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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龙: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价值旨归

《中国社会科学》| 张国龙 发布日期:2021-08-30  点击量: 110

摘要:在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儿童文学一直不受重视,少年儿童形象更难进入研究者视野。这与儿童文学的创作实际和丰富多彩的少年儿童形象极不相称。其实,中国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非常重要,概因儿童文学别具特色、人物形象自成谱系,更表现为今日之少年儿童即为国家民族未来之栋梁与希望。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感召下的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已成一种历史传承,有着独特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规律,也以其独特的深刻内涵和品质境界感染读者,并成为红色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和宝贵精神遗产。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应在继承传统成功经验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超越少年儿童中心主义的本位观,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理想,重塑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 少年儿童形象 红色少年儿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族精神

作者张国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在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是个短板,也处于边缘化状态。这主要表现在:研究人员稀缺,研究成果寥落,研究理论方法比较单一,研究观念较为滞后,甚至出现价值观的笼统、模糊和偏向,造成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在整个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的缺席失语。这与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丰富性、特殊性、重要性很不相称。本文着力探讨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中少年儿童形象的塑造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感召下少年儿童的成长,以调整和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儿童文学观,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为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启示。

一、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意义

何以会出现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不受研究者重视的窘境?恐怕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崇老”或曰“以老者为尊”,儿童处于边缘、弱势地位。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一状况虽大有改观,但其历史惯性和文化积弊很难遽然根除。二是在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文学中,儿童文化较为复杂,少年儿童思想较为薄弱,少年儿童意识较为模糊,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价值观念较为芜杂,研究殊为不易。三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学对中国新文学具有引领性,西方少年儿童观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起到制导作用,这在为儿童文学带来现代性思想的同时,也形成一种覆盖,导致研究不接地气,难以适合中国国情。四是许多人认为,关于小孩子的文学并无多少研究价值,因为儿童文学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涉及面窄,单纯得一览无余,难以引起研究者兴趣,有深度和可持续性研究也就变得愈加困难。其实,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需要引起学界和全社会高度重视和关注。

首先,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对于成年人及国家民族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般说来,儿童指的是未成年人。在中国,18岁是儿童和成年人的分界线。既然儿童不同于成年人,儿童文学必有别于成年人的文学。事实上,轻视、忽略和否定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既没有大局观,也不是明智之举,甚至会导致失去未来。这是因为:第一,在人的一生中,少年儿童阶段至关重要,今日之少年儿童即为明日之青年、壮年和老年,今日的成年人哪个不是曾经的少年儿童?因此,必须站在整个人生链条上看待少年儿童问题。第二,少年儿童不只是非成年人,也不能与幼稚、不成熟画等号,他们在国家社会未来发展中还承担着重大使命。梁启超有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充分彰显了少年儿童之于国家未来的希冀与憧憬。第三,中国古代文化整体尊崇老者,但并非完全不重视儿童。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朱熹强调应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发展进行施教,即“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王守仁发现,儿童具有“乐嬉游而惮拘检”的独特心理。袁宏道盛赞“赤子”“稚子”,崇尚儿童的自然美与淳朴美。他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而无往而非趣也。”李贽提出“童心说”,“童心”即“真心”“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于此可见,少年儿童有别于成年人,给予他们的文学必有独特之审美规范。这就不会将中国儿童文学与传统割裂开来,其研究就会获得历史纵深感。第四,塑造少年儿童形象是儿童文学的书写重心,各时期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必然承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价值观念。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也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吸纳以往价值观念基础上获得超越性。通过塑造新时代少年儿童形象、培育其未来民族精神,将中国儿童文学引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少年儿童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未来中国发展的意义,他指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今天这一代少年儿童一定能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从小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星星火炬的照耀下,在党的阳光的沐浴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如秉持这样的广度、高度和深度,无疑就能拓展创作与研究的巨大时空,获得巨大的发展契机。

其次,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起与新文学的发生紧密相连,其现代价值自然也就得以凸显。

对于少年儿童形象的关注可追溯到中国古代,但是,儿童文学的兴起则与新文学的发生及其现代性发展有关,是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催生了儿童文学,并进入了现代的发展轨道。早在1632年,夸美纽斯提出“种子说”,即儿童天生拥有“知识、德行、虔信的种子”。1762年,卢梭在《爱弥儿》中率先“发现了儿童”,指出儿童与成人异质,“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恩格斯指出:“孩童的精神发展则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晚些时候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杜威承接卢梭的衣钵,通过批判旧式教育明确提出“儿童中心主义”。杜威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来华讲学,让“儿童中心主义”观念在中国风靡一时。为此,《新青年》杂志刊登了“杜威专号”,发表杜威著名的教育理论,这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平民主义与教育》和《杜威教育哲学》中有所体现。杜威认为:“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一种变革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基于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始生成。茅盾直言:中国的“‘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是受到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结果。严复翻译《天演论》,阐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提出“人老则难于学新”,只有“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中华民族才有希望。鲁迅则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所以,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以“幼者本位”批判“长者本位”,提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他还多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

梁启超在《论幼学》中强调儿童接受良好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而教之以图算器艺语言文学。”“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始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为此,梁启超强调基于“儿童本位”意识的儿童趣味教育,即重视“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诸如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美工)等对儿童个性和情感需求大有益处。梁启超提倡审美教育,在《趣味主义与教育趣味》中说:“人生在幼年青年时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秉持新式“儿童观”,既促进了中国近代儿童教育改革,又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勃兴。梁启超尤重儿童诗歌,认为它是“改造国民之品质”的“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甚至在《新少年歌》中说:“思救国,莫草草,大家著意铸新脑,西学皮毛一齐扫。新少年,姑且去探讨。”此时,中国的原创儿童小说不多,多为外国作品如《十五小豪杰》《二勇少年》《小子志之》《馨儿就学记》等的翻译。此外,还有一些改编、译写的作品,如孙毓修、朱天民等借鉴史书和外国作品《雾海孤帆》编写的儿童小说。这些作品不管是爱国、科学、教育题材还是冒险,皆彰显了“儿童本位”的启蒙意识。当然,囿于当时中国贫瘠的儿童文化环境,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创译的蕴含教育意义的儿童诗歌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但其打破“非儿童本位”而彰显“儿童本位”的启蒙意义不可低估。周作人运用人类学方法搜集本地儿歌、童话,发表《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有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童话论正是基于民俗学的方法。很显然,这并不是他自己的独创,仍然是由借鉴吸收西欧现代童话理论而展开的。”周作人还注重“原始心理”研究,认为“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由此可见周作人儿童观的来龙去脉。

中国儿童文学是伴随新文学产生的,其少年儿童文化思想与整个世界潮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步而行。在“五四”前后,不少文学文化先哲的高度重视、积极引介、创作评论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儿童文学的兴起与现代思想文化启蒙和个性解放直接相关,也因此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少年儿童的发现与文学形象塑造,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笔宝贵思想文化资源和精神遗产。

随着儿童文学的生成,少年儿童开始被发现,其文学形象塑造就变得逐渐丰富饱满起来。如果说在五四时期之前,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和作品翻译角度推进“儿童文学”孕育产生;那么,五四时期及之后对于少年儿童形象的塑造则变为主要任务,因为作家毕竟是靠文学作品说话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如此,没有高质量的作品,不能塑造出个性鲜明、有社会影响的少年儿童形象,所有一切都无从谈起。不过,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没有停留在空泛的意义上,而是从社会问题入手,从少年儿童的发现、教育、培养着眼,力图展示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精神高度和思想境界。

蔡元培一直强调军国民、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等的教育,特别是美育教育。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中,他说:“儿童满了三岁,要进幼稚园了。幼稚园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过渡机关。……儿童满了六岁,就进小学校……专属美育的课程,是音乐、图画、运动、文学等。到中学时代,他们自主力渐强,表现个性的冲动渐渐发展,选取的文字、美术,可以复杂一点。悲壮、滑稽的著作,都可应用了。”茅盾提出:“大概是‘五四’运动的上一年罢,《新青年》杂志有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五四’时代的开始,‘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郭沫若说:“人类社会底根本改造总当从人底改造做起,人的根本改造更当从儿童底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做起。……儿童文学底提倡对于我国彻底腐败底社会,无创造能力底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由此可见,社会问题和少年儿童问题催生了儿童的发现,也促进了儿童文学的成长、发展与深化。

与此相关的是,少年儿童本位观的生成。这是一种站在少年儿童视角,从其本性、个性出发,思考、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观念。由此少年儿童本位观,作家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儿童文学也就变得面目一新,成为现代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元培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中,强调儿童个性发展的重要性。鲁迅指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此时,新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喷薄而出。为了启迪未来的小国民,一种专为儿童量身定制的文学应运而生,中国儿童文学进入自觉、自主、自为阶段,并迎来了发展良机。1921年,文学研究会发起了“儿童文学运动”,将“儿童本位”推向了全国。郭沫若认为:“儿童文学无论其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戏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底感官可以直愬于其精神堂奥,以表示准依儿童心理所生之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郑振铎提出:“儿童文学——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作家队伍蔚为大观,创作成果丰硕,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冰心、郑振铎、叶圣陶、赵景深、夏丐尊、胡愈之、徐调孚、谢六逸、褚东郊等人较有代表性,《新青年》《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等刊登大量儿童文学作品。概括起来,此时期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主要有四类:其一,生命力十足的儿童,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可为代表。其二,纯真善良的儿童,如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惠姑。其三,天性好玩的儿童,如张天翼《大林与小林》中的儿童。其四,充满童心爱心的儿童,如叶圣陶《阿菊》中的阿菊。这些少年儿童形象虽寄寓了国民性启蒙和国家民族意识,但主要是基于“少年儿童本位”立场,展现其天真无邪、自然自由、快乐幸福等特点,反映了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深刻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少年儿童本位”理解的片面性,此时期亦出现忽视少年儿童责任,甚至对爱国主义教育表示反感的倾向。这是少年儿童发现过程中出现的观念偏差,应予以纠正。比如,周作人在1921年和1923年撰文反对《儿童报》上的“国耻号”和《小朋友》上的“提倡国货号”,反映了他“儿童本位”观的偏颇。他说:“中国正在提倡国耻教育,我以小学生的父兄的资格,正式的表示反对。我们期望教育者授与学生智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我们期望教育者能够替我们造就各个完成的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好分子,不期望他为贩猪仔的人,将我们子弟贩去做那颇仑们的忠臣,葬到凯旋门下去!”显然,周作人将“儿童本位”矮化、窄化了,并将少年儿童与国家、民族分割开来。事实上,没有国家、民族作为依傍,“儿童本位”便是乌托邦。这也是单向度接受西方现代性思想,给儿童文学创作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由此也可理解,后来的周作人为何由一个“五四”启蒙者变成退隐者。当新文化和新文学只遵从“儿童本位”这一儿童观,且将“儿童”单纯、善良、自然、美好的天性理想化、孤立化、西方化,极易误入歧途并出现误导情况。“儿童本位”绝非万能之匙,亦非儿童文学的唯一书写路径,更不可自我封闭和囫囵排他。尤其是在战争等特殊年月,“儿童本位”举步维艰。战争不会让儿童走开,敌人的枪口也一定不会不对准我们的儿童。因此,固守“儿童本位”是自欺欺人,必须作出相应调整,衍生出新的价值观,方能塑造出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本真儿童形象。否则,便有神化“儿童本位”之虞。因此,“儿童本位”的确立一面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另一面,亦有其局限和掣肘,即在失去规约后变得唯我独尊。

二、中国新文学中的少年儿童形象类型

中国新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可谓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琳琅满目。目前,最受重视和关注的主要有工农兵、妇女、医生、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大学生、艺术家,可谓三百六十行,行行有文学形象,其相关研究也是成绩斐然。然而,大量的少年儿童形象却是一直没得到足够重视,成为一个薄弱地带甚至盲区,更不要说形成系统科学的人物形象谱系。而无法达成谱系学所谓的“在人类知识史尽可能清晰而完整的存在性敞开中,指引性地为一切学术涉身者提供现实与未来存在解困知识方案的敞亮世界”。这与忽略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文学研究观念有关。从类型角度分析中国新文学中的少年儿童形象,有助于填补以往文学形象研究的空白,对于展示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风采,确立形象塑造的价值选择,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概略说来,中国新文学塑造少年儿童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有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文学之别。从少年儿童形象的塑造来看,儿童文学无疑具有主体性并起到关键性作用,它代表着少年儿童观、少年儿童文学观、少年儿童形象观,也是儿童文学作家思想文化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所谓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主要来源于儿童文学,这也是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主要成就。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忽略非儿童文学中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因为中国新文学有山丰海富的大量文本,其对于少年儿童的描写往往难以计数。最重要的是,因为作家和研究者都相对忽略少年儿童形象,所以在塑造和探讨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将之作为一个余数看待,甚至当成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四舍五入了,从而造成极大的浪费和巨大的损失。其实,一些非儿童文学塑造的少年儿童形象有着各式各样的意义蕴含,他们以不同方式程度不同地作为镜像或叙事策略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如鲁迅《故乡》中的少年闰土,是一个多么生机勃勃的阳光少年;然而,多年之后的成年闰土则变得麻木不仁,一下子失去了青春活力。闰土特别是少年闰土这一形象,其实包含了鲁迅对于启蒙思想的急切召唤,也是对扼杀少年儿童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强烈抨击。与此相关的少年儿童形象还有巴金《寒夜》中塑造的“一个不多余的‘多余形象’”汪小宣,这是一个被如同寒夜的家庭压迫得几乎窒息的少年,充满悲剧感和启蒙意识。曹禺《雷雨》中的少年周冲,他原来是多么纯真快乐自由奔放,然而很快就被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吞没。另有一些少年儿童形象也许并未被作家赋予多少意义,然而却反衬了成年人世界的现实面影,以及留下关于少年儿童作为社会配角甚至多余人的一声叹息。这包括鲁迅《社戏》中不分彼此偷自家毛豆招待小伙伴的阿发,老舍《四世同堂》中被早熟遮蔽了童真快乐的小顺子和妞子,萧红《呼兰河传》中少不更事、天真无邪的“我”,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始终未被成人世界异化的小黑孩,张一弓《猎狐》中不愿像所有成年人那般明哲保身而孤身救人的小石锁,韩少功《爸爸爸》中暮气苍苍的孩子,王安忆《小鲍庄》中被成人戴上种种光环后变形的捞渣,等等。特别是《呼兰河传》中童年的“我”,既抚慰了国破家亡贫病交加的萧红,又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写作《呼兰河传》时,萧红的故乡已经沦陷,中国风雨飘摇。尽管故乡蒙昧、悲惨,令人心痛、心碎,但它仍是萧红的最温暖记忆。所谓“儿不嫌娘丑”“儿在天涯,心在故乡”。祖父的溺爱,对“我”近乎孩子气的包容,无疑是萧红永不褪色的童年记忆。童年时“我”的澄澈,映照出多数成年人的麻木委顿。通过比较可见,在儿童文学之外,有一个博大、斑驳甚至光怪陆离的少年儿童形象世界,这是由非儿童文学塑造的,其中往往直接或间接寓含了成年人文学的启蒙思想意识。

二是纯真少年儿童与问题少年儿童。在少年儿童形象塑造过程中,有不少天真无邪、自然快乐、幸福安然的形象,这往往与美好时代有关,也与作家的文学观和儿童观有关,还与对于儿童本位价值观的推崇有关。这类形象非常之多,也代表了少年儿童形象的本色特点,是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具有代表性的有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林英子,她纯真无邪、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好打抱不平,有点儿英雄气概。作品以小女孩林英子朴拙的人生观、世界观打量斑驳的世事人情,准确描摹出时代语境。妞儿果真是小桂子吗?只有童心未泯的英子才会如此想当然。只有她才会认为秀贞并没“疯”,而是在玩类似过家家的游戏。只有她才会为贼担心,担心贼被抓走,他的弟弟和妈妈谁来养活?价值判断的偏差正好映照了她纯正的童心。她对宋妈真切的同情,以及不理解宋妈为何不照顾自己的孩子却照看别人的孩子,亦确证了童心的纯粹。铁凝《哦,香雪》塑造了淳朴善良、学习优秀的乡村少女香雪,秦文君《女生贾梅》塑造了朝气蓬勃、心地善良、可亲可爱的女生贾梅,等等。不过,与之相对的是问题少年,他们有时与时代社会不合拍,有时包含了复杂的内心世界甚至不健康因素,这在新时期文学中较有代表性。如刘心武《班主任》中的谢惠敏是个中学生,令人心寒恐惧的是,在其“好孩子”的外表下,其实包含了一颗思想僵化的畸形的心,从而变为一个关于“救救被坑害的孩子”的解放主题,接续了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启蒙之声。还有王安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中的女生张莎莎,她爱打小报告、背地里喜欢对同学指指点点,显然是问题少女。

三是健康少年儿童与残疾少年儿童。在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长者占较大比例,他们与国家、社会、家庭发展同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少年儿童成为祖国的花朵,也成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中的王葆就是一个健康的好孩子,他通过努力改正了缺点,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黄蓓佳《我要做好孩子》中的金铃虽然成绩中等,但她机敏、善良、正直,为了能成为爸妈和老师心目中的“好孩子”,做了种种努力尝试。还有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中活泼机智的“淘气包”马小跳,郑渊洁《皮皮鲁全传》中爱出风头、有冒险精神的“顽皮大王”皮皮鲁,铁凝《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中个性鲜明、敢说敢当、不愿循规蹈矩的女生安然。但此外,中国新文学还塑造了不少残疾少年儿童,这是一个不被重视、更缺乏研究的特殊领域,具有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学的价值意义。这类残疾儿童有的身残志坚,有的被社会冷落,有的自我压抑,还有的内心充满矛盾困惑,更有的陷入难以自拔的恐惧。如曹文轩《草房子》中的秃顶少年秃鹤因残疾而时遭嘲笑,并频频与人发生冲突。为避免被围观嘲笑,即或在夏天他也戴着帽子遮住亮光光的秃头,甚至抹生姜希求长出头发,却一步步把自己推向众人的对立面。最终,他因在学校组织的文娱会演中救场,演活了凶恶丑陋的杨大秃瓢,得到大家尊重。他虽无法改变残疾,但残疾未能让他低下高贵的头颅,并找回尊严,令人钦佩。苏童《刺青时代》中的瘸腿男孩小拐,被暴力戕害,沦为幽居的自闭者。这一组形象可通过比较进行具有特色的研究,更可达到相互映照的艺术效果,推动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研究走向深入。

四是幸福少年儿童与苦难少年儿童。这主要与新旧社会前后的不同变化有关,也与家庭变故有关,还与自身的条件差异有关,更与自己的内在心灵的区别有关。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尽显时代、社会、家庭以及世道人心的变化甚至是沧海桑田。关于“生在阳光下,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自然充满幸福感,这样的形象往往以真诚、自信、饱满、充实为其显著特征;然而,那些苦难少年儿童则深陷困难曲折甚至挫折的泥潭,有的还有性命之忧,此类形象往往充满悲剧感、生命张力、意志的倔强,还有一种令人震撼的苍凉与无奈。如冰心《三儿》中因赤贫拾荒丧命的苦难儿童三儿,他“背着一个大筐子,拿着一个带钩的树枝儿”到处拾荒。一次,兵丁在广场打靶,三儿为捡弹壳不幸被子弹击中。兵丁只赔了他20块,三儿用血淋淋的小手接过票子递给母亲。王统照《湖畔儿语》写一个苦孩子小顺的心灵熬煎,母亲因为贫穷被迫卖淫,有家不能回。“作品还把小顺一家的悲惨遭遇放在优美、恬静的湖畔夜景中来展示,形成强烈对比,这是颇具匠心的艺术构思。”庐隐《两个小学生》讲述了参加请愿的两个小学生遭军警镇压的故事。还有洪灵菲《女孩》、沙汀《码头上》、艾芜《爸爸》、王鲁彦《童年的悲哀》、戴平万《小丰》、阿英《小林禽》等,皆讲述了“苦难儿童”的悲惨童年。萧红《生死场》中刚出生一个月就被父亲摔死的小金枝,还有家喻户晓的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等都是如此。这些形象的最大特点是更加立体,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启蒙意识更加明确。

五是普通少年儿童与英雄少年儿童。所谓“普通少年儿童”是指平凡无奇、普普通通、与一般人没多少差异的少年儿童,这在中国新文学中最为常见和普遍。具体而言,他们并无过人之处,学习普通,长相平平,家境一般,在学校和家里表现得中规中矩;他们不是捣蛋鬼、调皮大王,很容易被老师忽略。因此,普通儿童形象更具普遍意义。这类少年儿童形象之所以通常被忽视,唯因没有过人之处,不具有典型、榜样、楷模的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普通少年儿童才能获得典型意义,具有更好的示范性和引导性。如张之路《少年刘大公的烦恼》中的普通少年刘大公。他们大多有缺点,有缺点的文学形象反倒容易有特色,而且更容易被人记住,这又是另一种普通中的独特、平凡中的不平常。叶圣陶是个平淡自然的作家,他笔下的少年儿童往往也比较普通平常:《小铜匠》写陆根元被老师评定为“低能的学生”,《阿菊》细致描摹阿菊在学校一天的普通生活。然而,当了小铜匠的陆根元却活得快乐,“爱、生趣、愉快”等犹如“世界的精魂”,徜徉在童心世界里。阿菊沉睡的心灵世界以及灵性被女教师唤醒。这种在普通男孩和女孩身上开放的美妙之花,一下子将读者点燃了,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异样美好。当然,与普通者比较,英雄少年儿童形象则充满浪漫主义和大无畏精神,特别是少年儿童身上的英雄气概,更让人信服、佩服、敬服,是整个少年儿童形象的典型代表。关于此类英雄少年儿童可以徐光耀《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为代表。

当然,还可以从性别即男孩子与女孩子、城乡以及国内国外等角度,研究少年儿童形象的塑造,从而形成关于人物形象知识体系的构想。以朱自清的《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为例,以往研究都将它视为批判西方文化的范本,因为作为中国人的“我”,多看了白人孩子两眼,结果导致对方不满。但细读文本发现,因为白人男孩儿白而漂亮,“我”竟然禁不住不停地跟着他看,结果将对方看烦了,于是男孩子带有尊严地表示抗议。这样的解读就突破了原来的研究,将外国少年儿童形象塑造赋予了内在的新意和深度。也是在此意义上说,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具有了谱系的价值,从而突破了其分散零碎、矛盾冲突、意义缺失、价值贬值等传统认知。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感召下“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

“儿童本位”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一度被奉为中国儿童文学塑造少年儿童形象的圭臬。殊不知,囿于文化语境的巨大差异,这与中国式现代化诉求明显不同。另外,西方“儿童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具有明显局限甚至缺陷。因为社会发展不会一成不变,少年儿童不可能脱离社会语境孤立存在。一般说来,“少年儿童”远比成年人单纯、善良、美好,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受到复杂社会裹挟,甚至成为温室的花朵无须经受寒暑考验。尤其是当中国历史进入剧变时期,特别是战争年月,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自然就变了模样,比之前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纵观中国现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铸造“中国梦”等重大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其间当然也充满风云变幻与波诡云谲。中国之所以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休戚相关。因此,一个世纪以来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一直有一条主线,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感召下,红色少年儿童文学形象丰富多彩、体量很大,并居于主流地位,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成为引领少年儿童锐意进取、茁壮成长的楷模。其中,最耀眼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形象。

(一)“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承续发展

在百年中国少年儿童文学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一条最为粗壮、坚实、强韧、有力的链条是由中国共产党打造的,那就是在其领导感召下塑造的“红色少年儿童”群体形象。在此,既有生成的艰难,又有成长的烦恼,还有历练的伟力,更有成功的充实,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在整个少年儿童形象中最有代表性,也以其独特魅力熠熠生辉。

首先是开创期,这主要在“五四”后期,特别是五卅运动之后。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革命文学开始兴盛,不少作品中出现了“苦难少年儿童”形象,这是对不合理社会血泪斑驳的控诉。在“革命”因素介入后,这种“苦难少年儿童”也获得了新的思想观念意识以及革命成长发展,渐渐与一般意义上的“苦儿”明显不同。此时期,这样的红色少年儿童形象虽然不多,典型性也不太强,但因为其开创性、探索性、先进性而耀人眼目,成为文坛的新声。最有代表性的是蒋光慈,他写了一系列革命文学,其中的少年儿童形象别开生面。如写于1925年的《少年漂泊者》,全力塑造了一个叫汪中的农村少年,他在父母双亡后,当过学徒、奴仆、乞丐、茶房,历经苦难。然而,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感召,最后汪中成长为一名战士,并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作家蒋光慈在革命意识指导下写成的“苦难少年儿童”形象成长史,具有里程碑作用,既为中国儿童形象塑造增添了新质,也让革命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面目一新,将五四文学提升到革命文学的全新高度。当然,由于革命文学创作伊始,特别是对于革命现实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作家创作有概念化倾向,汪中这位少年形象塑造得有点类型化,个性与深度还不够,血肉感和生命力也不突出。

其次是探索期,这主要是指抗日战争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

此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保家卫国、全民抗战中,一向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开始接受战争洗礼,在血与火、生与死中挣扎、奋斗、成长。这是一个由“少年儿童本位”转向国家民族意识生发的过程,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也由“美好大团圆”结局,变为“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地重要”。1932年1月1日,《中学生》第21期“新年号”刊登《“贡献给今日的青年”诸家的意见如此》,设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做努力的方针?”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日本还专门派遣本国的童谣诗人野口雨情到中国东北地区,试图给中国儿童洗脑。对此,作家穆木天呼吁:“帝国使用着它的御用童谣诗人麻醉儿童之这件事……我们是需要有我们的新的儿童文艺家,以解放中国民众为其基本的任务的。”“新的儿童文艺,不应是中世风的动物故事,或是理想化了的唯美的歌谣。在现阶段的中国,是不要那种蒙蔽儿童眼睛的东西……是需要用现实主题,去创造新的儿童文艺的。新的童话,新的童谣,都宜有现实性。从帝国主义压迫中国诸事实,‘九一八’,‘一二八’,以及数年来东北民众的惨苦生活中,我们是都可以汲出来新的儿童文艺的主题的。而,用那些有真实性的主题,制作出来新的儿童文艺的作品来,是大大地可以教育中国儿童的。”茅盾批评当时的儿童文学“编辑方针还是‘九一八’以前的”,呼吁“我们这时代的特点是和时间赛跑。我们落后得太厉害了!……千万请少用些舶来品的王子、公主、仙人、魔杖……吃了黄精会终年不饿长生不老——这一类的话吧”。梦野在《饥饿的儿童文学》一文中指出:“我想,我们应该有一部告诉饥饿孩子的所以该挨饿的理由,怎样可以走到不挨饿的前途的书。我想,我们应该有一部告诉幸福的孩子一些贫穷的悲惨的不合理的故事的书。”此时,刊登“新”的儿童文学的各种期刊不断增加,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文学导报》和左翼刊物《萌芽》《拓荒者》《大众文艺》等都发表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和论文,《大众文艺》副刊开办了《少年大众》专栏。

儿童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转了,教科书作为传播儿童文学最普及有效的工具,编写宗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赵廷为在《教科书在教育上的地位及其编辑问题》一文中提出:“要培养民族意识,我们都主张教科书的内容须充满复兴民族的精神。”这一倡导得到了各界支持。吴研因在《编选中小学抗敌救国补充材料的一个建议》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课文缺乏“民族意识与‘同仇敌忾’的情绪”。然而,敌人却“编辑补充教材,专门鼓励对华侵略”。因此,我们必须加以修订,“这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而在未失之地,未亡之日,趁早加紧使我们的子弟知道一点敌要抗、国须救的大义,免得到了将来,全受敌人的麻痹支配,要教育也来不及”。由是,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价值旨归由“儿童本位”转向“民族本位”。于是,“苦难少年儿童”纷纷走向抗日战场,成为保家卫国的“战争儿童”,此类儿童形象塑造进入理性自觉阶段。陈伯吹《火线上的孩子们》和《华家的儿子》是最早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主人公“华儿”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他“誓以全力抗战”,以驱逐日寇。茅盾的中篇儿童小说《少年印刷工》描写了小主人公赵元生在战争年代的不幸遭际。他曾有温暖的家,也能安心读书。然而,母亲亡故、妹妹失散,他被迫辍学,不得不去造纸厂、印刷厂当童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他喊出了“要做一个救国救民的大丈夫,死也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心声。小说真实反映了战争年代儿童的生活状貌,塑造了一个自强不息的穷苦少年形象。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和《秃秃大王》用童话方式,书写少年人勇于同为政不仁者进行殊死斗争的勇毅。杨骚在《小兄弟的歌》中写道:“我今晚怎样也睡不着,/我想见明早的天陷地落。/我喜欢那毁坏这个天地的狂暴,/因为这个天地是惨酷的,我憎恶。/来罢,哥哥,这碗红茶给你喝,/准备我们明天在暴风雨中唱歌。”这是一种摧枯拉朽的气势,表达了革命战斗的强烈决心。另外,茅盾《大鼻子的故事》、贺宜《野小鬼》、苏苏《小癞痢》、叔夜《一个女孩的忏悔》、安娥《盛四儿》、丰村《区长的儿子》、欧阳山《黑女儿和她的牛》、陈伯吹《黑衣人》等也都是此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儿童小说,塑造了全新的少年儿童形象。此外,此时期还摄制了一批影响较大的儿童故事片,如《苦难儿童弱女》(1924)、《弃儿》(1924)、《苦难儿童流浪记》(1934)、《迷途的羔羊》(1936)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时期的“儿童戏剧”异军突起,在抗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剧烈的矛盾冲突、紧张的故事情节、高度浓缩的时空、强劲的艺术感染力,最能反映和表达现实生活的真实。由于儿童演剧往往最具感召力和穿透力,儿童剧以直观性、现场感在特殊语境获得发展契机,成为相当高效的宣传手段。有人概括说:“跟着时代进步,‘一二八’之后,儿童戏剧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创作方面,那时有许兴之先生的《最后一课》,崔嵬先生的《墙》,还有姚时晓先生的《炮火中》,这些喜剧完全是拿现实的事件做题材的,所以都能使儿童们直接的了解到国家现在的危亡,国难之严重。”熊佛西强调,儿童戏剧应直面现实,尤其是在“全面抗战”时更应发挥其组织、动员儿童的作用,“教他们仇日,教他们抗日!”正如《抗战中的儿童戏剧》一文所论:“儿童戏剧帮助于抗战也很大,在抗战中成群的儿童们组织起来了,他们利用戏剧宣传民众……影响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参加到抗战阵营中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少年剧团”,它从汉口到北碚一路公演,其铮铮铁骨般的宣言至今让人热血沸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是少年的演剧队员,我们要用戏剧从事宣传。舞台是我们的堡垒,街头是我们的营盘。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演员观众一致抗日。打败日本盗寇!收复大好河山!”另外,影响较大的戏剧作品还有:孩子剧团演出的《帮助咱们游击队》《捉汉奸》《街头》和《把孩子们怎么办》,厦门儿童剧团演出的《我们是一群小瘪三》《铁蹄下的孩子》,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演出的《敌后孩子》《谁拿的》《支那孩子》和《帮助大哥哥打游击》,还有熊佛西《儿童世界》、许幸之《炮火下的孩子》、吴祖光《孩子军》等。这些作品将国家民族放在首位,发出高亢激越的声音,一改“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内敛式孱弱和暧昧的价值判断。

在解放区,儿童文学更是风生水起,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更是新鲜亮眼,这是将“民族本位”视为高标的最好体现。1938年6月26日,《边区儿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40年10月,孙犁在《谈儿童文艺的创作》一文中强调:“边区的孩子已经参加了战斗,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的、战斗的科学教育。今天用艺术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思想感情加速健康地成长,是我们艺术工作者的迫切任务之一。”1942年4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儿童节纪念专号”,毛泽东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同年4月,《教育通讯》第5卷第28期发表吴鼎的《现代儿童文学泛论》,提出“在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我们主张儿童文学要变质。怎样变质呢?便是依据儿童文学的各种形式,一一改变内容,使之现代化”。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同年12月17日,《解放日报》刊载萧三的《略谈儿童文学》,呼吁描写“做着不少英勇的动人的抗战建国事业的八路军的‘小鬼’,描写新的儿童,新的生活”。1946年4月20日,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协会在上海成立,儿童文学作家有了统一的组织,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有胡海《侯疙瘩和他的少先队》、柯蓝《一只胳膊的孩子》、董均伦《村童》、刘克《太行山孩子们的故事》、韩作黎《小胖子》、曹汗《袁小鬼》、萧平《小路子》、峻青《小侦察员》、周而复《晋察冀童话》、管桦《雨来没有死》、丁玲《一颗未出膛的子弹》、苏苏《把秧歌扭到上海去》、范政《英雄小好汉》、金近《这一天》、贺宜《孩儿塔》、艾芜《童年的故事》等。其中,《雨来没有死》中的雨来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顽皮,还因为爱玩水而被妈妈责骂。但是,面对鬼子的威逼利诱和虐打,他临危不惧,坚决拒绝说出李大叔在哪里,还伺机跳河化险为夷。这个机智、勇敢、坚强不屈的少年成为众多少年儿童喜爱的小英雄。这些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感召下的小八路和红色儿童为了民族战争和国家独立解放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甚至牺牲,也表现出他们的快速成长和英雄主义精神。少年儿童再也不是没有国家民族意识和精神高度的弱势群体或零余者,而是与成年人一样的全新形象。其价值意义不可低估。

再次是发展期,这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救亡图存”,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场“持久战”“全民战争”之所以能够获胜,最重要的是民心所向。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国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纯学术概念,而是关乎个人身家性命的生活日常与本根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因此,怎样建设好这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是新中国成立后必须解决的难题。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性具有核心属性。国家要“为人民”,它当然亦需依靠人民。作为“人民”中的一员,少年儿童曾以羸弱之躯在革命战争年月立下汗马功劳,在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中的作用自然更大。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革命人才和革命接班人,代表着国家希望和未来的少年儿童也就变得更加重要。此时,他们不仅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小主人”,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还是“社会主义少年儿童”。这是基于“国家本位”立场的新动向和新的价值旨归,反映了少年儿童肩负的光荣使命更加伟大神圣。当然,此时的“国家本位”中也隐含着“少年儿童本位”,这主要包括:既要给予儿童以高度重视,将他们视为国家发展的希望与未来;又要强调平等对待儿童,将他们看成祖国大家庭的一员;还要懂得儿童的年龄尚小,要呵护、培养、善待这些“小接班人”。具体到儿童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基于“国家本位”的“社会主义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书写的价值旨归,亦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与重点。

1949年,《中国儿童》杂志创刊,毛泽东题词“好好学习”,朱德题词“新中国的儿童,要健康,要活泼,要学习”。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发表《时刻准备着》一文,号召少年儿童“为幸福美满的将来,好好学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团中央还发布《关于建立少年儿童队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并明确规定,“团结广大少年儿童,培养和教育整个儿童一代是青年团的任务之一”。1950年4月,团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郭沫若号召“多多创作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好的艺术作品”。1954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好地培养青年一代》。1955年8月9日和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爱护新生代的幼苗》与《请为少年儿童写作》——反思 “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并不重视儿童,因而也就不重视儿童文学”和“一个人要在精神上比较没有渣滓,才能做得出好的儿童文学”等。同年,中国作协发布《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指出“少年儿童文学是培养年轻一代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强有力工具;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是关系着1亿2000万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的极其迫切的任务。……为了使少年儿童文学真正担负起对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庄严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改变目前少年儿童文学读物十分缺乏的令人不满的状况”。胡耀邦在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作了《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活泼些》的讲话。1956年2月20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周扬、茅盾、刘白羽做报告,陈伯吹呼吁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1959年5月3日,周恩来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夏衍在《光明日报》发表《为少年儿童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冰心在《1956儿童文学选》序言中提出,“一个儿童文学作者,除了和一般文学的作者一样,必须有很高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之外,他还必须有一颗‘童心’”。1973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努力繁荣社会主义的少年儿童文艺》。6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加强对少年儿童文艺创作的领导》等。与此相关的是,此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亦得到了较大发展,其中苏联儿童文学成为学习借鉴的重点。这对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都具有指导引领作用。

当新中国儿童文学书写确立了“国家本位”这一价值旨归,“社会主义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也就迈出了坚实步伐。所谓社会主义少年儿童,主要指继承了之前的苦难、革命、抗战时代的少年儿童形象特长,又着眼于社会主义新人内涵,有着全新面貌、特殊品质的“革命接班人”。这些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不同程度感染和影响过成年人。此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以下特点:第一,出版多种“红色”系列丛书,诸如“共产主义风格的人丛书”“我爱祖国小丛书”“红色接班人小丛书”“红小兵丛书”等,仅从这些丛书的名字即可管窥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价值观追求。第二,出版多部儿童小说,红色少年儿童英雄形象的典型塑造在此具有突破意义,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符号和重要标识,也迎来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有《鸡毛信》(华山,1949)、《雨来没有死》(管桦,1951)、《罗文应的故事》(张天翼,1952)、《半夜鸡叫》(高玉宝,1953)、《海滨的孩子》(萧平,1954)、《蟋蟀》(任大霖,1955)、《小桔灯》(冰心,1957)、《“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刘知侠,1959)、《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严一烟,1959)、《微山湖上》(邱勋,1961)、《红色少年夺粮记》(袁静,1962)、《长长的流水》(刘真,1962)、《羊舍一夕》(汪曾祺,1962)、《小兵张嘎》(徐光耀,1961)、《我的弟弟“小萝卜头”》(宋振苏,1964)、《刘文学》(贺宜,1965)、《闪闪的红星》(李心田,1972)、《红雨》(杨啸,1973)、《湖边的小暗哨》(崔坪,1976)等。第三,出版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张天翼,1957)、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1964)等,此时期的儿童文学可谓多种体裁并驾齐驱,诸芳竞相开放。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许多热销的儿童小说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也得到广大读者热爱,它们很快被搬上银幕,成为轰动全国的儿童故事片。诸如《鸡毛信》(1954)、《罗小林的决心》(1955)、《祖国的花朵》(1955)、《牧童从军》(1957)、《朝霞》(1959)、《好孩子》(1959)、《英雄小八路》(1961)、《宝葫芦的秘密》(1963)、《小兵张嘎》(1963)、《闪闪的红星》(1974)等,它们不但在当时风靡一时,迄今仍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其中,《宝葫芦的秘密》塑造了王葆这一鲜活灵动的少年形象,至今仍备受少年儿童喜爱。少年王葆天真、活泼,耽于幻想,在生活学习中一遇到困难就萎靡不振,甚至幻想能依靠宝物的神助不劳而获。后来,他果真拥有了一个神奇的宝葫芦,可以帮他解决任何困难。但是,宝葫芦时常不辨是非,要求他盲目服从。于是,王葆幡然猛醒,打碎宝葫芦。此后,他改正了缺点,认真学习,成为一个好学生。此外,一些影片的主题歌和插曲,至今还在传唱。诸如《祖国的花朵》中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歌《红星歌》和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与《映山红》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总之,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以及文艺政策直接相关,也与儿童文学的不断完善发展不无关系,还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自我反思和修改调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红色少年儿童形象虽经过了革命熔炉的烈火考验与锻造,其中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风云变化,但其强烈的政治意识、纯正的思想文化品质、高尚的理想信念、纯真的审美趣味,都是一种特殊存在,也有着明确的价值旨归,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传家宝。

(二)“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优势及其局限

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上述经典作品塑造了众多“少先队员”和“红色少年儿童”形象,他们是海娃、雨来、罗文应、张嘎、刘文学、潘冬子等。一时间,“学习刘文学,做党的好孩子”“学习潘冬子,争做党的好孩子”等活动在全国展开。其中,张嘎的形象塑造尤为丰满。张嘎(又名嘎子)是徐光耀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中的小主人公。13岁的张嘎子5岁丧母,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打死,他只能与年过七旬的奶奶相依为命。嘎子梦想参加八路军,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真枪。后来,奶奶因保护八路军战士老钟叔牺牲,嘎子一心想杀鬼子为奶奶报仇。钱队长收留了嘎子,嘎子由此以“小八路”自居。再后来,他缴获一把真枪。按照军规,他必须把枪交给区队长。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嘎子最后交出了真枪。嘎子还有个心愿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应该说,小兵张嘎子属于典型的经受了战火洗礼的“红色少年儿童”,他有着常人所没有的一颗红心,兼具善良、勇敢、坚强、热烈、嫉恶如仇的革命英雄气概。然而,作者却没有赋予其完美的高大全形象。这个歪戴破草帽、手拿木枪、身穿白褂、光着脚丫子的13岁少年,擅长游泳,是爬树能手和摔跤大王,从头到脚流露出机灵和野气。嘎子之所以给一代又一代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他太像孩子了,或者说并“不完美”,这反映了形象塑造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作为“小八路”,他小小年纪就在革命战争里锻炼成长,却童心不改,不具有成年人的思想觉悟。他做梦都想当八路,但与高大全式的八路军战士相去甚远。由此,读者在嘎子这个小八路身上看到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瑕疵:他想得到胖墩的柳条鞭,与之打赌摔跤,败下阵来时竟然咬人,全然没有八路的光明磊落;当他被谴责给八路抹了黑,竟将成团的青草塞进胖墩家的烟囱里进行打击报复;他缴获了敌人的枪支,认为理所当然属于自己而拒不交公,甚至扬言“我要是硬不缴,你能把我怎样”;他有幸成为小八路,并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但对“八路”和“共产党”知之甚少,甚至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当然,对比嘎子的美好品质,这些小瑕疵可谓瑕不掩瑜。更何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年龄增长和觉悟提高,嘎子一定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和真正的共产党员。作者塑造人物的高明之处恰好在于:不把嘎子这一形象脸谱化,不刻意拔高其觉悟,而是充分暴露他作为孩子的缺点。这也是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特殊性与独特性,更有助于表现党的领导感召力量及其锻造能力。可以说,嘎子因为有缺点而可爱,因为不完美而成为“红色少年儿童”不可或缺的“这一个”典型人物形象。

当然,不容讳言,像小兵嘎子这样的儿童形象塑造并不容易,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此时期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也存在明显不足,最突出的是概念化、类型化和模式化。更有甚者,有的作品简单图解政治,没有用文学性、艺术性反映革命和讲好政治,这就自觉不自觉影响甚至削弱了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功能。1960年,茅盾表示,“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也是少年儿童文学歉收的一年”,因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新中国在成长,新中国的少年儿童也需要成长。成长的新中国离不开少年儿童的热爱,如果不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未来这个国家该交给谁来管理?未雨绸缪是前瞻性,亦是可持续性,这无可厚非。“国家本位”这一理念,实际上适合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儿童文学书写。

(三)重新解读“红色少年儿童”形象的价值意义

中国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不论是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还是在中国儿童成长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国家发展史上,皆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在“救亡图存”“抗战”等特殊语境下,把儿童从自然、天真、浪漫的童话世界带进艰辛、困苦甚至残酷的战争现实,这是由“儿童本位”到“民族本位”的转换过程中,价值旨归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也为少年儿童接受锻炼和磨砺成长提供了契机。从个人生存、家庭变迁、社会困苦角度看,此时期的“苦难少年儿童”特别是战争中的少年儿童是很不幸的,但因苦难、革命、战争所萃取的坚韧性格、勇敢斗志、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爱国情操却是弥足珍贵的,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苦难、革命、抗战中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成为新中国诞生的有生力量,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的主力军。换言之,经历了腥风血雨的“苦难少年儿童”,为新中国建设发展奠定了基调和树立了榜样。对于这些少年儿童来说,捍卫生命权、坚守人民尊严、保持国家完整,爱党爱国爱家,尤其是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已变成他们血脉里的基因,也成为他们恪守的价值原则。而且,因为在战争与文学艺术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不少红色少年儿童形象亦成为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典型。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是个新生事物,必与反动派残余势力做斗争,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方向和切实行动。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恢宏目标,全国上下一心为公,舍“小我”为“大我”,“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宣言,是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奏响的胜利凯歌。受到这一价值观的影响,被称为“祖国的花朵”“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少年儿童必须又红又专,改正缺点和纠正错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这成为那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的最强音,也是反映、提升、重塑新中国少年儿童精神风貌、思想境界、心灵世界的秘诀。

然而,进入新时期,学界对于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几乎是一片讨伐之声。不少学者全然不顾时代语境的特殊性,一味地以纯粹、单向度的艺术性审美标准对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加以苛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代人确实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他们热爱新中国,笃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有信念,所以纯粹,甚至变得单纯和简单。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性、道德感、责任心向来就是文学作品艺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宏大叙事本来就无可厚非,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宏大叙事和艺术性并非不可兼容,而是可以做到相得益彰和并行不悖的。

概言之,“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践行的是以“国家本位”为表征的价值观念。这些被称作“小大人”“小建设者们”的儿童形象,他们虽在一定程度上耽误和失去了部分“儿童性”,但因为从小就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富有责任感、担当意识和国家民族情怀,这为他们日后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奠定了基础。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和建设初期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突显了“小大人”特点,但不能否认“红色少年儿童”形象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可以说,正是那种强烈的政治性、主人翁意识、国家本位立场和精神境界成为时代的高标,这是保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不断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发展的可靠保障。

四、新时期儿童文学深化发展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

尽管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完成了现代转型,并确立了“儿童本位”这一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观念,但因其本身存在局限,也由于抗战、建设新中国等特殊时代要求,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并未形成多样性共生的繁荣局面。到新时期,多样性、个性化、科学化成为大势,这对儿童文学的深化发展和少年儿童形象的立体化塑造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过,由于弱化了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特别是红色少年儿童形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展,致使出现一些偏差。因此,如何评估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价值,梳理、概括、反思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之得失,对于全面提升新时代文学的思想文化艺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对于儿童问题进行思索、剖析、阐释,以求解决良策,并适应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乃至整个国家改革开放走势。以往的中国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偏于审视外部环境给儿童造成的重压,不论是家庭、社会还是战争都可能对儿童造成威胁,在苦难中特别是抗战中的少年儿童最具代表性。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更重视从心理层面进行剖析,以探讨发现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所直面的各种棘手问题,刘心武《班主任》和刘健屏《我要我的雕刻刀》可为代表。如对于少年儿童的早恋等敏感话题,本时期亦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揭示,这对以往较为平面、单一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无疑是个重大突破。

第二,用童心这面镜子过滤丰富、复杂甚至耀眼的外部世界,从而获得某种具有纯洁、美好、天启般的超越性。20世纪初,以“儿童本位”为价值旨归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也有这方面的特点,但对童心的理解和展示还有某些形而上的含糊空洞;新时期以来则不同,童心不再是一种镜像式呈现,而是以呵护童真、童趣为出发点,烛照本真、纯质的儿童特性。这主要表现在创作主体对于“儿童本位”书写的驾驭更加自信自足,展现出经过生活甚至激烈生活洗礼后的从容不迫、平淡自然、美妙浪漫。以迟子建《北极村童话》和《北极村的故事》为例,作品通过一个七岁小女孩的独特视角,观看北极小村的生活世相,一切都充满质朴的人间况味。即或是呛人的烟味、汗味,大舅被隐藏的死,邻居农妇恶毒的谩骂,也都被过滤为北极光般的斑斓,漫溢出原生态气息。作者以纯净的笔调和童心,谱写了一个不是童话又近似童话的北极小村风情故事。这让人想到另一东北女作家萧红的《呼兰河传》。当年的萧红是含泪描写童年欢乐,迟子建则以纯洁透明还原了童年原生态生活状貌,二者同中有异,反映了儿童形象塑造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成长主题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焦点,这与新时期以来的形势发展密不可分。以往,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也有成长性,但更注重形而上的革命信仰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感召下的“宏大叙事”。新时期以来亦提倡价值信仰和精神力量,但更注重从生活化、世俗性和人民性等维度进行深度开拓,是一种关涉生理、心理、思想、文化、精神等的全方位成长。比如,曹文轩《草房子》塑造了桑桑等乡村少年儿童的成长群像,秦文君《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则塑造了贾里、贾梅等都市少年儿童的成长群像。它们既体现了少年儿童全方位成长的完整性,又展现了“自外而内”和“自内而外”的动态式“双重成长”。而中学生郁秀写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不但呈现“小鬼当家”式的新成长模式,还开启了紧随其后的“青春文学”风暴。

第四,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现中国儿童的精神风采。迄今为止,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仍为小众,身处边缘,创作却迎来风生水起的黄金时代。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类型雨后春笋般生长,这包括“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校园文学”“幻想文学”“玄幻文学”“动物文学”“网络文学”“穿越小说”“网游文学”“动漫文学”等。中国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也呈多种多样趋势,诸如“纯真少年儿童”“顽皮—叛逆少年儿童”“苦难少年儿童”和“普通少年儿童”等形象活灵活现。站在儿童文学成长史和少年儿童成长史的角度看,这无疑充满了自主性、自觉性、自动性的现代思想文化内蕴,具有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儿童文学作品的销量令人感到拍案惊奇。据开卷公布的图书销售数据显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少儿板块占12%的码洋份额。其中,少儿文学是最大的细分市场,占据整个少儿图书市场近40%的码洋份额。在作家富豪榜前十名榜单上,儿童文学作家占据半壁江山。杨红樱的系列儿童小说“淘气包马小跳”(30本),竟创下3000万套的销售神话。曹文轩、郑渊洁、沈石溪等人的作品动辄创下销售千万册的奇迹。而这些图书的版权输出,更创下近乎天价的版税纪录。2016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有助于增加世界对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认知。

不过,也要看到,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存在突出短板,最主要的是社会责任感、党性原则有所淡化,人民性立场有所弱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距离。究其因,主要与市场经济、互联网、西方意识形态特别是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概括起来,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与成年人的文学相比,儿童文学仍不受重视,没有摆脱“小儿科”和休闲娱乐的窘境。二是与较大的作品数量优势比,儿童文学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同样存在“有高原但无高峰”的症候。三是因创作主体审美能力孱弱与价值旨归偏离,使得儿童文学在反拨以往存在的局限时,又走向新的误区。最明显的是,不少儿童文学作家有媚俗之嫌,作品漫漶矫揉造作的孩子气和娃娃腔,蓄意杜撰离奇故事抑或是搞笑搞怪,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这显然是一种“反智式”写作。更有甚者,一些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恶俗和低级趣味当作“童趣”,把胡思乱想当作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得儿童文学远离社会、时政,逃脱责任义务,成为一座没有任何附着的孤岛。此外,儿童文学创作还充斥一种“娱乐至死”的偏向,认为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就是让少年儿童乐一乐、轻松一下,任何规约都会让他们丧失本性与自由。尤其是近年来,被媒体大肆炒作的许多少年作家,他们把所谓的“另类”、“扮酷”、玩世不恭、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等渲染到泛滥成灾的地步。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等,高喊“青春只有一次,应该为所欲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死”等。最值得重视和警惕的是,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离时代社会和广大读者渐行渐远,不要说与新中国成立以后比,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前也相形见绌。在缺乏社会主义接班人式的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中,可能反映的是作家的深层次问题,是文学与社会、时代、政治、理想、信念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四是缺乏未来指向和前瞻性的儿童文学,势必导致封闭、保守和僵化,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滞后式的文学样式。应该说,少年儿童的所有问题最终都指向健康成长。新时期以来,让少年儿童的生理与心理同步发展,在“自外而内”和“自内而外”的双向互动协调中产生共进,这对于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都在成长,是一个不断实现超越的过程。但是,少年儿童的这一成长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离不开社会实践,更离不开时代、国家、政治发展,换言之,不能忽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不能失去信仰与未来。早在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给《中国少年报》等杂志题词,就提出“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这样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样也适合儿童文学作家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

综上,以“成长”为价值旨归的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给新时期中国文学带来了整体改观。尤其是依托新科技诞生的网络儿童文学,更是以观念与方法的开拓创新突破了文学书写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囿于对“成长”理解的偏狭,往往片面强调成长的内在性和自足性,导致另一种自我封闭与固化僵化。正如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所说:个人的成长“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因此,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还未能全面、系统、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能承担起塑造未来民族精神的重任。相反,某些短板、漏洞和遗憾是明显存在着的隐忧。这就需要今后加大力度、认真调适、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希望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因此,在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塑造新的少年儿童形象就变得十分重要。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首先,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中国少年儿童形象。目前,中国儿童文学整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多元化格局带来了众声喧哗近于无序甚至失语,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疏离甚至背离,导致塑造少年儿童形象时过于强调个我、小我、私我,甚至表现出不健康和错误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对“儿童本位”的过度阐释和极度依赖,直接影响了当前儿童文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彰显,甚至出现脱离时代、社会、政治的倾向。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吸收了西方启蒙思想的优秀成果,诸如民主、平等、自由等,又继承、发展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启蒙”和“救亡”主题的变奏为例,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式的,也不同于所谓的“用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二者的双向变奏,即启蒙中有救亡,救亡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启蒙。而且,还可以从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演进轨迹加以理解观照。从此种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奋斗目标,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物质富裕和精神强大的价值诉求中,彰显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

其次,辩证理解“成长本位”之于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意义。当前,中国儿童文学形象塑造虽然增加了“成长”的新内涵,且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然而,对于成长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深化。也就是说,崇尚“成长本位”,需突破简单、线性、平面的惯性思维,树立复合、立体、辩证的理念。纵观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从“纯真的少年儿童”到“苦难的少年儿童”,到“战争中的少年儿童”,再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少年儿童”,以及“新时期的少年儿童”,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和充满变动的过程。唯其如此,所塑造的少年儿童形象才具有历史感、时代性和未来指向。目前,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仍然“不完整”,更是“不完美”的,由此可见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实,儿童形象塑造必然要经历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此外,成长并非线性发展和单向度演进,循环往复并非小概率事件。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学是“成长”文学,“儿童是‘成长’的人种,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经历了幼年、童年、少年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儿童文学中的小说则以儿童现实生活的具体描写来呈现儿童的成长状态:困境及其出路。儿童的精神成长既是日积月累的,也有飞速拔节的时节。把儿童走向成人的成长仅仅看作是丢弃未成熟的东西的过程,是一种肤浅的想法。人类的早年生命是天赋的存在根基,所谓成长,不是‘抛弃’这个生命存在根基,而是在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等成长的各个阶段上,不断地把新的具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社会化中的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充实进这个生命根基里去。真正的健康的成长,‘放弃’的只是作为生命形态的表面的东西,保存的则是对人性来说不可欠缺的本质的东西。因此,成长也有一个如何保持的课题,不保持是反成长的,不能鼓励、帮助儿童保持可贵天性的环境,也是反成长的。”因此,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亟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成长性”主题,使之更能烛照甚至超前于这个时代的精神。

再次,正确理解政治与文学、集体与个体、爱国与童心的关系。直到今天,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仍有一种二元对立思维制约着儿童形象塑造。比如,认为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本位,以超功利的文学观进行艺术提高;或者坚持儿童文学的载道功能的唯一性,必须将政治、道德、责任、集体置于首位,文学性和艺术性不过是副产品甚至可有可无。这必然导致机械、片面地理解问题,造成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平面化、类型化。其实,真正优秀的新时代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既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从而突破个体、小我的狭隘局限;又要发挥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巨大审美功能,即以审美方式表达儿童和时代、社会、政治的关系。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儿童故事片《红孩子》《鸡毛信》《英雄小八路》《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高度统一,因此才能成为难得的经典。然而,新时期以来“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不受重视,也较为薄弱,近些年虽有改观,但仍有较大的改进提升空间,需要塑造具有新时代精神的新的“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葆有“红色情结”的张品成走遍赣南,经由实地采风体验,书写红色文学,出版《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北斗当空》《出征在即》《腊月之城》《指间的太阳》和《红药》等作品,既塑造了“红色儿童”的坚韧、顽强、勇毅、乐观,也刻画了英雄气概和民族大义,还洞察了复杂的人性。当然,此类“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在彰显新时代精神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最后,需把握好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关节点、平衡感和分寸度,为世界儿童文学提供中国少年儿童的全新形象。纵观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有一个明显的瑕疵:同时代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缺乏层次感和未来发展向度,导致同质化、类型化和模式化。作家习惯于美化童心,自觉不自觉陷入宠溺、纵容少年儿童的怪圈。其实,不论是对待现实生活中的少年儿童,还是通过文学塑造少年儿童形象,都应该实事求是,以确保真实性、在场感、立体感和成长性的相得益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予新时代少年儿童以高度重视和赞美的同时,又提出严格要求:“少年儿童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应该同成年人不一样,要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和特点。我看,主要是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接受帮助,就是要听得进意见,受得了批评,在知错就改、越改越好的氛围中健康成长。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是在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的过程中进步的”。今后,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在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要注意少年儿童特点特别是不要忽略其缺点,注重个性、陌生化、文学性和艺术性,以实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契合。讲好中国儿童的故事,塑造全新的中国少年儿童形象,以便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留下经典的中国少年儿童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文中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少年儿童中培育起来,家庭、学校、少先队组织和全社会都有责任。”有学者提出:“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感。”中国新文学和儿童文学书写已逾百年,作家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历史变迁塑造少年儿童形象,既有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需要反思和修正之处。这对于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形象塑造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理想,破译少年儿童的心灵密码,重塑其精神世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