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安宁，生于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人。已出版作品25部。代表作：《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乡野闲人》《迁徙记》。曾获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冰心散文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广西文学奖、山东文学奖、草原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走亲戚》入选2015年度全国散文排行榜，入围第17届百花文学奖，同时有繁体版图书《试婚》在台湾等地发行。在《十月》《北京文学》《作家》等发表作品400余万字，作品入选各类年选选本。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内容提要：散文集《乡野闲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0）一书,系80后作家安宁“乡村三部曲”第三部，是继《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两本书，对乡村生活、乡村植物动物的观察之后，对乡村人的观察。书中所选个案，代表了中国大部分乡村的组成，比如村长、小贩、乡村医生、手工艺人等等。这些个体人物的悲欢离合，也折射出大多数乡村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作家安宁以饱蘸着温度和悲悯的笔触，以儿童纯真的视角，用幽默犀利又不失冷静从容的叙事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乡村普通民众的人生悲欢与命运起伏。同时，也道出了乡村生活的严酷秩序，人情世故的复杂底色，及乡野田园的孤独苍茫。此书旨在向留在村庄里的一代人致敬。在当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经受的冲击最为强烈，他们的日常生活，人生际遇，也便有了表现的价值。乡土文学需要以有温度和悲悯的笔触，去展示乡村普通民众的人生悲欢与命运起伏。作家安宁采用幽默、犀利、夸张、嬉笑怒骂的方式，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学对乡村人物刻板单一的摹写。

修鞋的

瘦叔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出现在镇上，好像他是村里人羡慕的吃皇粮的。瘦叔当然没本事月月拿工资，但他坐在镇上最繁华的香椿街上，给人轧着鞋帮的时候，一点也不气短。不管怎样，每天都有现钱挣，可比土里刨食的人强多了。况且，人家瘦叔一点也没耽误地里活计，几亩地的收成，丝毫不比谁家少几麻袋。所以这算是瘦叔开辟的第二职业吧，他每天挣的那些钱，也因此被村里人眼红，称之为“酸钱儿”。到底是挣钱的人肩膀酸，或者牙齿酸，还是眼红的人心里酸呢，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母亲一跟父亲吵架的时候，就拿瘦叔能挣俩“酸钱儿”做例子，每每都将父亲刺激得眼珠子发红，发疯的牛一样；甚至有一次他还为此离家出走，但回来的时候，到底还是像母亲说的那样没出息，一分“酸钱儿”也没挣回。

所以瘦叔坐在马扎上，等着十里八乡的人，借赶集的日子，来找他修鞋的时候，他是颇有吃上了国库粮的骄傲的。可不是，谁让瘦叔跟身后小卖铺的胖女人处得关系好，因此他的摊位恰好就可以摆在人家支起的窗户下，而且那厚实的木窗，春天挡雨，夏天遮阳，冬天防雪，秋天的风来了，瘦叔还可以进小卖铺里避上一避。当然，每天收工的时候，瘦叔修鞋的所有家什，也一并交给小卖铺保管。比起那些每天哼哧哼哧拉着一平板车瓜果桃梨，到集市上，大太阳底下站一整天的小商贩，骑着自行车轻松赶集的瘦叔，可真是享福。所以他给人修鞋的时候，总是吹着口哨，歌曲还都是颇流行的，比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或者《请到天涯海角来》，坐在小马扎上等鞋子的人，常常听得入了神，就连补鞋机在鞋帮上砸线时发出的轻微的嗒嗒声，也充满了美妙的节奏感，好像在给瘦叔的哨声伴奏似的。那线可比乡下纳鞋底用的麻绳还结实，鞋帮上来回砸两趟，怕是穿到死，也断不了线。

小卖铺的女人听到哨声，就从窗户里探出白胖的脑袋来，也不言语，用手托了腮，只笑嘻嘻地听着。她大约想起了没有出嫁之前，在娘家做姑娘的好时光了。她的眼睛里还浮起一层朦胧的白雾，那雾是秋天黄昏里的，有些凉，沾在衣服上，湿漉漉的。女人被这雾气牵引得更远了一些，大约她还想起了邻村某个喜欢过的男人，那男人偶尔在集市上会碰到，三四个孩子，热闹地挂在自行车上，好像一笼吵嚷的鸡鸭。她发了福的圆脸盘上，便现出一抹月亮一样柔和的微笑。

常来赶集的人，看到胖女人一脸的潮红，便笑着调侃瘦叔：你的口哨再吹下去，怕是把一个集市女人们的魂魄，都招来了，小心家里的媳妇找你算账。瘦叔从来都不生气，他好脾气得就像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发脾气这回事一样，不像胖女人的男人，整条香椿街上的人，不管是这人正眯眼晒着太阳，还是急匆匆地赶集买几尺花布，或者蹲在地上挑拣土豆白菜，都能听到他对老婆孩子的怒吼。那吼叫声会让人想到虎啸山林，如果再大一些，瘦叔的修鞋机器，怕都会惊恐地跳到半空里去。胖女人因此常常一脸郁郁寡欢，倒是瘦叔人很幽默，又天生的好脾气，没人来修鞋的空当，就仰头跟窗户里的胖女人，说些我们村里的趣事。胖女人一边给人称着红糖或者瓜子，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瘦叔聊天。她并不多话，不知是怕人说她轻浮，还是担心有人嚼舌根，给她家男人吹耳旁风，大半夜地将瘦叔的家什全扔到街上去。不过瘦叔无论跟谁，都能聊到一起去。就连胖女人的男人，也跟他称兄道弟，有一天，甚至还从自家的散酒瓮里，打出二两来，就着一小碟花生米，跟闲闲晒太阳的瘦叔喝了起来。瘦叔并不客气，在裤腿上蹭蹭刚给人擦过鞋油的手，拈起一粒来，抛向半空，又像一尾蛇一样，灵巧地伸出舌尖，接住了那粒沐浴过阳光的花生。男人看了哈哈大笑，说：你媳妇一定很厉害吧。瘦叔也笑：跟你家一样，都是狼和小羊的组合，不过呢，你家有个母羊，我家则是头公羊。说完了他又将手放到脑袋上，“咩……”，发出一声欢快的羊叫声，直引得男人家还穿开裆裤的小女儿，仰头咯咯笑个不停。

可是每天傍晚，瘦叔送走了最后一个顾客，将家什交给胖女人保管，而后轻松地吹着口哨，骑上自行车，驶入回家的那条柏油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就开始有胖婶的吼叫声震耳欲聋地响起。那吼声与哨声混合在一起，组成非常奇怪的大合唱，让向来乐观的瘦叔，也跟着有些神经过敏。

瘦叔当初到底看中了胖婶什么优点呢？村里人都说不出来，女人们嘴贱，便说：还有什么优点，不是胖婶长得胖，就是嘴巴毒呗！卖猪肉的都知道胖了压秤，人家瘦叔在集上挣酸钱，更是知斤知两。围观的人听了便嗤嗤地笑，好像看见200斤的胖婶，稳稳地朝着100斤的瘦叔，压将下来。村里人书读得不多，想象力却都鲜活，会由此联想起晚上睡觉的时候，瘦叔被胖婶这吨肉压得快成了烙铁上的馅饼，连尿都呲不出来了。怪不得自从结了婚，瘦叔变得愈发地温驯了，他哪是被驯服的野兽，分明是被母狼吓破了胆的家禽。瘦叔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全靠每天从集市上回来，胖婶威风凛凛地对他搜身，培育而成。当然了，漫长的冬天里，瘦叔每晚都喜欢“摸两圈”，但有几个人打扑克，能赢得过瘦叔呢？所以胖婶简直有旺夫运，只要她在牌桌前一站，瘦叔都不敢不拼了命地去赢钱，其他男人们呢，也被这坨镇宅的肉给吓住了，所以一出手，总是哆嗦着，将好运全交付了瘦叔。

瘦叔气短，就连生了两个闺女。大的叫艳玲，小的叫焕梅，总之都是无需力气就随便安插的乡土名字。胖婶因此觉得底气不足，一咬牙将焕梅送了人。送的当然是本家打光棍的大哥，当初说好了让焕梅给他养老。不过村里人的嘴，拿钱也堵不住。焕梅稍微一懂事，就知道了自己爹妈是瘦叔胖婶，于是顺着杆子噌噌往上爬，胖婶打也打不走。无奈之下，胖婶又开始酝酿第三个孩子，这一个恰赶上计划生育，瘦叔跟胖婶连躲带逃，总算让儿子长坤顺利降生。

那一阵瘦叔在集市的修鞋生意，暂时歇了业。小卖铺的胖女人联系不上他，便总是一脸的惆怅，生意也做得不温不火，好像日子一下子缺了盐，没有滋味起来。来买货的人们也不长眼色，每次来，看见角落里的砸线机，便总是提醒胖女人：五哥有一阵不来了啊！胖女人数着钱，却有些走神，被人一打岔，更忘了钱数，于是一边胡乱应着“是啊是啊”，一边重新将油渍麻花的毛票再数一遍。等人走了，胖女人眼睛里又像过去听瘦叔吹哨一样，浮起一层朦胧的雾。胖女人于是探出头去，看着窗户下瘦叔的马扎天长地久压出来的印痕，又朝那条通向我们村的柏油路，深沉地看上一会，这才回转过身来，拿鸡毛掸子，将砸线机上的尘灰，掸了又掸；其实她天天打扫，上面已经没有尘灰了，但这还是成了她的习惯，这习惯比瘦叔每天按时上班的时候，还要坚持。瘦叔人爱干净，脸面白，衣服也整洁，补鞋的一切用具，都是洁净的，所以每天收工的时候，他将家什都要擦拭一遍，才肯放进胖女人的小卖铺里。这自然不需要胖女人帮忙再用鸡毛掸子的，但她隔三岔五地，还是会将瘦叔盛放钉子或者皮具的箱子，用湿抹布给过一遍，好像不经经她的手，她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一样。因此瘦叔的家什，从来没有沾染上千百个人的鞋子里的怪味，以至于爱无事找茬的胖女人的丈夫，也从未觉得拥挤的小卖铺里，因为多了这些家什，而怎么看着碍眼。

那段时间，瘦叔在家里做着母亲口中的好男人。每天母亲都爬到平房上，半是晾晒粮食，半是窥探胖婶院子里的动静。虽然出了满月，又是暖融融的春天，蚂蚁们出来寻找吃食，都是懒洋洋的，但是胖婶好像打定了主意，要将月子坐到明年春天，所以满院子里只听得到她将瘦叔指挥得晕头转向的吼叫声，唯独不见她小山一样的身影。鸡鸭牛羊们长久不被胖婶训斥，有些不适应，在院子里飞奔或者散步的时候，闲散的步子里，都带着点忽然间被放了羊的犹豫和不安。儿子长坤的哭声，承继了胖婶，我在院子里站着，听到他或婉转或凄厉的哭喊声，总能想象出瘦叔如何奔跑进卧室，耐心哄劝着这个小祖宗，帮他换洗尿布，擦拭一屁股的屎，又顺便看看锅里给胖婶煮的鸡蛋有没有熟。

长坤是个折磨人的主儿，母亲这样说。胖婶也不省心，父亲接过去说。母亲随即酸溜溜地呛一口父亲：可是人家胖婶比谁都有福，遇到这么好脾气的瘦叔，哪像那些动不动就吼声大得能震塌房顶的男人。父亲听了“哼”一声，不搭理母亲，我却也跟着羡慕起长坤来，想他长到20岁，也一定不知道被亲爹拿棍子抽打屁股的滋味吧？哪像我，因为有个脾气暴躁的爹，遍尝了笤帚、腊条、棍子、碗筷等等砸在身上的疼痛。这样一想，我便猫一样悄无声息地爬上平房，坐在边上的水泥台子上，带着一丝的醋意和嫉妒，看着瘦叔在院子里马不停蹄地忙碌着。

母亲的心里，也跟我一样失衡起来。她平息嫉妒的方式，是走到大街上，随便跟个什么女人唠一会嗑，当然曲曲折折就拐到了胖婶瘦叔身上。因为母亲接连替胖婶接生了两个女儿，便带着一点愧疚，好像自己的手不怎么吉利，总是接不出来个“带把儿”的儿子出来。再加上长坤是胖婶躲到外村某个角落里生出来的，母亲便有种被开除了“接生婆”位置的失落。于是她嘴上说话也便刻薄，三扯两扯，就将集市上的胖女人给揪了出来。女人们于是恍然大悟，可不是，瘦叔这一歇了业，没“酸钱”挣倒是小事，顶多胖婶少吃几个鸡蛋，当减肥罢了，可是，另外一个胖女人因为见不到他，也跟着减了肥，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心疼？

长坤出了百天后，瘦叔终于开了业。开业那天，瘦叔特意在家门口放了一挂鞭炮，那鞭炮似乎响了很久，好像永不会休止似的炸下去，以至于我捂着的耳朵都有些疼了。村里女人们都听见了这鞭炮声，并跑来庆贺瘦叔双喜临门。女人们都说，看，瘦叔终于摆脱了屎尿的生活，可以去集市上，靠着另外一个胖女人，过舒服日子去了。瘦叔呢，从来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不管遇到谁来庆贺，都会笑笑说：嗐，多一张嘴，再不开市，家里怕是连锅都揭不开了。

瘦叔家当然不会揭不开锅，谁都没瘦叔过得自在。除了田里收入，补鞋酸钱，还有农闲季节打扑克赢来的小钱，所以他这样哭穷，女人们就不乐意了，纷纷背后酸不溜秋地戳点他：瞧这瘦爷们，把那点钱财，藏着掖着，唯恐村里人抢了去似的。女人们一向只说一半话，另外一半，烂在肚子里，发了酵，变成隔夜的一个臭屁，放了出去。那臭屁是比说出来的话，还刺鼻的。于是村里人闻到了，便都知道瘦叔不露富，是想把钱给谁留着花；这个谁，当然是家庭以外的人。那么集市上的胖女人，也便再一次被村里人嚼了舌根。

赶集的人都说，瘦叔的生意好得很，每次去修鞋的人，都排成了长龙。也有生来好夸张的，说，人们为了找瘦叔修鞋，等得都快尿裤子了，也不舍得离开队伍，怕一回来，位置被别人给抢了。那么，瘦叔挣来的酸钱，也一定把裤兜塞得满满的，快要冒尖了吧？可是这么多的钱，胖婶照例穿着的确良的旧衬衣，丝毫没有因为生了个龙子，就给自己添置几件新的衣服，而长坤呢，吃个蜜桃罐头，照例要在瘦叔面前三番五次哭闹，连带地上打滚，才能讨要到。所以瘦叔的钱的流向，便引人生疑。

女人们便说：瘦叔挣那么多钱，胖婶也该好好捯饬捯饬自己了。胖婶一扭粗短的脖子，哼道：每天翻他衣兜，都是些没出息的毛角票，也不知他一天到晚在集上坐着，是不是都跟人喝大茶了！女人们当然好一番言语安慰，心里却是受用的，她们带着这样一点火花一样闪烁的秘密，快乐地走回自家院子里去，并嘁嘁喳喳地说给男人听，试图向见多识广、常常赶集的男人们，套取更多的一些情报。男人们没那么八卦，却也受不住纠缠，只能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谁会闲着没事跟人到集上喝大茶呢？我看瘦叔顶多扭一下屁股，跟身后小卖铺里的胖女人喝一杯吧。

关于瘦叔和胖女人的破棉絮，就是这样揪扯开的。瘦叔和胖婶有没有为此争吵过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在这件事上，两个人出奇地一致对外。男人们对瘦叔开涮说：瘦叔有艳福，家里放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好媳妇，每天修鞋的时候，屁股后面还有一个胖大的女人来坐陪。瘦叔就哈哈笑着幽默道：一个就够我受（瘦）得了，要是真有两个，还不把我榨干成一张人皮？女人们假装去逗引长坤，而后对胖婶旁敲侧击：这回有了长坤，你们娘俩可把瘦叔给抓牢了，他就是变成了土行孙，也逃不出你们的手掌心。胖婶慵懒地倚在门框上，吐了一地瓜子皮，才拍拍手道：我们家那口子，有个大缺点，就是对老婆孩子太好了，想让他有个二心，头都不带扭一下的。

男人女人们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很没趣地走开了。可是关起门来，瘦叔跟胖婶的世界大战，肯定是不止爆发了一次的。我站在平房上，常常看到瘦叔的鞋子，嗖一声自堂屋里飞了出来。有时，还有一些女人的鞋子，粉嫩粉嫩的，让人浮想联翩，当然，那都是同村人送来的需要瘦叔拿到集上去修补的鞋子。后来有一次，他们又吵架，赶上夏天的一场大雨，那些被不幸扔出来的鞋子，便生了气似的，一声不吭地顺着阳沟朝庭院外流去。我于是披了雨衣，拿了棍子，拦截那些形态各异的鞋子；它们有的鞋袢掉下来了，有的鞋跟断裂了，有的鞋帮跟鞋面分了家，总之都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残兵败将的模样。

我正专心地捡着，瘦叔带着草帽走了出来。

二妮子心眼真好。瘦叔眯眼笑着对我说。

我不知道是该将这些鞋子按照原有计划，据为己有呢，还是在瘦叔的夸赞里，完璧归赵呢？我正犹豫着，胖婶的骂声，又一次响起，这次，她骂人的对象，转向了女人们口中念念不忘的胖女人。

瘦叔在骂声中弯下腰去，很认真地提起一只翠绿色的鞋子。他好像想起了什么，注视着那只鞋子，忽然间笑了。他的脸上，沾满了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并顺着沟沟壑壑，汩汩流淌下来。

我有些同情瘦叔。我不能将这些鞋子偷回家去，我想。

于是我将鞋子像糖葫芦一样，一个一个挂到木棍上，伸到瘦叔面前。

瘦叔恍如从梦中惊醒，注视着我串起来的鞋子，忽然，他像在集市上那样，欢快地大笑起来。好像，我是那个集市上的胖女人，身体里蕴藏着无限的让他快乐的能量。

我也呵呵傻笑起来。

尽管，胖婶的骂声，再一次响亮地顺风刮进我的耳朵里来。

那个眼睛里动不动浮起雾气的胖女人，她一定比胖婶好看吧。我这样想。

卖豆腐的

村里专管卖豆腐的是狗剩。

冬天的早晨，我还赖在被窝里，抱着早已没有多少温度的“烫瓶”蜷缩着取暖，就听见狗剩尖尖地扯起嗓子叫卖的声音：卖豆腐——喽！他的嗓音，又沙哑，又粗糙，又尖锐，以致于我总觉得狗剩嗓子眼里，长了一块细细的肉，他一开口喊叫，就有一个无形的小手，扯起那块颤抖的肉，往天上用力地拽；我因此替他觉得疼，真希望他尽快地偃旗息鼓，让那肉好好地歇上一歇。偏偏他越喊越带劲，不将村子转上三圈，他誓不还家。于是我便被那声音给小小地折磨着，直到狗剩终于卖光了箱子里所有的豆腐，骑车回家吃他的早饭。

当然，很多时候，我是等不到狗剩卖完豆腐的，母亲一准将我拖出被窝来，然后将衣服扔过来，让我自己瑟瑟缩缩地穿上。天气冷得像冰块一样，好像连尘埃也一起给冻住了，所以一切都看起来特别清洁干净，连空气都有些清冽得呛人。放在院子里的水桶，肯定是结了厚厚的冰的。于是我便应母亲的命令，用铁勺子将冰块一下下地砸开，并将浮冰舀到大锅里去。母亲则抓过几个玉蜀黍皮来，又划开一根洋火，点着了，放到锅底摆好的一束玉米秸上。她还侧头小心翼翼地摆弄着玉米秸的空间，尽量让火焰可以窜至每一个角落，于是炉灶里便热哄哄地燃起来了。母亲又放了七八个玉米棒槌，而后忽然间在狗剩的叫卖声里，想起了什么似的，急急地拍打下衣服上的尘灰，将包裹的头巾一把扯下来，扔到玉米秸上，而后对快冻成咸菜疙瘩的我说：过来拉一会风箱，娘去买斤豆腐，中午炖粉皮大白菜。

于是我便有些怨恨狗剩，他一喊叫，我不是被母亲拉出被窝去，就是被钉在灶间的玉米皮墩子上，一下一下费力地拉着风箱。要是锅底热烈的炉灰里，能埋着一个地瓜，那肯定会让我带劲地拉的。可惜，大多数时候，地瓜们都躲藏在地窖里。于是，我也只能在狗剩尖尖的叫卖声里，百无聊赖地继续替母亲拉着风箱。

隔着二翔家，我隐约地听到母亲跟狗剩闲扯的声音。母亲是特别擅长笑着跟小贩们讨一点便宜的，不像父亲，三言两语，砍价砍不下来，也占不到一点便宜，就着急上火，甚至跟人打了嘴仗。母亲不，母亲从来都是笑意盈盈的。

她先夸赞狗剩一番：今天豆腐真嫩，成色不错啊！你和俺大娘每天三四点就起床，真是辛苦。

狗剩麻利地拿出秤和秤砣，笑呵呵回道：嗐，做豆腐，也就这点累，习惯了。

母亲接着话茬夸：多亏俺大娘身体好，能帮你照应着，有她在，你这辈子啥都不用愁。

当然，我知道背地里母亲可不是这样说的。她总是带着一种又同情又嘲弄的语气说：狗剩这辈子娶不上媳妇，是白瞎了，做豆腐再好有啥用，就不知道女人可比他做的豆腐鲜嫩多了。

这些女人们最喜欢嚼来嚼去的闲言碎语，狗剩也不知道是否听到过。反正村里就他一家磨豆腐，人们再怎么爱拿他这光棍开玩笑，终究还是得买他的豆腐。当然，大家也可以不吃，可是，一斤豆腐实在也不贵，隔三岔五地，还是要买来跟白菜粉皮炖了吃的。所以，买豆腐的时候，为了能让狗剩的秤杆高高的，少收几分钱，女人们依然愿意不遗余力地给予狗剩夸赞。而狗剩呢，也享受每天人们为了口腹之欲，而和和气气跟他说话的这点好。

于是听到母亲这些体恤温暖的话，狗剩就忍不住，将一小块掉下来的豆腐，放进已经秤杆高高的秤盘里，并豪迈道：今天多给嫂子一点，吃好了明天再买。

母亲于是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占到了一点小便宜。她会因为这一小块多出来的豆腐，而一天都喜气洋洋的，好像大旱年间，我们家抽签，忽然抽中了第一个用集体的机井浇地一样。替母亲拉着风箱的我，也会立刻因为她占的这一点小便宜，解放出来。母亲总是第一眼就发现了我受的辛苦，温柔地道一句：我来拉吧，你去屋里暖和暖和。

我当然不会去屋里呆着，因为屋里并没有生炉子，为了节约煤，只要好天气，母亲是不怕蹲在锅灶旁边挨冻的。当然，用玉米秸和玉蜀黍棒槌烧火，因为易燃，锅底的火轰隆隆的，延伸到灶膛的每一个角落，气势看着挺唬人，也便给人一点温暖的错觉。我于是就猫狗一样赖在母亲身边，一边哼哼唧唧地说着冷，一边却不肯离开，只将两手放在灶膛门口，胡乱地烤着。母亲于是添着柴火，安慰我说：别哼哼了，过几天我带你去狗剩家，要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给你喝。

啊，这句话，一下子让我觉得冬天变得那么地生趣盎然，好像墙头上跳跃的麻雀，或者闪烁的阳光；就连狗剩的斜眼，看起来也不那么让人讨厌了。我于是一心一意地盼着去狗剩家里讨要豆腐脑喝，这样人间的美味，在乡下，也就一年能喝上一次吧；因为狗剩显然是不卖豆腐脑给人的，他需要留着它们，做上好的豆腐；况且，乡下哪个做父母的，会五六点早早起来，只为给孩子要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喝呢？被窝里那么多赤条条的孩子，只怕一碗豆腐脑，会引来一场兄弟姐妹间的争夺大战。所以原本不多的宠爱之心，也就熄了火，只在路过狗剩家豆腐坊的时候，嗅一嗅里面浓郁的豆香味，骂一句：真他妈的香！于是豆腐脑对于每天早晨喝咸糊豆粥的小孩子，就成了奢侈品，一年到头，除非父母忽然间发了慈悲，觉出我们小孩子是可爱的，基本不会浪费钱，去买这样一碗据说城里人才喝的稀罕物。

母亲说话是不算数的，她说过几天，一过就是半个多月，等想起来这回事，已经是她再次买狗剩豆腐的时候了。这次我不再傻乎乎地拉风箱了，我丢给姐姐干，自己哼哧哼哧地跟在母亲后面，看她在巷子口买豆腐。

狗剩眼斜，立刻就看到了我。所以听见母亲又谈笑风生地夸他做的豆腐，一激动，就开口客气道：有时间嫂子带闺女去吃一碗豆腐脑吧。

我才不管狗剩是不是客气呢，我只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希望她赶紧想起自己的承诺，并立刻将其付诸实践。母亲大约是忘了自己的承诺了，但她却抓住了狗剩话语里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可以免费去吃一碗，于是她立刻应承下来：哎呀，买豆腐还送豆腐脑，那多不好意思，我看看明后两天带闺女去吃一碗，她可是嘴馋了很久了。

狗剩大约以为母亲说的这两天，也是托辞吧，可母亲却在当晚，就早早将我送进了被窝，原因，就是明天要早起，带我去狗剩家的豆腐坊里喝豆腐脑。母亲不知道，我因此兴奋得几乎一夜没怎么睡好，好像我不是去喝一碗豆腐脑，而是穿了花衣服去拜大年，看花灯，赶大集，或者走亲戚，而且那亲戚家一定还有压岁钱可以拿。在轻浅的睡梦中，我甚至还梦到一碗温热、柔软如母亲乳房一样的豆腐脑。我在梦里还想，狗剩天天做豆腐，喝豆腐脑，可惜他连女人的乳房也没有碰过，不像我，躺在母亲怀里的时候，还能将脑袋拱在母亲热乎乎的胸前，感受着她的乳房带来的温柔，并趁她不注意，偷偷地吃上一口。

凌晨六点，我就被母亲叫了起来，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穿好了衣服，却因吵醒了父亲，招来一通责骂。他骂我没出息，为了吃人家一碗免费的豆腐脑，披星戴月地赶了去，要是人家给点钱，还不住人家里，认个干爹？！这句话当然是指桑骂槐，讽刺母亲也不觉得害臊，天还黑着呢，就带着孩子朝光棍家跑，让人知道了，像什么话？！母亲听了没吱声，却是好好打扮了一番，还围了一条好看的红围巾，又给我戴了胭脂红的套脖，然后轻轻拉开了门，就牵着我的手，在冬日清冷的空气中，朝村南头的狗剩家走去。

狗剩家背靠着村里的大水塘，夏天发大水的时候，他们家院子便成了河，狗剩就推着自行车，淌着“河水”出来卖豆腐。冬天的时候呢，狗剩卖完了豆腐，就去河里炸鱼，哦，他的一只眼睛，据说就是这样炸坏的；以致于村里人都说，狗剩家风水不好，媳妇都让水神给卷走了，所以他才一辈子都是打光棍的命。不过狗剩他娘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的嘲笑，尽管笑话她家狗剩的男人，可能刚刚被坏脾气的媳妇抓破了脸皮，而女人呢，也被家里男人打得快要跳井自杀了。狗剩他娘就每日颠着个小脚，在热气腾腾的豆腐坊里推着磨，拉着风箱，点着盐卤，什么话也不多说，什么闲言碎语也不放在心上。于是女人们便又开始编排，说狗剩他娘是舍不得狗剩娶老婆的，自从狗剩他爹十几年前去世，狗剩他娘就习惯了跟狗剩相依为命，如果忽然间多出一个女人来，那狗剩他娘可就没有容身之地了，所以还是这样孤儿寡母在一起作伴合适，反正，就凭狗剩这副模样，即便娶上老婆，也是歪瓜裂枣的，那还不如不娶得好。

于是狗剩就成了村里有名的光棍之一，一年一年，只顾尖声扯着嗓子叫卖豆腐，却再也没有提媒的人来，好像人们都希望他一直光棍下去一样，这样，村里就有了谈资，就有了可以随意取笑的一个人，而狗剩和他娘这对孤儿寡母，也就可以作为最值得同情的人家，专门用来陪衬别人的幸福了。

因此一对夫妻吵架，男人会说：好歹我也比卖豆腐的狗剩强，你嫁给我，就知足吧！

女人则会说：就你这骚包熊样，再不争点气，混出个人样来，就成了狗剩了！

男孩子们也乐意拿狗剩嘲笑伙伴：谁不守游戏规则，谁以后就去给狗剩家磨豆腐！

女孩子更不用说了，一扭头甩出一句来：闲着没事干，就去帮狗剩卖豆腐得了，干吗在这里惹人烦？

狗剩和狗剩他娘肯定也听到过人家的闲言碎语吧，但是他们照例在村子里一天天过下去，并不曾见狗剩跟谁争吵过什么。也或许，狗剩是根本吵不过人家的，因为他一着急，就结巴，一个又结巴又斜眼又没有女人喜欢的男人，哪有什么资格，跟人吵架呢？所以，狗剩也就干脆闭上了嘴巴，以便节省下力气，每天早晨出门卖豆腐的时候多吆喝几句。

但在那个冬天的早晨，狗剩家的这些落魄事，都跟我和母亲无关了。我只一心一意地想着狗剩豆腐坊里加了鲜香卤汁的豆腐脑，而母亲呢，则盘算着怎么喝一碗、再带走一碗。冬天冷寂的大街上，我和母亲都穿了鲜艳的衣服，喜气洋洋的，好像去赶赴一场约会。母亲牵着我的手，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只在尚未亮起的天光里，安静地走路。我与母亲的呼吸，一轻一重，好像在为细碎的脚步声伴奏，又好像两只昼伏夜出的动物，在黎明前最后的夜色掩映中，出没在人烟稀少的街头。

我想，如果此刻有女人打开大门，恰好看到行色匆匆、神情可疑的我们，一定会背后给自家男人说：瞧这娘俩起那么大早，急匆匆的，一定不是去做什么好事。哦，在很少能够喝到豆腐脑的乡下，早起去喝一碗免费的豆腐脑，听起来的确不像是什么好事，好像我和母亲生来就是爱占便宜的人，又好像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喝这一碗豆腐脑的一样。

好在，狗剩家并不太远，这也让我和母亲心里淤积着的那口气，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便长长吁了出来。待到一脚跨进狗剩家门，听到狗剩他娘拉风箱的声音，还有狗剩着急时，结结巴巴的说话声，我和母亲终于觉得心里踏实下来；好像，那柔软如女人乳房一样的豆腐脑，早已吃到了嘴里。

狗剩听见柴门吱嘎一响，就从灶间里探出头来，看见是我们娘俩，便笑：正想着，你们就来了，豆腐脑的卤子早打好了，在锅台上备着呢。

我顾不上听大人们说话，只好奇地看着灶间里很大的两个瓷缸，其中一个装满了刚刚从石磨上磨完的豆浆，而另外一个大缸里的豆浆，已全部被倒入了大锅，且在烧火棍和风箱的集体作用下，沸腾起来了。于是狗剩他娘开始用大舀子将锅里的豆浆，舀入大缸里。母亲也不肯闲着，一边帮忙舀一边陪狗剩他娘唠嗑；当然说的全是夸狗剩的话，说他人仗义，大方，卖豆腐从来不跟人斤斤计较，所以村里人都愿意支持他们家生意，这豆腐坊，也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出了名。母亲当然不会将后面一句暗含的话给说出来，那就是可怜的狗剩，做的豆腐十里八村都卖得出去，唯独他这个人，卖相不好，活到四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

不说出来，于是灶间里便一团和气。氤氲的热气中，两个女人忙得满身是汗，母亲干脆脱了棉衣，露出自己新近织成的枣红色毛衣来。那枣红虽然是沉郁的颜色，却被奶白色的散发着热气的豆浆映衬着，透出迷人的熟透的果实一样的色泽来。于是昔日被狗剩和他娘充塞的枯寂的灶间，忽然间变得生动起来，而我的存在，更为这狭小晦暗的空间，点亮了一盏灯，现出一个正常家庭里的温馨动人的底色。

我想狗剩和他娘，一定沉浸在这种温暖又陌生的感觉里，不想出来，以致于他们让我和母亲，连喝了两碗加了鲜香卤汁的豆腐脑，还不肯放我们走，非要跟母亲聊聊家常。而母亲，也自觉地尽到了白吃白喝所需担负的义务，将狗剩缺少的年轻女人的温暖，和狗剩他娘从未体会过的婆媳之间的关爱，真真假假地，全表演给了他们。

临走的时候，母亲用这样热情的表演，换走了两碗捎给父亲和姐姐的豆腐脑，外加一斤新鲜出来的豆腐。母亲当然是坚持要付钱的，无奈狗剩在那个早晨，太像个男人了，而且还有一股子说一不二的霸道，就像，他忽然间有了一个可以让他看上去有男人威严的老婆。

啊，那个寒风刀子一样嗖嗖割着人肌肤的冬天的早晨，我的心里，被两碗豆腐脑，给弄得暖融融的，以致于我觉得我快要爱上狗剩了。

可是我要将这爱深藏在心里，不告诉任何人。我想。

开药铺的

小诚在大队的喇叭上一声大喊，告诉全村的老少爷们，他家要开药铺的时候，邻村的老纪刚刚给胖婶家闺女艳玲打完针，听见小诚兴奋地广告，鼻子里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恰好父亲下地干活回来，于是作为曾经的同行，便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也不管父亲是否邀请了他，直接跨进我家大门，摆出一副要喝一壶茶才肯回去的慷慨架势。

母亲也是跟着村里的洪先生做过赤脚医生的，所以三个“先生”凑到一起，算是有了共同话题。老纪说，咦，小诚也能开药铺了，这可真是个大笑话，他在乡镇医院里学了一年半载，就以为自己可以提起药箱子，四处给人当先生了？小心，别把人腿给扎废喽！

老纪平素忙不过来的时候，父亲便常常义务给村里人打针；当然，他只给男人们打，女人们呢，则交给了母亲。因为两个村子共用一个先生，老纪和他的药铺便很是吃香，虽然他有个生下来就缺心眼的傻儿子，但这并不妨碍老纪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始终目不斜视。他小诚是什么人呢，根本就不在老纪的关心范围之内。况且小老纪十岁的小诚还嫩得很呢，胡子还没长出来，就敢跟他老纪抗衡，哼，真是不识抬举！

所以虽然帮老纪打针分文不取，但在老纪看来，能给他打打下手，那是我父母上辈子修来的福份。这种无形中得来的好声誉，可不是村里谁都能有资格的。况且，人家拿了老纪给的针药来找父母，总是要陪着笑的，如果麻烦的次数多了，收玉米割麦子浇地扬场的时候，给搭把手的人，也就多。一个村子里住着，多一些能耐的人，总归是好的。

当然，父母不像小诚那样，总是想着出风头，或者将老纪做先生的气势，给打压下去。村委会曾经想开个药铺，让父母来承包经营。母亲倒是跃跃欲试，但是父亲却说，还是算了，咱不能抢人家老纪的生意。

老纪当然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便将父亲引为知己，平素里我们家谁有点头疼脑热，需要拿药，老纪都亲自送上门来，而且还只收成本价。因了这样的一点恩情，老纪就将我们家，当成了他在我们村出诊的根据地。

认真算起来，老纪不算是我们村子的人，不过隔着一条河，两个村子却同属一个大队，所以也便如左右邻居，来往频繁。邻村卖馒头的、打烧饼的、做粉皮的、泡豆芽的，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从村东绕到村西，来回转上两圈半，直到筐里的货蒸发了似的，快卖光了，这才饥肠辘辘地赶回自己的村里去。老纪当然也不例外，他像掌握着全村女人月经周期的妇女主任，掌握着全村人的健康状况。甚至哪家患哮喘的老人，站在院子梧桐树下咳嗽了一声，老纪立刻就感应到了，稀里呼噜扒拉完面条，又帮傻儿子擦擦唇边的菜汁，叮嘱女儿看好哥哥，便跨上车子，飞快地赶往村东头正在咳嗽的老人家去。

所以老纪是我们村所有人家的私人医生，随叫随到，包治百病；老纪治不好的，村里人也就接受上天的安排，等着料理后事了。六里外的乡镇医院，除非老纪非得撵着人去，村里人基本很少光顾。反正有老纪在，他自会亲自去医院里进药，何必再多跑一趟呢？生孩子这样的大事，老纪不负责，但是有母亲在呢，母亲的产钳跟老纪药箱里的针管一样，也是随时带上，几分钟就可以赶到人家里去的。

因此，有了老纪，做接生婆的母亲，帮老纪打下手的父亲，我们村里还需要小诚来瞎搅和什么呢？

但小诚是铁了心要在村子里大干一番事业的。他的药铺跟“茄把儿”家的小卖铺一样，当街开着，而且是二十四小时都不打烊的。谁家老人半夜里忽然犯了病，只要去小诚家门口喊一嗓子，他立刻披衣下床，趿拉着鞋，跨上药箱便跟人走。而且小诚坐在药铺里的时候，还手捧着书本，那书都是很古老的医书，村里人拿起来瞅一眼，感觉跟天书一样，看着让人头晕。但小诚却像个旧时代的真先生，穿得干干净净地，坐在柜台后面，专等着给人望闻问切。

老纪就不是这种风格的。老纪的女人在生完一儿一女之后，便因病去世了。那病据说是不治之症，就像老纪的儿子傻，也是生来就有的治愈无望的病症；否则，就老纪的医术，不至于会让躺在身边的女人死掉。没有女人照顾的老纪，家里的药铺也是乱七八糟的。除了老纪，没人能从他的药架上，找出自己需要的一味药。那些药有时候还会藏在老纪傻儿子的帽子里，或者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枕头底下，再或做饭的锅台上。村里人都说，老纪开的不是药铺，而是药箱，他的家就是一个大号的药箱，满屋子都是药味，中药与西药混杂在桌子上，枸杞与大黄堆放在窗台,大枣与陈皮胡乱放置在抽屉的一角。如果不是中药柜子上，标注着柴胡、莲子、桃仁之类的名字，估计老纪自己也不记得，哪一味草药，究竟隐匿在哪一个抽屉格子里。

好在老纪人邋遢，但并不糊涂，知道药是关系到人命的事，而且还是乡里乡亲们的命，所以他总能在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将病人所需的药，逐一挑选出来，而后装入白色的小纸袋里，再将服药方式，一一写清，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吃药的人，千万别吃错了，否则死了人他可承担不起。被老纪护佑着的村子，倒也很少发生意外事故。有大病绝症的村民，基本也就安心地守在家里，给老纪讨一点止疼药，一日日挨到临死的那一天。发丧的时候，老纪一定亲自前去吊唁。站在遗像面前的老纪，总是比别人更悲伤一些，好像那人的死，跟他有关，是他老纪没有在世华佗的神奇医术，可以让遗像里的人，起死回生，蹙着眉走到他的面前，疼得龇牙咧嘴地，却依然不忘了揶揄他，赶紧娶个媳妇，给他收拾收拾药铺子吧，否则自己吃下的每一粒止疼药里，都有老纪的臭皮鞋味。

一年365天，老纪有300天，都是在出诊的。所以哪天不见老纪在村子的大道上骑自行车经过，村里的人都会念叨。谁家请他来看病，自然是备下了饭的。老纪人“赖歪”（方言：邋遢），但吃饭却讲究得很，大约是给人打针烙下的病根，总是将筷子带碗，在热水里烫上十分钟，才肯拿来用。村里人都知道他这毛病，甚至他的傻儿子给人掏猪粪拉地排车，留他喝一碗面条，也会连带将他的碗筷一起给烫烫，好像老纪一家都有洁癖一样。

小诚这年轻的先生上阵以后，人们忽然间觉得，给老纪烫碗筷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就连留老纪吃饭这事，也有些多余了。看人家小诚，除了医药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永远都随叫随到，免费上门。小诚的老婆做事也干净利索麻利快，麦收的时候，如果小诚被人叫去看病，她一个人能任劳任怨地将麦子一麻袋一麻袋地全拉回家，见了生病的那家人，也不忘嘘寒问暖，尽着小诚兼职护士的职责。小诚的药箱，也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想要什么药，小诚都能立刻变戏法似的拿出来；哪像老纪，丢三落四地，看个病，得骑着他的破二八车，来回奔波好多趟。怪不得老纪永远都在路上奔走，原来他是在为自己粗心大意的坏毛病做无用功，却又欺骗了全村人，让大家觉得他在为病人而辛勤奔波。

有了小诚这近水的楼台，大家也便疏远了老纪。当然，起初大家都是无意的。谁还会半夜三更地生了病，舍近求远，跑去邻村找老纪前来看病？况且，没有老婆暖被窝的老纪，睡眠也有些不好，最恨人打扰他休息，哪怕午休也不行。之前大家都惯着他这毛病，看见他在卧室里睡觉，便小心翼翼地站在院子的树荫里干等着，连呼吸都自动弱了下去，怕一不小心，就惊醒了老纪，让他大发雷霆不说，还任性到罢工，不去看病了。当然，老纪极少这样任性过，可是，人人却都记得坐在庭院的梧桐树下，听着声声蝉鸣，陪着老纪小憩的委屈。于是有了总是一副谦卑和善模样的小诚，村人也就以最快的速度，打算将老纪给忘记了。

可是老纪并不同意。老纪在发现昔日将他视为家庭医生信赖并尊重的村人，纷纷倒戈，去小诚家拿药、打针、开药方之后，便直接在大街上堵住那人，眯眼笑问道：小诚开的气管炎的药，还管用吧？那人知道老纪的笑脸背后，是一肚子快要爆炸的气，也就避开了，轻声问一句：有日子不见纪先生了，去家里喝杯茶吧？不想老纪刻薄，跟过来一句：不需要我老纪了，这茶还喝个什么劲儿？说完了老纪便推车擦着那人的衣服，冷冷走过去了。那人只好一脸难堪地追加一句：你说你……嗐……改天来喝茶啊纪先生！

老纪在村里这样毫不客气地“嗤拉”（方言：讽刺）过一些人之后，他的恶声名就很快传开了。大家都说，老纪真不会做人，不就是小诚开了一个药铺吗？怎么着，这村子还是他的地盘不成，不允许别人做生意？况且本来他也不是这村的，十多年的钱都让他一个人挣了，也可以了，人啊，不能太贪心，一贪心，就招人烦呐！

不过老年人不这么说，他们对小诚还不太信任，觉得总归他是稚嫩了点，没有个十年八年的考验，就能当好先生？小诚也想得太简单了点。他们习惯了老纪给配好的中药，冬天的早晨，我们小孩子紧缩着肩膀去上早自习，总能见到老人们出来倒中药渣子，据说药渣子当街倒掉，病便会发散得快，好像风顺着大道，将病也一起给吹走了。过年的时候，谁家有生病的老人，还会将一分两分的硬币，也一起给倒掉。那硬币是断断没有人去捡拾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谁捡了去，病就会传染给谁。但尽管如此，也没见村子的大道上，堆满了钱，那些硬币最后都去了哪里呢，我常常好奇，我是不相信硬币会被风刮走的，那一定是被谁给偷偷地捡回了家，而后丢到盆子里洗洗，也就重新在村子里流通开了。中药渣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倒掉，而后被大风刮走。每个人闻到那草药的味道，总会想起老纪，好像老纪的药箱里是广袤无边的草药园子，那里有任何一种珍奇的药物：独活，白术，人参，川乌……老纪气定神闲地掌管着它们，就像掌管着全村人的生死，谁想平安地活在这个世上，必要在行经老纪家时，屏气凝神地表达一些敬意。

可是小诚来了，一切便都改变了。好像一个属于老纪的朝代，就这样没有一点波澜地结束了。不管老纪怎么悲伤，怎么嘲讽，怎么在路上急赤白脸地跟人争吵，他的大半个江山，还是被小诚给霸占了。剩下那些咳嗽着常年朝大道上倒药渣子的老人们，他们身体慢慢瘫了，但心里却不糊涂，儿女们背着他们，究竟去谁家拿的药，他们心里清楚，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们去了。只是在老纪路过门口，冷脸不发一言的时候，他们才讪讪地转过身去，“勾勾勾”地唤着，让满院子飞奔来吃食的鸡们，驱赶他们心底对于老纪的愧疚。

但也总有一些拐弯抹角能扯上亲戚的人，碍于面子，还是坚持头疼脑热的时候，找老纪拿药，借此维系着良好的亲戚关系。我们家隔一条胡同，住着“鸡冠子”家。鸡冠子的儿子三岁的时候，发了一场高烧，据说发高烧那晚，下了暴雨，村里的大道上积满了水，人踩过之后，都成了泥汤，穿水靴子一脚下去，常常半天也拔不出来。这样的鬼天气，又是半夜，乡镇医院肯定是去不成的。不管小诚还是老纪，也都不愿意上门跑这一趟。但眼看着儿子已经高烧昏迷了，鸡冠子只能穿着雨衣，去找先生。至于找哪个先生，鸡冠子也没多想，就直奔邻村的老纪家。

据说老纪那天相亲失败，女人嫌弃他有两个孩子不说，其中一个还是傻子。事后老纪借酒浇愁，又用酒瓶子将药铺给砸了，砸完他就昏睡过去。鸡冠子前来叫门的时候，他骂骂咧咧地爬起来，说不去不去，你们村天皇老子来叫也不去！鸡冠子急了，将他一把拉进瓢泼大雨里去，问他酒醒了没有？要不是看得起他老纪，谁会大半夜跑来找他看病？！老纪被冰凉的雨水一激，才看清这来人是跟自己沾亲带故的。就为了这份雨夜绕开小诚的情份，老纪背起药箱，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鸡冠子上了路。据说老纪在路上连跌了好几次，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好像从泥汤里捞出来的一样落魄，这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甚至中途就想返回家去。可是鸡冠子救子心切，那一刻又认定老纪是在世华佗，只要他进了家门，那么儿子的高烧，就肯定会立刻退下。

老纪赶到的时候，鸡冠子的儿子脸色铁青，气息微弱，好像半条腿已经迈进了阎王殿。在老纪的行医历史上，大约没有见过这样的病症，他一时判断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又没有别的同行可以咨询，而再让鸡冠子冒雨去请小诚过来一同诊治，那在全村人面前，都将是丢颜面且解释不清的事。于是老纪只能凭借自己过去的经验，大胆用针药进行救治。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没有人说得请老纪究竟使用了何种针剂，就连鸡冠子的儿子得的是什么病，也是众说纷纭，而那病到底是可以医治的呢，还是根本就是死里逃生、侥幸生还呢，更没有人能够说清。这成了一宗谜案，而谜底却是清楚的，鸡冠子的儿子高烧退去，闯过鬼门关，可是，却永远地成了瘸子，而所有人都一致认为，那一条废弃的腿，是被老纪的针剂，给扎坏的。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这一问题上，鸡冠子与老纪高度一致地均保持了沉默。老纪的沉默，当然是做贼心虚，一辈子的污点，狡辩多少句都无济于事，所以干脆不发一言，以示悔悟，听任村人的唾沫星子，将他淹死，也绝不还口。而鸡冠子呢，自己的亲生儿子，被老纪一针扎下去，成了残疾，他该去哪儿申诉呢？跟老纪反目成仇就能挽回儿子的一条腿吗？让老纪家破人亡、蹲了大狱，就能回到儿子高烧昏迷不醒的那一晚吗？如果不是他强行将老纪从家里推出来，老纪怎么会成了众矢之的？如果老纪不扎那一针下去，儿子会不会命陨西天？如果那样，岂不是他连拖着一条残腿的儿子，也看不见了？因为家境的阔绰，鸡冠子向来在村里是一个骄傲的人，好像顶着鲜红冠子的公鸡。可是这件事，却彻底打击了他。他和老纪一样，为着一种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的原因，对此事选择了缄默。

只是老纪不只是保持了沉默，他还保持了与我们村子的距离。倒是小诚，自此愈发地活跃起来，忙得像当初到的老纪，一年300天都在村子里出诊。小诚的媳妇，带着一种掌管后宫的威仪，掌管着药铺，她的昔日堆满了谦卑的脸上，渐渐有了骄傲。有回村里走娘家的，提及开药铺的，总是会惊叹一声：咦，小诚家的药铺怎么开得比乡镇医院还阔气？！久居村子里的媳妇们，听了便慢慢回一句：还不多亏了老纪。

于是这桩陈年旧案，就这样在回娘家的女人和村里的媳妇之间，一次又一次地提及，一直到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了老纪，知道了老纪和小诚间的私人恩怨，知道了我们村新添了一个将来难娶媳妇的可怜的“瘸巴腿”，而那腿，是老纪给一针扎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