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汪曾祺的小小说《打鱼的》。

我想起了汪曾祺对小小说的看法。一是，1985年，汪曾祺说：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个大冲决。此处所指的概念，就是定义，也是模式。汪曾祺就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有破有立，颠覆了模式的同时，也影响了未来小说的走向。他运用中国传统的笔记小说的方法，从“怎么写”颠覆了过去的“写什么”（宏大叙事），从而开启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扇别样之门。

二是，汪曾祺说现在的小说太像小说，他要写不像小说的小说。他在一篇谈小说结构的文章里，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那“随便”是“苦心经营的随便”，他明确表示：“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重的小说。”比如莫泊桑、欧•亨利，他们“耍了一辈子的结构，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倒是喜欢“好作家完全不考虑结构”的契诃夫，那是对小说的解放。当代短篇小说的主流是契诃夫式的小说，其标志是“没事”，或说“没戏”。

汪曾祺的大多数小说是小小说。起初，他界定为散文化小说，后称笔记体小说。我将其称之为新笔记小说。为读者称道的甚多，就如同他在《陈小手》中所说：“陈小手活人多矣。”汪曾祺的新笔记小说里，他不也“活人多矣”？

多年来，评论界对小小说多有定义，还引用美国的三条小小说概念。记得其中有一条是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局。

文无定法，小小说按定义（概念）写，会怎么样？还有，习惯了小小说“有事”（故事），但是“没事”怎么写？

我读当代国内外小说，甚至将长篇小说的一节、一段拎出来，当小小说。我意识到，小小说首先是小说，然后，才是小小说，它包涵了小说的基本关系元素，当然，我也发现了唯有小小说独特之处：体量小，螺蛳壳里做道场。写人物是要务，但写的方法独到，提取人物性格中的一点，放大，夸张，不及其余，所谓“扁平人物”能更为“鲜活”，还有细节跟人物配套。小小说运用细节的分法，跟长、中、短篇小说有明显的不同。一个有含量的细节，可照亮全篇、拨亮人物。汪曾祺引用老师沈从文的话：贴着人物写。小小说细节的运用，就是贴着人物运行中的细节写。小小说一旦被定义，有概念，就“僵化”了，模式化了。因为，小小说有多种可能性，作家要探寻这种可能性，要保持着一种包容和开放的状态。

言归正传，来品读汪曾祺的新笔记小说《打鱼的》。此篇是他小小说极端“随便”的一例。有文友说：《打鱼的》不像小小说。我说：汪曾祺就是写出了不像小小说的小小说，那是对我们习惯了定义小小说的一种颠覆和冒犯。

汪曾祺的小小说，也有模式，先写一般的气势，后写具体的“个例”。他竟能那么潇洒地放开，然后，像打鱼的那样收网。模式是双刃剑，它使一个作家有了辨识度，也形成了一个作家的套路。可是，我喜欢汪曾祺的套路。究其原因，他那气氛铺叙，有趣有味，拔出萝卜带出泥，有生活气息，有人间烟火，有人情世故。汪曾祺是经验性的作家，他写的都是经历过的熟悉生活。

《打鱼的》，三分之二篇幅，写一个行当——打鱼的不同方法，带着鲜活的水气。而且，他写得不枯燥，不刻板，其中有规矩，有乐趣。提网，收网，放鹰，收鹰，那也是汪曾祺写作的隐喻：放和收的自如自在。放则放得开，收还收得住。

起头两句：“女人很少打鱼。”然后引出“打鱼的有几种”，两个短句各为一个自然段，与列举的“几种”长段落构成短与长的交错，这样，生成了节奏。当代小小说要有节奏感，换句话说，是当代小说的脉搏。汪曾祺竟然在气氛的铺叙中写出节奏（不也是人物的脉搏吗？），那是不显痕迹的苦心经营的“随便”。

尤其是他采取论文式的列举：一种一种一种，故意的模式却有灵动的节奏，而且貌似刻板的表达却是自如的呈现。其中有详有略。“一种是板罾的。”“一种是撒网的。”又是短句各独立为自然段，却不细说，不展开，这种省略，与开头的两个短句形成了呼应，起了调节叙述“呼吸”的作用，错落有致，详略得当。

起首一句“女人很少打鱼”，实为后三分之一的具体写“一男一女”提前打了招呼——汪曾祺不经意地来了个悬念。在都是男人打鱼的常规中，突出写“女人”打鱼。先写一般，再写独例。《陈小手》则是性别相反，先写一般都是女的接生，再写陈小手这个男的接生。

一男一女，是夫妻，打了一天的鱼，却听不到说一句话。这一句有味，一是存在不露面的关注者，也就是汪曾祺：作家关注是一种怜悯的情怀；二是生活使这对夫妻疲惫或专注并默契，一切尽在不言中。但能听见举网和搅水的声音，还追加三个字“也很轻”。生活之重与声音之轻逸。

作家要明确自己的站位。关注什么人是站位的标志。汪曾祺的关注持续着，“有几天不看见那对夫妻”，写人却写衣，衣的颜色和款式，可见关注的细致。本是妻子赶鱼，却换成了一个小姑娘，穿着母亲原来的皮罩衣，点出了衣与身的不配套。但她赶鱼的动作像母亲，一脉相承。当然母亲的境况，读者自会想象。

汪曾祺写了一家“打鱼的”命运。小小说也能够写出人物的命运。尤其写了女性的命运：母与女的接替。

汪曾祺的语言简约，说出的仅是“冰山一角”。结尾一句：“秋天的水已经很凉，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做与说，人与物、重与轻、冷与暖的关系中，呈现出了人物，尤其是女性的生活境遇。

“女人很少打鱼”，女人成了“打鱼的”，那是迫不得已。汪曾祺写出了打鱼的女人的命运，与列举的种种打鱼的男人形成了对照，突显出“这一个”。犹如一盏灯，照亮了所有的打鱼的，有光亮，有温暖。汪曾祺说过，他写作，是给人间送温暖。

汪曾祺见多识广，写过许多行当。造屋的（《金大力》）、求雨的（《求雨》）、救生的（《陈泥鳅》）、修车的（《戴木匠》）、收字纸的（《收字纸的老人》）、撞钟的（《幽冥钟》）、打铁的（《邱麻子》）、做棺材的（《少年棺材匠》）、做豆腐的（《王居》）、遛鸟的（《瞎鸟》）、护秋的（《护秋》）、写字的（《子孙万代》）、画像的（《画像》）、吃戏饭的（《三列马》），等等。延伸阅读，欣赏汪曾祺怎么写？都是先放后收，收住，还留“口”，不封死，敞开着，那种“随便”，可谓收放自如了。

关于小说如何表达，集编剧和演员于一身的捷克作家兹旦内克•斯维拉克，72岁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其身为电影导演的儿子，否定性地指出，父亲的小说“尤其缺乏电影制作不容忽视的戏剧拱门”。但是，斯维拉克仍坚持碎片化的表达，追忆童年万花筒般的片段，那是系列小小说的写法。由此区别了父子俩关于小说和电影的差异。

汪曾祺从事过戏剧创作，而他的小小说却相反：没戏。当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越发细分，值得思考的是：小小说怎么做唯有小小说该做的事儿？汪曾祺和斯维拉克的小说，是一种启示。

（作者：谢志强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