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语文教育、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等多个领域都有卓越建树，被誉为“语文三老”之一，教育出版界的“一代宗师”。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披阅其论著，“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感触最深的，却是他为人处事及行文特点，常常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为人温良忠厚，处事谨慎周全，行文平和冲淡。对自己谦逊低调，律己甚严；对别人诚朴敦厚，坦荡真诚；对工作严谨认真，勤奋努力。尽职尽伦，无愧于心。正如他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题辞》所说的“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真正体现孟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君子人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叶圣陶曾手书一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他曾多次对吕叔湘先生说，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可社会给予我们的太多了。他编了一辈子教材，晚年却对儿子叶至善说，听到的都是批评的话，没有听到过一句表扬的话。1986年10月，在他92岁生日前夕，江苏教育出版社提出要出版《朱自清全集》和《叶圣陶集》，他说“自己比佩弦（朱自清字）先生差远了，在学问上没下过功夫，不配出大部头的个人的集子”。[1]他的临终遗言是：“我们自费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广告：‘告知相识的人，说我跟他们永别了’；‘非但不要开追悼会，别的什么会也不要开。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为我开无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的。务望依我，更无他嘱。’”[2]。甚至对于语文教育家的头衔，他也不承认。叶至善说：“人们都说我父亲是语文教育家，看来没有错，可是父亲从来不承认。父亲说他跟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不一样，不是个做学问的人，虽然经常对语文的教与学发表一些看法，都就事论事，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因而称不上家。父亲说的也是实话。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为基础语文教育的改革作了不少实事，光中小学课本，他主持编写的达数十部之多，有些课本和练习还是他亲自撰写的。为了提高教与学的实效，他和朋友们作过许多试验和探讨，但是留下来的大多是随想式的论说，要不就是指导教与学的实例；比较完整的称得上概论的著作，他一部也没有写过。”[3]他曾任民进中央主席，最后一次参加民进中央会议时，发表临别赠言，是《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即要自己做得到，方可要求别人；要自己无问题，方可指摘别人。[4]这不禁让人想起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学而》记曾子每日三省吾身，其中有两条涉及人与人的交往：“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叶圣陶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锲而不舍，终生以之。对朋友倾心相待，情同手足；对普通人将心比心，宅心仁厚；对领导坦荡真诚，无所顾忌；有时也不顾情面，爱憎分明。

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叶圣陶在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有许多朋友，尤其他与夏丏尊、朱自清的交谊友情，令人称叹。1921年他离开甪直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结识朱自清；1924年，他到春晖中学看望朱自清时，又结识了夏丏尊，二人从此订交，后又结为儿女亲家。他们三人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个人情谊同学术志趣完善结合，切磋砥砺，遂成莫逆之交。在《叶圣陶集》里，叶圣陶怀念夏丏尊、朱自清的诗文近20篇，与夏、朱二人合著的书14种。叶小沫《我的外公夏丏尊》说：“一次在饭桌上吃饭，爷爷和爸爸照例喝着酒。不知怎么说起了外公，爷爷忽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5]叶圣陶《佩弦周年祭》也记述：“佩弦，我到了你清华寓所的书房里。嫂夫人说所有陈设一点儿没有动。我登门不遇永不回来的主人，心里一阵酸，可是忍住了眼泪。后来北大十几位朋友邀我们小叙，我喝多了白干，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你，就放声而哭，自己不能控制。为你，就哭了这么一次。”[6]所谓情动于衷，不能自已。一旦发现朋友做得不对，他也会马上指出来，决不坦护。宋云彬曾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兼语文组召集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也是叶圣陶的老朋友。1951年6月8日《宋云彬日记》：“《新观察》二卷十一期出版，发表余致编者信一件。圣陶阅后，指出某几点语带讽刺，易使读者起反感。余细加思考，顿悟昔人谓‘文如其人’，实有至理。卖小聪明，说俏皮话，为余一生大病。写文章态度不严肃，不诚恳，即余为人不严肃，不诚恳之表见，今后当痛改之。平生益友，首推圣陶，特记之，以资警惕，以志不忘。”[7]正因为如此，才称得上“平生益友”。

叶圣陶对朋友是这样，对普通人也是如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经常收到普通群众的来信。即使文理不通、错别字连篇，他也会耐心揣摩、辨认，仔细阅读，亲笔回复。1962年9月，一位素不相识的山西农民给他写信，祝贺中秋节。秘书劝他不必回复，也没什么可写的。叶圣陶却不同意，他说：“穷乡僻壤，写封信多不容易，我怎么能辜负他的一片诚意！”说着，就把正在写的一篇文稿放到一边，略一思索，写了复信：“接诵大札，祝贺秋节，敬谢高谊。观书法精力饱满，足征老而弥健，深为欣慰。今岁农情，各地皆胜于去年，想尊处亦复如是。遥想杖履，眺望秋成，必开颜有喜也。专此奉答，敬颂多福。”[8]

徐铸成《怀叶圣老》记述的一件事，体现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1949年3月，他们一行27人，应中共之邀，经香港辗转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周恩来副主席邀约他们座谈，要求他们谈谈对新政府的希望。叶圣陶的发言话虽不多，却使举座吃惊。他说：“我已年老，脑筋迟钝了，希望勿勉强我改信唯物主义。”事实证明，以后他一直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他既不是那种“面从，退而后言”的人，也不“遇事三分左”，还没有想通，先附和、表态。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是真正愿意和党肝胆相照的。[9]

作为常人，叶圣陶当然也有生气的时候。一旦惹他生气，他也会不顾情面地直接顶回去。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就记着一件趣事。他的宝贝孙子三午上幼儿园时，不知怎么的，被提到小学一年级。毕竟年龄太小，他连书包也理不清楚，经常丢三落四；课外作业连题目也记不清。老师就在他的成绩单上批了八个字：“品学俱劣，屡教不改。”叶圣陶一看火了，护犊心切，立马针锋相对，也回了八个字：“不能同意，尚宜善导。”并让女佣捎回去。老师看了问女佣：“他们一家是不是都有神经病？”最后只好把孙子接回家了事。[10]

叶圣陶是作家，却不以文学家自居，他曾自豪地宣称：“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作为编辑出版家的叶圣陶，他认为，做任何工作都要认真，做编辑出版工作特别需要认真。无论是编杂志、编教科书，还是编一般图书，从选题、约稿、审稿、加工、校对、装帧设计、宣传发行，到处理作者投稿和读者来信，他都是呕心沥血，事必躬亲，处处为作者和读者着想。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要求教科书不但要“质文并美”，不许有一个错字、错标点，而且要求“及时供应，课前到书，人手一册”。1953年有几种新编教科书不能及时供应，他着急地说：“我当过教师，上课没有书怎么行！即使教师自己能编讲义，也来不及啊！”他提出一边赶印抢运，一边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名义在报上刊登启事，作自我批评，并提出补救措施。[11]他自己的著作，付印前必定委托信得过的家人或朋友帮忙校订。如《叶圣陶童话选》就请张中行先生修改过，还请北方口音标准的小学老师朗读过，务必做到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入耳；《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则“主要拜托给了（王）泗原先生”[12]。    

作为编辑出版家，他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旦发现出版物中出现语言文字差错，不管是谁，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1951年6月25日《叶圣陶日记》：“胡乔木作“中共的三十年”，于上星期五刊布于《人民日报》，纪念中共之卅周年。此文剖析情势，与吾人以种种识见，而造语遣词，疏漏颇多。在号召群众留意语文之今日，且为文者为乔木，实不宜有此。因作一书寄之，径达此意，并谓我社同人方将一一举出，由（朱）文叔加以整理，送请采纳。此一发戆之举也。”[13]不仅作书“径达此意”，还请同人“一一举出”“送请采纳”，既反映了他作为语文教育家的职业习惯，也是作为编辑出版家的责任心使命感使然。

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一生心系教育，心心念念都在关心一线教师，关爱孩子未来，留下许多佳话。有一次，他与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座谈。一位编辑讲述了他们调研农村小学时发生的事情：晚上住的地方没有厕所，学校备了尿盆，第二天早上，校长颐指气使地命令一位小学老师给调研人员倒尿盆。前一天他们还在与这些老师座谈，旁听课程，敬佩这些老师在艰苦的条件中教书育人，现在看到他们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心中很是气愤。叶圣陶听了汇报，竟当场失声痛哭。当听了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调查报告《来自中学生的呼声》，他急切难耐，奋笔疾书，连夜写了《我呼吁》，恳切地说：“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14]

叶圣陶关于批改作文的见解，则很能代表他“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和“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他认为，教师修改学生的习作，目的不在于把一篇习作修改得怎样完美，而在于帮助学生提高运用文字的能力。“老师一边看学生的习作，一边要揣摩学生到底想说些什么；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学生，要根据学生想要说的意思去修改，修改那些表达得不清楚的地方，不确切的地方，不顺当的地方，不连贯的地方，还有遗漏的和累赘的地方。”主张作文评语要“多称赞少批评。教师的称赞能鼓励学生多写多练，批评则是指出缺点，要求学生注意改正；称赞和批评都要有根有据，根据就是学生的习作，不要写一些空泛的话，使学生无从捉摸；最好不光就一篇习作来写，要跟学生以前的习作相比较，称赞那些显著的进步。”[15]

叶圣陶一生写了大约一千几百万字。往往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十年如一日，所以才有煌煌26卷的《叶圣陶集》，足见其勤奋努力、立德立功立言的成果。“文革”前，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了使所编的语文教材更加切合学校教学的实际，将北京景山学校、二龙路学校、丰盛胡同学校辟为教学基地，开展试教，在实践中检验教材是否合用，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从《叶圣陶日记》中可知，仅1962年2月到5月4个月中，他就同三校教师一起备课、听课、讲课达14次之多。

叶圣陶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公私分明。这里仅举两例。一是退讲课费。有一次，他应邀去某单位作报告，事后单位汇来50元酬劳，他坚决不收，并复信说：“那天我随便跟同志们谈谈，不能算什么报告，何敢望酬报。汇款单一纸奉赵，至希洽收。”[16]二是署名。《人民教育》《语文学习》曾发表过他的《关于语言文学分科问题》（1955年8月号）和《改进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1956年8月号），却均不见于《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叶圣陶教育文集》《叶圣陶集》。据叶至善说，这类报告“是当时大家凑起来的，编在个人的论文集里不太合适”。[17]

叶圣陶在悼念周恩来的诗中说：“鞠躬诸葛语，千古几人然？”其实，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千古几人然”呢？鲁迅曾在《忆刘半农君》中说：“我佩服陈（独秀）、胡（适），却亲近半农。”[18]叶圣陶先生是教育出版大家，更语文教育大家，却又是让人感到“亲近”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