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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梦帆:徐则臣《北京西郊故事集》深层次的精神追问 

来源:《长江丛刊》 | 余梦帆 发布日期:2020-07-15  点击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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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是2020年1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九篇,前后历时将近十年。不同于单篇独立的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有相同的人物和场景,主要反映了北京西郊一部分人的生活困境。

一、城市文化空间的想象

《北京西郊故事集》不同于徐则臣之前“花街”“京漂”系列的小说,直接把视线聚焦在北京西郊这一特定的区域,其原因除了作者本人在北京西郊的生活经验之外,还是一种体察北京生活的边缘视角。投射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构建城市文化空间的想象。通过一系列有特点的景物来搭建作者笔下的“北京西郊”。

屋顶这一空间几乎是贯穿全书,承载着木鱼、宝来、行健、米萝等人对北京的所有欲望和想象。第一篇小说《屋顶上》概括了屋顶的用途:看女人、打牌、喝酒吃串、登高望远看北京。在《轮子是圆的》中咸明亮在屋顶上吐露梦想,《六耳猕猴》中冯年在屋顶上倾诉生活的压力,《成人礼》中行健在屋顶上想象爱情,《看不见的城市》中天岫等人在屋顶上聊天,感慨城市的变化,《狗叫了一天》中小川在屋顶补天空,木鱼在屋顶看书,《摩洛哥王子》中木鱼等人在屋顶上学习演奏乐器,《如果大雪封门》中木鱼又在屋顶上看鸽子、看北京,然后思念变傻回乡的宝来,在《兄弟》中屋顶用来接待客人戴山川。正是因为屋顶的特殊位置,它既不同于代表踏实生活的普通院子,也不同于奔忙逃跑的走街窜巷。屋顶高出这些建筑能让住在平房和出租屋的人们有一个登高望远的视角,能俯视日常生活的同时又能远眺北京。此外屋顶还有别于北京其他的高楼大厦,它潜藏在雨林般的高楼中浮游,给生活和梦想都留出了一段合适的审美距离。

如果说屋顶代表着木鱼等人对北京生活的美好愿景,那么电线杆、平房、出租屋、公共电话亭、地铁等景物就勾连起他们日常的生活轨迹,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他们完整的北京生活图景。木鱼等人都是依靠贴小广告、办假证来维生的,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小广告贴在北京的角角落落,电线杆、墙、社区、马路牙子都是他们的工作范围。这样的场景在徐则臣以往的“京漂”系列小说中也有提到,比如在《跑步穿过中关村》中敦煌因为对保定的愧疚在天线杆上的办证小广告上寻找七宝,顺藤摸瓜最后找到了七宝,在这里天线杆也起到了推动情节的作用。还有平房、出租屋里的是艰苦的私人生活,《如果大雪封门》中林慧聪租的平房里,常常半夜被冻醒。还有在《兄弟》中西郊租户在院子里搭简易房,清查违章建筑时被推倒,老乔一家瞬间无家可归。公共电话亭是京漂的这一群人联系家乡的主要途径,《看不见的城市》中天岫在公共电话亭想等远在家乡的儿子叫一声爸爸,还没听到就被人打死。地铁在这本故事集中不再是拥挤繁忙的现代生活的承载物,和电线杆一样是地铁卖唱人的谋生空间,《摩洛哥王子》中王枫一边在地铁卖唱一边接济乞讨的女孩小花,艰辛又善良地生活着。

这些景物或隐或显地出现在这本故事集中,成为构建北京西郊生活的日常想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京漂们的生活清晰地体现出来,继而让探寻他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有迹可循。

二、不断的精神追问

徐则臣小说中一直在书写“出走”主题,不是出走就是在出走的路上,“有人问,为什么你的人物总在出走?我说可能是我想出走。”徐则臣小说中的人物通过出走来寻找精神寄托,徐则臣则通过这些人物的出走来替代自己焦虑,实现自己的理想主义,这种精神也是一以贯之的。

徐则臣的笔下不缺少冲动离家的少年形象,他们大都生活在“花街”,想要去北京。这样的少年冲动从他十八岁写《出走》就开始了,后来还有《走在路上》《沿铁路向前走》《跑步穿过中关村》《耶路撒冷》《北上》等等,就像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刚刚成年的少年带着憧憬出门却遭遇现实的打击。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也有这样的一群少年,以木鱼、宝来、行健和米萝为代表的京漂们,他们是闯入者、异乡人、边缘人,“对于北京我是个外来者,和我小说里的人物一样扎不下根。”这些对于身份的疑惑融入了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使他笔下的人物都绕不过这个问题。《成人礼》中刚过十九岁生日的行健想在北京扎下根来,《看不见的城市》中天岫年轻时到处走走看看,后来成为北京西郊的一名建筑工,在外打工难以兼顾家庭,最后也死于亲情的思念。《轮子是圆的》中咸明亮从监狱里出来以后想去北京重新生活,他在修车铺用废弃的零件拼出一辆车,这车就成为他新生活的目标和希望,就像老舍《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一样,但咸明亮最后保住了自己的车,虽不至于像祥子一样走向堕落,可也身负重伤。他们带着希望来到北京,刚开始都像行健一样对生活充满热情,随着时间流逝和现实压迫,他们之中有的像天岫一样牺牲亲情、爱情,以失败收场,或死或伤,有的像《如果大雪封门》中的林慧聪一样完成了看一场北京大雪的心愿,还有的仍在咬牙坚持像没有明天没有来世那样义无反顾地生活。他们直面现实,认真生活,积极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

《北京西郊故事集》

徐则臣

围绕在这些少年周围的还有一群人,他们不仅寻找着生活的答案,还在探寻自我的意义。《兄弟》中戴山川到北京去寻找另一个自己,对于他来说另一个自己就是自己生活下去的动力和依靠,他从怕另一个自己,到恨,到爱,最后发现自己只有这一个朋友时就再也离不开他了。这样化解成长中孤独的办法,戴山川教给了简易出租屋老乔家的鸭蛋,鸭蛋将他照片中的自己想成另一个自己,找到了精神寄托后变得听话和满足。都说吾心安处是吾乡,这乡也不只是家乡,还是能让人心安之处的抽象指代,在鸭蛋这里就是这一张照片。当简易房被推倒,照片被埋,全世界只剩下鸭蛋的哭喊和风声,废墟一片寂静,“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看起来荒谬的“另一个我”实则是在寻找自己,确认自己,是在冰冷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中找到活着的理由。另一个我有时并不是人类,在《六耳猕猴》中冯年总是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六耳猕猴,脖子上缠的链子越来越紧,这些是他现实生活中面临压力时的投射。《狗叫的一天》中行健和米萝折磨小川家的狗,狗咬坏了自己的尾巴失去平衡,撞倒了自家的三轮车,小川被压死,狗的叫声一点也不像狗。这些被耍得团团转的像人的狗和像猴的人,还有在《如果大雪封门》中和鸽子一起住的林慧聪,他们在动物身上寻找着自己,通过动物与人之间建立的微妙联系,获得一份心灵的慰藉。

徐则臣笔下这些北京西郊的人物都追寻着人生意义、生活意义、自我意义的答案,不断的对北京、对故乡、对自己发出精神追问。

三、阶段性的收尾之作

徐则臣将从“出走”主题提炼出来的70后时代特点概括为“到世界去”“讲述‘到世界去’的故事成为‘70后’作家的集体诉求和文学核心意识形态”,这也是徐则臣笔下人物孜孜不倦的追求,尤其是《耶路撒冷》,是他作品中将京漂和出走紧密融合的重要之作。其中也有《北京西郊故事集》中人物的影子,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生成的,在《耶路撒冷》出版之前这部小说集的内容就已完成一半。两者的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初平阳这类人物身上,从北京回到花街,一心想着要去耶路撒冷,对他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寓所。这也是类似《北京西郊故事集》中屋顶对于木鱼的意义,扎根北京对于行健的意义,自己的照片对于鸭蛋的意义,都是一种寻求让自己心安的方式,“很多年里你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个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这是徐则臣小说人物身上不变的精神内核,是他通过写作构建乌托邦的方法,是一种接近心中的北京、确认自己的方式。另一方面的联系体现在易长安和杨杰身上,易长安是京漂中办假证的一员,这和《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木鱼等人一样,只是他们还是初期,更没有到达杨杰创业成功的程度,木鱼等人中或许就有易长安和杨杰的前身。他们不像易长安和杨杰那样老练从容,更多一些少年的憧憬和莽撞,这也展示了京漂小说中的人物刚到北京初期的所见所闻和生活状态,是之前的小说较少提及的。

《北京西郊故事集》是徐则臣继《耶路撒冷》《跑步穿过中关村》《王城如海》《天上人间》之后“京漂”系列中阶段性的收尾之作。不是说这本故事集写到了京漂们的结局,正相反,它又回到了最初,回到木鱼等人刚来北京的那段时间,更多的是对北京生活的想象,而不是生活本身。在《耶路撒冷》完成以后,徐则臣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总结,“比如我想在《耶路撒冷》这部小说里对我所理解的一代人做个彻底的清理。”《北京西郊故事集》是在解决《耶路撒冷》的遗留问题,填补了《耶路撒冷》中部分人物在北京生活初期的状态,最后以《兄弟》收尾也是回归到对“我”的追寻上来。其后完成的《北上》也不再是前作系列中的任何一种,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是重写历史的新探索,2019年在《青年作家》第4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青城》同样也不属于这种类型,在作家打算创作的《南下》和关于爱丁堡的故事里,离开京漂和花街的背景,也很难再有像《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木鱼等人的少年形象,即使有也几乎不会再成为故事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