不是衣袖湿。

李商隐有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君问归期未有期”是过去现在时,过去没有微信,也没有手机,妻子一封信寄到这里;“巴山夜雨涨秋池”是现在时,“何当共剪西窗烛”是现在将来时,“却话巴山夜雨时”是将来过去时。对于时空、对于命运的感触,我觉得是相当了不起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他收到妻子这封信时,妻子已经去世了,诗中所写是一种想象。如果是一种想象,这个诗的价值又翻了一倍。

凡是好的诗一定不单是情感和情愫的表达,一定有哲学的思辨。李白写得最好的两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两句都是千古名句,就是我们见不着唐朝的月亮,但是这个月亮曾经照过唐朝的人。唐朝有个不是特别出名的诗人陈陶,他写过“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在陕北,当时的塞外,人已变成了白骨,而在洛阳或长安,一个人春回梦里,以为他还是活着,还会回来。真正可怜的是这“闺中人”。

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觉得评委疯了。千万别迁怒,先仔细想一想,仔细读一读鲍勃·迪伦、听一听鲍勃·迪伦。他去年出了一本书《现代歌词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s)。他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手,他的词写得非常好,其中有一首《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

一座山要伫立多少年,才能被冲刷入海;(快赶上李白了)

一些人要存在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快赶上曼德拉了)

一个人要回转过多少次头,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扬

答案在风中飘扬。

另外,这个世界上的好作家,不但作品写得好,作品的名字也取得不同凡响。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我没读的时候,以为是写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一样的故事,但不是。他写的这个“红”是blood(鲜血),写得惊心动魄。还有一个中国作家李洱,他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个作品名字也让我非常震动,为什么石榴树上能结樱桃?

但是,我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并不是说要把文学写成哲学。我的另外一句话是: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但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这也是一个量子纠缠。

哲学在什么地方会停止呢?哲学力图要把这个世界说明白,不管是《论语》,还是《道德经》,都力图把世界深处的道理说明白。哲学说不清的事是哪些事呢?比如人的内心、人的情绪、人的情感、人的私心、人的思考和人的灵魂,都是哲学永远说不清楚的。哲学说不清这些事谁来说?文学。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因为它的原因隐藏得非常之深。

文学中的“目光”:介入者与出走者

另外,文学中是有“目光”的。比如鲁迅先生,他跟他同时代的作家有很多区别,特别是和他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当然他们也写得非常好,但他们写的就是乡土文学,而鲁迅先生写乡土写出来的是世界性的作品。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并不是鲁迅先生对农村的生活比那些作家更熟悉,而是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目光和其他乡土作家的目光是不一样的。其他乡土作家是从一个村来看世界,鲁迅先生是从世界来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就写出了像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人物。

就我自己而言,写到《一句顶一万》的时候,感觉稍微开窍了一点。《一句顶一万》写的是一些不爱说话的人,比如与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染布的、破竹子的,还有传教的。我们村的人都不大爱说话,包括我也不爱说话,因为他说话不占地方,他说话也没有人听,他把对话变成了自言自语,久而久之在尴尬和自嘲的情形下,他也就不说话了。

但不爱说话并不是说他没有话。那他的话哪里去了?他的话被咽进去了。过去有一句话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打碎了的话也在往肚子里咽”。不爱说话到了肚子里就变成了心事,那么多不爱说话的人都在大街上走,万千心事汇成万千洪流,改变着生活,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哲学的辩证思考。

《一句顶一万句》里我写了传教士老詹的故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确实有很多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其中一个传教士来到了河南延津,他是意大利米兰人。意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别长,延津人嫌麻烦,叫他老詹。老詹来的时候眼睛是蓝的,黄河水喝多了,就变黄了;来的时候,鼻子是高的,但老在河南吃羊肉烩面,就变成了一个面团。四十年过去了,老詹在街上走,背着手,和一个卖葱的老头没有任何区别。他来到我们延津四十年就发展了八个信徒。

他在黄河边遇到了一个杀猪匠老曾,就说,老曾你信主啊。

老曾说,信主有什么好处?(这是中国人的思考习惯)

老詹说,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老曾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老曾,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说,你说得也对,那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吧。有忧愁你不找主找谁呢?主马上告诉你你是个罪人。

老曾又急了,我跟他一袋烟的交情也没有,咋知道错就在我呢?

老詹的教堂后来被县长征走了,他就住在一所破庙里,每天给菩萨上炷香:菩萨,保佑我再发展一个教徒。他心中的教义无处诉说,每天晚上用意大利文写信,写给远在米兰的他妹妹的孙子。正因为他在延津把主的福音说出来了,所以他对教义的理解非常深刻。这些深刻和独到的理解,漂洋过海回到米兰,进入一个八岁孩子的世界。八岁孩子觉得老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的信徒有几千万,他的教堂一定像米兰大教堂一样雄伟。老詹去世了,那些杀猪的、磨豆腐的、剃头的去给他办丧事,发现一张图纸,就像米兰大教堂一样宏伟的延津第二教堂的图纸。这时候,图纸活了,塔顶上的大钟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老詹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传教没传给别人,但传给了他自己。什么地方最适合传教,在不信教的地方。这个地方,有老詹的介入和没有老詹的介入是非常不同的。

《一句顶一万句》出法文版的时候,我去法国一个书店交流。一个法国女士站起来说,你知道我们老詹他妹妹的孙子现在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因为他在书里就是一个收信的小孩。那位女士说,他现在就是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听了之后我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责,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没有写好——哲学和文学的量子纠缠在我这里出现了。如果我当时能知道有这样的人物结构、知道八岁小孩未来成为了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视野和格局,《一句顶一万句》又不一样了。

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对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对的——但确实存在着不同的“道”。当你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肯定是想把它写好,但是你回头看也会有很多遗憾。当然缺点并不是坏事,失败也不是坏事,它是写下一部最大的动力。

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

最后,我想谈谈幽默。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幽默,那是他们没到我们村去——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幽默分很多层面:首先,是语言的幽默,但我的作品里没有一句话是幽默的,而是后面的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的幽默。当然,最好的幽默是结构背后道理的幽默。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写了河南饥荒那么大的灾难,但能够看到这个小说里的幽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生活背后的道理就很幽默。1942年因为旱灾和国民政府赈济不力等原因,河南死了三百万人。我认为,用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其实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重复死了三百万次。死了三百万人是一个事实,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是一个思考。因为这三百万人的死法、原因、动因,包括最后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能让一个事在同一片土地上重复三百万次,而且是死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三百万次的重复死亡?

在写小说之前我回了老家,想问问1942年的幸存者,比如我的外祖母。我说,姥姥我们聊聊1942年。1942年是哪一年?饿死人那一年。饿死人的年份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遗忘比残酷更触动我。人对恐惧的恐惧是一种恐惧,对恐惧的遗忘是另一种恐惧。

行,我说为了遗忘我就试试吧。接着我就把从1940年到1945年的世界范围内的文献都看了,包括《泰晤士报》《民国日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文件等等。看完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和小”之间的哲学问题:对一个区域来讲,三百万人很重要,特别对我们河南人而言;但是1942年发生了很多事:斯大林格勒战役、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等等,从《纽约时报》一直到《泰晤士报》,所有世界的新闻都集中在了斯大林格勒,集中在了宋庆龄访美,集中在了甘地绝食。有报道说丘吉尔感冒,却没有一个小豆腐块在说河南,那就证明河南死了三百万人,在世界的格局中是不重要的,对蒋委员长也是不重要的,他需要处理的是跟美国、英国、苏联之间的关系,包括进入胶着状态的中日战争——那些事情稍微处理不好,中国就会向别的方向偏离。但在内地死了三百万人,不会影响世界的格局。我突然发现他们不是因为旱灾饿死的。

这些是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对待自己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发现他们临死的时候没有责怪任何人,不迁怒,而是想起了自己的同乡——他三天前就饿死了,我比他多活了三天,我值了。这么大的灾难,最后用一个笑话说出来;这样的幽默,悲凉、残酷。饿死的人、受灾的人,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比对待别人的态度和世界对待他们的态度更加重要。

电影《1942》中,大饥荒过去后,蒋介石(陈道明饰)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饰)在桥上的一段对话。蒋介石问: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河南省主席答:政府统计1284人,实际300万人。这样的幽默是从故事结构、人物结构,包括人性和灵魂的缝隙中透出来的一丝冷风。当你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严酷的事实时,严酷会变成一堵墙,鸡蛋撞上去就碎了。当你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严酷时,幽默就像大海,严酷会变成冰,它掉到幽默的大海里,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