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曹文轩是位享誉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并且是中国首位摘得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
而对于我而言，曹文轩首先是站在讲台上“布道”的老师，是一位拥有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文学教授。
上世纪80年代的曹文轩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古典文学方面有儒雅谦和的袁行霈先生；现代文学方面有思想深刻的钱理群先生，他的见解的独到与分析的透彻常令我们有茅塞顿开之感；讲朦胧诗的谢冕先生，本身就是个诗人，一开口便进入兴奋模式，他的讲课状态完全可以用口唾珠玉、滔滔不绝来形容；而刚从美国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留学归来的乐黛云先生则给我们开设了一门比较文学课程，属于开风气之先，让我们受益匪浅……
在中文系“名师集结”的讲堂上，曹文轩是一位风度与温度兼具的青年教师。有点特别的是，他同时还是位作家。别看他年纪轻轻（也就比我们大个十岁左右），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已是声誉渐著，获得过不少全国性的文学奖项，并且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他是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直接留校的老师，虽然他本意是想回家乡搞创作，但系里不想放走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一直诚恳挽留，“虚位以待”。据说他在江苏老家待了一年，中文系按月给他寄去工资，就是为了等他回来。
英文版《曹文轩小说选》
曹老师的主业是教书，业余时间从事小说创作，因此对于教授当代文学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同时因为有着丰富的写作经验，分析作品时更是显得眼光独到。别看曹老师平时的言行举止稍显严肃，似乎属于不苟言笑的类型，讲起课来却很有激情，讲到动情处，眉宇间常有一种飞扬的神采。他很善于营造出一种文学的氛围，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他，进入到他所构筑的文学世界里。他当年给我们开了一堂“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的课，可以说风靡一时，在鲁迅文学院讲授时同样大受欢迎。能够同时得到学生和作家两类听众的喜爱，足见曹老师讲课的魅力。这堂课的讲义后来整理出版，获得了北京大学首届青年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曹文轩的教学与创作是交相辉映、彼此“成就”的。教学所需的学术功底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理性根基，丰富的创作经验则为他的教学提供了独特的表述方式。他讲课时注重对文学作品的直觉与感悟，强调的是“感性与体验”，让作家与作品变得可触可感。
我印象最深的是曹老师讲课时所选取的新颖独特的角度。比如，他在评介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时，虽然也会谈及“冰山风格”，但他更赞赏“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再如，他曾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评青年作家张承志的名篇《黑骏马》。他完全是用音乐术语完整地诠释了一遍《黑骏马》的故事，就像是演绎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交响诗，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还有一次是高晓声作品赏析课，为了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这位“农民作家”高超的语言艺术，曹老师用他那带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朗诵了高晓声的名篇《陈奂生上城》中的一些经典段落。“‘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这一段朗朗上口的开场白就这样深深地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那顶被曹老师细细解读过的陈奂生的“帽子”（“帽”读“猫”音），与《创业史》中“陈改霞的辫子”一起成了同学们课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2005年7月在哥本哈根安徒生铜像前。
二
没想到在我参加工作后，曹老师成了我的一位作者。
曹文轩从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紧弦》），到了九十年代初，已经在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120万字的作品，早已是“名声在外”，经常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热情的读者来信，甚至有远在台湾地区的小朋友，表达对他作品的喜爱。
我所供职的《中国文学》是个专门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刊物，大多数当代作家都是通过我们杂志的译介走向世界的，但对儿童文学创作关注得较少。我有意改变一下这一局面。当时我选用了曹文轩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短篇《网》和《第十一根红布条》，在《中国文学》1992年第3期做了重点推荐，获得了较好的反响。
到了2002年，我已在以出版中文图书为主的新世界出版社工作，回北大时向曹老师约稿，他便把在课堂上讲授了两年的一门选修课“小说的艺术”的内容交给了我。
曹老师谈到开设这门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批评与创作完全脱离”的难题，只谈纯粹的艺术问题，想与听课者一起“找回一点艺术的悟性”。每一次课结束后，曹老师都会出一道题，让学生据此题意写一篇小说。曹老师是个性情中人，他的出题方式也比较率性，他曾经谈及其中一次题目的缘起：
“有一次课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季结束的。那天我在外面散步,听到有人家正在播放《大约在冬季》这首歌，于是就确定下这学期作业的题目。布置作业时，我看到同学们都会心一笑，我马上意识到，就在我说出这个题目的一刹那，他们可能模模糊糊地想到了一个爱情故事，于是，我随即补充道：这题目与爱情无关，谁写爱情，就一分也不给。众人大笑。”
北大中文系一直以引领学生做学术研究为方向，不教创作，并且早有“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名言代代相传，因此写作便成了学生们的业余爱好。有着创作与教学双重经验的曹老师，是鼓励学生写作的，并且在讲课时常常怀有一份痴心：如果在台下坐着一个有创作天赋的家伙，这样的课对他不是很合适吗？因此便有了由他这位名作家带领指导的“小说坊”。
虽然这只是曹老师在上课时布置的学生作业的选粹，但他对某些学生身上所潜在的创作才能深感震惊，并且由衷地称赞这些小说“带着一种学院的纯净气息,带着一份曾经过理性训练的人的透彻与形而上的思索，是一些奇妙的小说”。
图书出版后我和同事一起去曹老师家送样书和稿费。进门时，我注意到他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梵高的名作《星空》，他对梵高作品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他家的桌子、椅子以及地上都堆着图书，他的夫人跟我说这是作家出版社刚刚送来的九卷本《曹文轩文集》，他俩正在检查清点。一向以整洁示人的曹老师对屋内的一时凌乱表示歉意，并迅速在桌上“刨”出一小块空地儿让我放下样书。
见他实在太忙碌，我没想多打扰他，简单交谈了一会儿，我便告辞出来了。临走时曹老师特意对我说，他要把我交给他的主编费全部分发给他的学生，他自己分文不取。他的这一决定让我很受感动。
2016年，在第53届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这也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首次有中国作家获得这一荣誉。
与往届评奖情况略为不同的是，此次进入决选名单的一共有5位候选人，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作家，10位评委意见高度一致地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一位中国作家——曹文轩，这在安徒生奖的评奖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评委们心目中的分量。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借助我社所属的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在海外的发行优势，我与他的博士研究生胡少卿一起编辑出版了一本多语种的曹文轩小说精选集《忧郁的田园》。
蒙曹老师信任，在签订出版合同时，他把此书所有文版的国际出版权一并授给了我们，并没有考虑经济方面的收益。在此我要向曹老师多年来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
三
如果说北大的厚重背景给了曹文轩自信与勇气，为他的人生提供了关键的支撑的话，那么，苏北水乡的成长背景则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位于江苏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中兴街道的周伙村，是曹文轩生活了近20年的老家。“出门三里，要走五座桥”，水乡既是他的生活经验，也是他的小说背景，培育了他的审美，涵养着他的性格，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叙事方式与情感表达。这也是我们总是能从他的作品中领略到纯净的诗意，从那悠然从容的叙述中感受到力量的原因所在。
有着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曹文轩，在日常生活中充分体现了认真与细致的特点。
比如，走在街上看到行乞的残疾人，他会让儿子独自走上前去给钱，从小培养他的“悲悯意识”。见到喜欢他作品的小读者，他会很自然地蹲下身子，平视着与孩子说话。这时候他早已不是什么大作家或者名教授，他只是那个能用文字拨动读者心弦的亲切随和的“曹叔叔”。
出于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崇，曹文轩向来重视自己的仪表，西服、衬衣的颜色搭配都很讲究，秋天的风衣、冬天的薄呢大衣更是他的“标配”。在他的字典里，似乎从来没有过“随便”二字。在媒体面前出现时，他还会加上条围巾以增添色彩。到新西兰领取安徒生奖时，他就是围着一条漂亮的红围巾作为装饰，很具画面感。
曹文轩在生活中注重细节，在写作时更是讲究精雕细刻，并且常常把细节串连成一幅幅优美的画面，给人以美的享受，如：
微风翻卷着荷叶，又把清香吹得四处飘散。几枝尚未绽开的荷花立在月色下，像几支硕大的毛笔，黑黑地竖着。桑桑能够感觉到：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开放。（《草房子》）
青铜要给每一朵南瓜花里捉上十只萤火虫。随着萤火虫的增多，这花灯也就越来越亮。完成一朵，他就将它放在船上，再去完成另一朵。他要做十盏南瓜花灯。他要让这十盏南瓜花灯照亮窝棚，照亮葵花课本上的每一个字。（《青铜葵花》）
这样的格调、雅趣与意境，是曹文轩所独有的，也是他的美学观的典型体现。
与大部分“借故事说话”的作家不同，曹文轩有着强烈的“传道”意识。在写作之余，他喜欢“立论”。不仅在作品集的前言、后记中“追随永恒”，强调道义、审美与悲悯情怀的重要，并且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自己的主张：“读书要读打精神底子的书，读有文脉的书。”他还给儿童文学下过一个定义：塑造未来民族性格，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自然与他长年从事文学研究的经历有关，更与他创作时所负有的使命感密不可分。
从1972年初涉文坛到现在，曹文轩的创作已走过了整整50个年头；而自1977年毕业留校至今，他在北大讲台也已辛勤耕耘了40余年。著作等身、育人无数的他就像梵高笔下的那个“播种者”，数十年如一日，在大学生和小读者心中播撒着美和善的种子。
“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为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
这份印在《草房子》封底的“美的宣言”，也是曹文轩始终不渝的文学信念。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钟振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