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名

■邵楠楠(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二高级中学301班)

落笔时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短暂而具针对性的情绪高潮只余残照，内心不复当时的激情澎湃，只是平静，只有平静。恰恰因为如此，我得以筛出最深的感动。

2020开年像部粗制滥造的灾难片，跳过预告，直接全球上线。人们还没买票入场，就被硬塞进放映厅强行观看。最糟心的是每个人都能在参演名单上看见自己的名字。

重忆疫情始末，感动似不曾褪去。脸上的勒痕，突然哽咽的话语，隔着玻璃的招手，小心放在地上还热着的水饺，监控里军警对着远去背影郑重的敬礼……自诩泪点颇高，却还是一次次湿了眼眶。

我无比庆幸大家都是敬业的演员，尽职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角色，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角色，人民有人民的使命，政府有政府的职责。我同时又十分庆幸中华民族是个乐观的民族，善用贫瘠的乐事创造非凡的快乐，没有让恐惧成为新的恐惧。    

对于其间乱象，我无意评说。今日我更想谈谈信仰。

“绝望是宗教最好的培养皿。”在极致的恐惧面前，原有的价值体系不足以支撑自己面对现世的苦难，就只能拖着疲惫的灵魂去寻觅新的寄托以求心安。高知信奉神学并不鲜见，人们未必不知神佛之说不过虚妄，只是日子太苦了，勇气太少了，不免想向别处借着甜头，添些盼头。只是恰巧它被叫做“信仰”。

我时常以为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并为此感到悲哀。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实在很难像老一辈的人一样对宗教一说深信不疑，并因此让生活的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释。另一面，我毕竟还只是“接班人”，对马列主义尚没有多深的理解。

两周前父亲在凌晨两点突然向我借枕下压着的压岁钱，因为急需现金。一问才知是爷爷生病了需要去医院。我迷迷糊糊地又睡过去，在五点左右彻底清醒。彼时正是疫情高峰期，我太明白去医院意味着什么，更不敢猜测去医院是因为什么病。然而人在不愿思考的时候思路总是特别清晰，心情复杂之时大脑已经冷静地列出各种可能。事实上，任何一种我都无法接受。

始终觉得疫情很远，人们的哭声很远，直到疫情真正跟我有关。

没有别的，就是害怕。迫切地想要抓住点什么，我向我熟知的神明表达了我的愿望，也试图用以命换命论换取微薄的安慰。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兼潜在的悲观主义者。我甚至不敢给父亲打电话，因为有消息称手机也可以成为病毒传播的媒介，担心因此增加感染的可能性。我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种科普，尽可能保证语气正常。当然在那个点不睡觉其实就很不正常。那头大概很忙，五分钟以后回了我:“好的，你在家好好睡觉，好好学习。”我就靠这条短信过了一天。

幸运的是爷爷并没有被感染，不幸的是他得的是另一种很严重的病。随后几天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要轮流去医院照看爷爷。我承认我很想说服父亲不要去，但我没有立场开口。我担心我的父亲，而病房里的是他的父亲。

那天晚上，我帮父亲找好了围巾、帽子和口罩，而父亲拿着一本记事本跟我说银行卡和基金的密码，让我记住。这不是他第一次让我记这些，先前他被检查出患结石的时候也让我记。我有时好笑地想，我的悲观不会是遗传吧。我的回答是统统不听。的确，这是父亲给我留的后路。但我想让后路只是后路，一步也不愿走。人有多唯心大概只有自己知道了。

我那几日疯狂搜寻关于疫情的消息，关注国家的各种政策措施，每一个进展都给我莫大的勇气。相比于美丽的言辞人总是更愿相信真实的数据。政府和医院的防控举措给予我精神慰藉，每天短信的实时数据里治愈比例的持续增加则让我无比心安。我现在想，在疫情全面爆发之时，在陷入自己编织的恐慌之时，我唯一愿意相信的不是满天神佛，而是我的国家。  

于大，我从未怀疑此役必胜，春日的第一束光早晚会照耀在这片土地上；于小，每一个公民都被祖国安稳地爱着。我们都没有走散，我们还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中国就是我的信仰。

我从未对中华复兴那样充满信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