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在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毕飞宇并不以高产著称，却几乎篇篇佳作——每一部作品都被赋予坚实的质地，闪耀着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探索自我的精神。暌违十五年之后，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新作《欢迎来到人间》——他真正“想写”的故事终于“来到人间”。

虽然《青衣》《玉米》《推拿》等关于历史书写的作品为毕飞宇带来了盛誉，但他并不想重复以往的写作。触动他的是评论家李敬泽的一番话：“《青衣》也好，《玉米》也好，《平原》也好，你写的还是历史……我觉得一个很牛的作家，最关键在于如何去体验当代、概括当代、提升当代、表达当代。”在毕飞宇看来，历史书写意味着时光已经对生活给出结论，作家不过是利用想象，依照结论梳理或者用一套话语体系再次呈现生活。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与当下生活产生紧密联系，不能有效地表达当下，那这个作家最多只是做了“一半”。也因此，“最会写疼痛”的他将目光转向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精神疼痛”。

小说讲述了外科医生傅睿看似完美、实则千疮百孔的生活：外人眼中，他年轻有为、家庭美满，是好儿子、好丈夫、好医生。当一则意外发生，他开始自我怀疑，发现真实的自我早已模糊不清，既定的生活“失序”，向内坍毁。职场、家庭、亲友……毕飞宇的解剖稳、准、狠，在纷乱如麻的情感与社会结构中寻找人们“发疯”的源头。一如书的开头，千里马雕塑体态畸形，内心嘶吼，灵魂被囚禁在石头之内，因为压抑得太久，通常都是一边狂奔一边怒吼。

创作转型痛苦且磨人，尤其对于在创作上有高度自觉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小说自动笔之日起便充满曲折：原本毕飞宇只想写一部关于医院的小说，写到30万字的时候却发现结尾遥遥无期。调整思路后，创作进展顺利；2020年初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内心激荡之下，毕飞宇决定，小说第九章之后的内容全部放弃，推倒重新写！“这部小说是我的噩梦。在没有完成之前，我无数次想要放弃，起码有十次以上。”但是，他每次都无法摆脱对时代表达的欲望与焦灼，最终还是选择写完它。

“我只关心，读者看了小说之后，能不能感受到傅睿所受到的撞击。哪怕读者对于这本书写了什么并不确定，但只要他们能感受到这种撞击，这个小说，在我看来就成了。”

当小说画上句号，毕飞宇如溺水者上岸，回归真实的人间。历经十五年淬炼，他最终成功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呈现了一部展现当代人生命与精神世界暗流的挑战之作。

以下是中国作家网记者对毕飞宇的专访。

“现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挽救护士小蔡？”

中国作家网记者：从早期创作具有先锋性质的作品《雨天的棉花糖》等，到逐渐走上写实的创作道路，写下《青衣》《玉米》《推拿》等一系列现实题材作品，再到如今聚焦大时代下人物的“非理性精神状态”和人本身的荒诞性，您在创作上一直求新求变，具有高度的艺术自觉。是什么原因让您愿意跳出舒适区，不断选择充满挑战性但依然是自己“想写”的东西？

毕飞宇：作家在选择技术调整的时候，内心的意愿也许没多大意义，外部的压力和需求可能才是更大的动因。我不认为会有这样的作家，他一天到晚在家里琢磨所谓的技术。在我看来，脱离了具体作品与具体诉求的技术真的不存在。《推拿》之后，尤其在疫情期间，我对内部世界，也就是精神的关注更大，这才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不可能用写《推拿》的方式去完成新作。

中国作家网记者：您曾说，《欢迎来到人间》的创作给您“噩梦”一般的感觉，几度辍笔，最终从百万字中打磨出二十万字完稿，甚至在经历疫情之后又重新改写了主人公的精神轨迹。能否具体谈谈创作过程中经历的思想挣扎和变化？

毕飞宇：不是从百万字打磨出二十万字，是总体的写作量超过了百万字，这是没办法的事。作品写歪了，你只能推倒重来。如何去判断“写歪”了呢？你写不下去了，它死在那里，它失去了内在驱动。实际上，最佳的选择是放弃。我没有放弃并不是我有巨大的精神意志力，不是。是我舍不得。傅睿的命运依然像鬼火那样闪烁。鬼火当然有巨大的诱惑，它带来的只能是噩梦。我确实很挣扎，很煎熬，可我觉得值得，我受煎熬，我的小说人物就可以大口地呼吸。傅睿活下来了，不是么？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我也是有收获的，我为自己赢得了满头的白发，浪漫极了。

中国作家网记者：小说后半程犹如“脱缰的野马”，在某种程度上跌入“失序的世界”，与前半部分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形成反差。您是有意为之，以此来表现主人公内心发生的变化吗？

毕飞宇：我觉得整部小说都是失序的，相比较而言，前面收着一些，这个收是为了体现加速度。如果一上来就脱缰，加速度是无法体现的。

中国作家网：这里“加速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体现傅睿前后的心理变化吗？

毕飞宇：严格地说，疯狂。疯狂可以有多种体现，直观的体现就是失速。

中国作家网记者：傅睿原本更多地活在精神世界里，“不接地气”。在经历“手术意外”后，进入“人间”，精神恍惚抑郁甚至谵妄，身体也出现“刺痒”的症状。就像一个人突然觉醒了，认清了世界却仍然依赖于“生活的惯性”，想改变却无能为力。人的“异化”是否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所不可避免的过程？

毕飞宇：现代化有可能带来异化么？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导致人类异化的因素有很多，宗教，权力，资本，乌托邦理想。极端一点说，人类正是为了避免异化才走进现代化的。我想强调一点，反思现代化也许是必须的，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走进。

中国作家网记者：傅睿本身性格淡漠，与亲人同事等感情疏离，但事情发生后，他与病人老赵和护士小蔡的互动却耐人寻味。他反复回访老赵的恢复情况；让小蔡帮忙“挠痒”，并要疯狂拯救她……这似乎是他对“失序世界”的一种“抵抗”和“自救”？

毕飞宇：现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挽救护士小蔡？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给小蔡“定性”？这是我想知道的，我觉得读者也有权知道。

中国作家网记者：您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创作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饱含悲悯的女性形象。相较之下，《欢迎来到人间》中的女性人物又带给人不同的感受，比如护士小蔡“被拯救”“被求婚”，比如敏鹿在婚姻中的被动和迷茫……能否谈谈这部作品里的女性人物？

毕飞宇：小蔡是这部作品的尾随者，作为一个乡下姑娘，她有时代感的强迫症，她努力成为时代。也许，真正具有时代强迫症的不是她，反而是我这个叙述者和记录者。很不幸，她最终成了被拯救的那个人。在时代感和被拯救之间，有它内在的逻辑么？至少我没有发现。我记录了这个过程，而我没有找到逻辑，这是我书写这个人物的动因。

当冷静与激情都不值得信赖，虚构不可避免

中国作家网记者：您曾说过，“傅睿身上我最在意的、警惕的是他的虚妄性”。虚妄性的信念让他的挣扎和反抗犹如陷入“无物之阵”，为何选择创造这样一个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的人物，傅睿身上是否反映了某种当代人的共性？

毕飞宇：在这个时代，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一样，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在现实，一部分在网络。如果我从不上网，仅仅依靠我的现实生活，我大致上是可以判断我们的生活的；反过来，如果我很少参与现实，每天都在网络上溜达，我大致上也可以判断我们的生活。可问题就在于，这两个判断无论如何也对不上，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对立是不应该发生的，可它偏偏就发生了？你说，我一个作家，能无动于衷么？不能。实际上，我真正要表达的并不是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对立，我是说，在现实世界，我们的冷静是哪里来的？同样，在虚拟的世界，我们的激情是从哪里来的？我可以依仗的逻辑起点到底是哪一个？在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它的冷静与激情都不可信赖，作家的虚构将不可避免。

中国作家网记者：您提到，最渴望的事情是“充分呈现我们的非理性”。“抢救哥白尼”和“拯救小蔡”段落中的意识流手法运用令人印象深刻，呈现出了人物的非理性状态。您认为，在作品中精准把握和呈现一个人的非理性，比较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毕飞宇：表面看，它更多地涉及想象，这是当然的，这些部分如果失去了想象真的很难抵达，但是，我更想强调的还是认知。简单地说，你得做宏观的把握，然后，由这种把握选择想象的方向。作家需要完成人物，即使是非理性的，傅睿有傅睿的方向和情态，老赵有老赵的方向和情态。所谓的准确，是完成了各自不同的人物。

中国作家网记者：您觉得哪个人物相对难以描摹和准确把握？

毕飞宇：也不好这么说，很难说哪一个个人更难。长篇小说不管体量如何，哪怕只有十五万字，它终究是一个大场域，重要的还是所有的人物所构成的整体关系，在不同的区域里，他们的关系又有轻重缓急。小说里有一个很次要的人物，钟点工明理，你说她容易写么？不一定的。老赵轻度骚扰了她，她是要有回应的，为了这个回应，我停了一个星期，事实上我被难住了。最终她说，叔叔，你闹。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明理这个人最终确立了。她确立了，老赵就确立了，老赵确立了，傅睿就确立了。我的体会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不存在孤立的难，它是整体难。话又说回来，没有难度，写作还有什么意思呢？常识是，只有高强度的负荷才能带来内分泌的改变，我们的快乐就来自这样的改变。

中国作家网记者：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谈到“疯癫的世界永远不是理性世界可以到达的，永远是理性世界的对立面，只要理性世界仍然占领统治世界，无论以何种形式，非理性的癫狂就会一直和它战斗下去。”这是否可以解释小说的结尾在似真非真的状态下，以癫狂的飙车和梦境（非理性）撕开理性世界的一角，展现生活真实的一面？

毕飞宇：毫无疑问，福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一代。否认福柯的影响是不明智的，我只是告诉我自己，我不是为福柯写作，更不可能为印证福柯而写作，我写作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果我的写作实践了福柯的某些观点，那我只能说，认识也有共性。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谁也改变不了日月同天的基本事实。

生活如此被动，我能做的唯有虚构

中国作家网记者：面对当下中国现代化迅猛发展、互联网信息时代千变万化、光怪陆离的现实，当代文学是否会陷入某种叙述困境抑或“叙述断层”？

毕飞宇：我无法对当代文学做出评估，我所拥有的仅仅是粗浅的视觉记忆。我们的长篇越写越长，长篇小说越来越厚，就是这样。我个人不喜欢这个局面，当我们纠结于长度的时候，这对长篇小说一定是不公平的，对汉语尤其不公平。我同意你的说法，叙述困境和叙事断层，我认为困境和断层都在，这个差不多已经是显性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开始眺望90后或者00后的作家时，也许我们也有可能出现新的收获。困境和断层真的不一定是坏事，文学就是这样的，生生不息的文学史其实也是汹涌澎湃的断裂史，天才和断层永远是亲兄弟，好吧，亲姐妹。

中国作家网记者：在创作一部新作品时，会有意识的寻求突破和转型吗，创作过程中会有焦虑吗？如何解决？

毕飞宇：我不会刻意去转型。我的转型来自外部，简单说，我需要面对的对象不一样了，渴望表达的东西不一样了。我当然是焦虑的，夸张一点说，甚至是拧巴的。但是我要明确一下，不是写作让我焦虑和拧巴，相反，因为焦虑和拧巴，我才写作。这不是同一件事。某种程度上，是写作缓解了我。我写作是想解决生活所带来的内心问题，而不是解决写作的问题。当写作成为问题的时候，我会随时放下我的笔，这没什么，放弃写作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我的问题是无法放弃生活，不能放弃自我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存在感。我能做的就是写，也就是虚构，对我来说，虚构即存在，虚构可以给我自由与积极。生活是如此被动，是虚构给我带来能动性。

中国作家网记者：期待这部小说未来被影视化吗？

毕飞宇：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小说是由两样东西构成的：描写、叙事。叙事极为主观，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对影视改编几乎没有用。一个对影视化有较高期待的作品，不可能把小说的重点放在叙事上。所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几乎不要去问作者，读者把自己想象成导演就可以了。

《欢迎来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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