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族 源

刘勰的籍贯，《梁书·刘勰传》记曰：“东莞莒人”。其东莞是指南北朝时期的东莞郡。东莞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名，最初见于《汉书·地理志》，属于琅邪郡的一个县，如果根据汉承秦制的说法，在秦划全国为三十六郡的时候，东莞县可能就有了，只是秦代的地理书籍没有保存下来而已。但东莞作为一个郡却始于东汉建安三年（１９８年）。此次划郡《后汉书·地理志》疏于记载，只是在《三国志》的《魏武纪》和《臧霸传》里记下了这件事。并知东莞郡是曹操攻破吕布后从北海分划出东莞郡以尹礼为东莞太守。辖县不明。《三国志》没有《地理志》，不知区划是否有变化，但《水经注》泊水条下有“魏文帝黄初中立为东莞郡。”看来中间有所废。到了西晋朝，《晋书·地理志》又在东莞郡下说是“太康中置”，莒县不在辖区内，只是在下文中有“太康十年（２８９年），以青州城阳郡之莒、姑幕、诸、东武四县属东莞”郡。到元康七年（２９７年）“又分东莞置东安郡”。《宋书·州郡志》东莞郡下说：“晋武帝泰始元年（２６５年），分琅邪立。咸宁三年（２７７年）复以合琅邪。太康十年（２８９）复立，领县三。”即莒、诸、东莞。这中间的记载不太一致，中间有误，看来这中间因战乱或统治者的变换，而使得行政区划分合时有发生，因史料问题，不好一一使之衔接。《梁书·刘勰传》中的东莞郡当指这太康十年（２８９年）复立的东莞郡。
    《梁书·刘勰传》中的“东莞莒人”的“莒”即今山东省莒县。
    莒县地在商代为姑幕国，周代为莒子国，自春秋初始徙于此建都。秦灭六国后，莒为县，属于琅邪郡，秦灭亡后，刘邦称帝，莒县初归城阳郡，汉文帝二年立城阳国，莒属城阳国辖下的一个县。莒县城为城阳王国都。“文化大革命”前莒县城内尚有城阳王刘章手植槐，“文化大革命”中毁掉。
    刘章是城阳国第一代国王。
    《梁书·刘勰传》中说到刘勰的族源时未有多记，只说他“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那么刘秀之族源是哪里呢？《宋书·刘秀之传》说：“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看来刘勰与刘秀之、刘穆之是本家。《宋书·刘穆之传》说：“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
    《汉书·高五王传》说：“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高祖六年立，食七十余城。……齐悼惠王子，前后九人为王：太子襄为齐哀王，次子章为城阳景王。”这城阳景王就是城阳国的第一代国王刘章。刘章勇略过人，初封为朱虚侯。当时吕后掌权，刘氏江山大有被吕氏篡位的可能。刘章为了保住刘姓江山，联合高祖旧大臣，一起发动宫廷政变，诛杀诸吕，因功封为城阳王，时在汉文帝二年二月乙卯。
    城阳王传九世至刘云，在位一年，鸿嘉三年薨，无子，国绝。永始元年（《重修莒志》说元始元年，误。），刘俚以云弟绍封为城阳王（《汉书·高五王传》说是云兄，可能有误，今从《汉书·诸王表》）。在位二十五年后，王莽擅权，贬为公。一年后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刘俚贬为庶民。城阳王九世十王之子，皆封侯。查《汉书·王子侯表》二世城阳共五子十三侯；三世顷王子四侯，八世孝王子二侯。以上各侯在《汉书·王子侯表》中皆详列谥号世次。但考其侯国，属琅邪、东海、平原、泰山，桂阳等郡，大半与莒无涉，然而以新中国成立前的莒县版图为限的话，现已查明的有五个侯国在莒县内，分别是辟士节侯刘壮，共王子；高乡节侯刘休，惠王子；箕愿侯刘文，荒王子；高广节侯刘勋，荒王子；析泉节侯刘根，荒王子①。
    从文帝二年（公元前１７８年）刘章入主城阳国，到西晋永嘉年间五胡乱华，江北莒县刘氏大族随琅邪王司马睿南迁止，共计近５００年的时间，这近５００年间，刘氏族人在莒地繁衍生息，人口当不在少数，可惜莒县刘氏家族谱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刘勰远族世系已难确考。

莒县城阳王后裔在东汉至魏晋之间未有显官于世，所以在《晋书》中没有见到为之立传的人物。可这并不等于城阳王在莒县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讲疏》一书中说：“刘抚、刘岱史书无传②。刘抚距穆之、仲道已有三世，估计当为晋代人物。《晋书》于汉帝刘氏之后，多为之立传。如刘颂（《列传十六》）。刘乔（《列传六十一》）、刘琨（《列传三十三》）、刘隗（《列传三十九》）、刘超（《列传四十》）、刘兆（《列传六十一》）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列传五十一》载：‘刘胤为齐悼惠王之后’，但他的籍贯并非东莞莒县，而是东莱掖人。胤卒后，子赤松嗣，尚南平公主，位至黄门侍郎，义兴太守。从以上诸传中，都找不到有关刘抚的线索，这更使人觉得《宋书·刘穆之传》称他为‘汉齐悼惠王肥之后’的说法是可疑的。”王元化先生的怀疑说明齐悼惠王刘肥后人在莒县的公布不为世人所知。其实王元化先生所举的刘超就是城阳王后裔。刘超是临沂人，离莒仅百余里地，是与莒县相邻的两个县。《晋书·刘超传》说：“刘超，字世瑜，琅邪临沂人，汉城阳景王之后也。章七世孙封临沂兹乡侯，子孙因家焉”。查《汉书·王子侯表》，六世城阳王刘顺的儿子刘弘在宣帝甘露四年封为兹乡侯，正是城阳景王七世孙，与《晋书·刘超传》相符。怎么能说没有立传呢？这说明世人对莒县刘氏为齐悼惠王后裔的历史了解不多。

第二节 永嘉南渡

西晋王朝建立之后，司马氏为使自己的政权万世流传，固若金汤，便采用了周王朝和汉初刘邦的政策，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其中大国五个，次等六个，其余为小国。分封之初，并未立即就国，而是留住京都。到咸宁三年（２７７年）又派他们到封国去。这些国王在其封国内拥有兵权和组阁权，其设员如同中央政府一样。一般人认为“八王之乱”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分封王国，其实这只能说是原因，但不能说是根本原因。虽然这些国王在王国内都拥有军权，分润租调，但他们在封地上并没有治民权，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③，而导致八王之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承继东汉王朝的刺史之制，使一些国王率兵出镇各地，导致各王之间拥兵自治，大搞独立王国。例如晋武帝末年让秦王柬（司马炎之子）都督关中诸军事，楚王玮都督荆州，淮南王允（司马炎之子）都督江、扬二州，汝南王亮都督许昌④。这些出镇的亲王，不仅握有军权，而且连同民事，一同权握在手，他们开府治事，设置幕僚。这幕僚和官员，各求富贵，一切割据问鼎中央的事情均由此产生。
    司马氏政权传至二世，惠帝庸碌无能，大权落于太后党中，皇后贾氏不甘示弱，干政于朝，于永平元年（２９１年），命楚王司马玮举兵讨伐太后党魁杨骏（惠帝外祖父），杀杨骏及其党羽，并囚禁杨太后。从此开始了司马氏皇族楚王玮、汝南王亮、赵王伦，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义、东海王越八王之间长达十六年的相互残杀，历史上叫做“八王之乱。”
    由于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加上西晋王朝推行的占田制度，使得大量土地落入官僚和豪强手中，平民百姓饥馑相食。为了活命和躲避当地官府及地主豪强的压榨和剥削，出现了一批批的流民群，这些人盲目地向着认为是可以谋生的地区进发。而这种盲目地流移并不能免于死亡，特别是公元三百一十年，黄河流域出现大面积蝗灾，草茎树叶一扫而光，紧随而来的是大的瘟疫，饿死、病死的人“流尸满河，白骨散野”。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大大小小人民群众起义不是加入了八王之乱为野心家所利用，就是被北方少数民族首领所统辖，使得整个中原地区成了一个战争、瘟疫、蝗灾的大屠场。
    抚政策，使得他们逐步南移，与汉人杂居，虽然也给他们一定的特殊政策，但他们不仅受汉族地主和官府的压榨，同时又受本民族贵族的压迫。尽管他们有的已被汉化，甚至学史读经、研易，但由于西晋王朝推行的“门选”制度（实际是“九品官人法”），使得任官选人只能以门第为依据作为标准，这就使那些原为北方少数民族发展起来的大豪强仍然没有可能成为政府的高官。于是，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利用流民对西晋王朝的不满情绪，拉起队伍，建立政权。这本是西晋王朝黑暗统治的结果，本是一种正义行动，但由于少数民族在行动上的野蛮措施，使得本已无法生存的百姓，又觉得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更不可依，于是北方大批流民，特别是江北大族在这种情况下，纷纷带领部曲和族人背乡离业渡江南下，投奔琅邪王司马睿。《晋书·儒林传》说：“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晋姑幕县在今莒县北境诸城县锡山下的公冶长村为其治所，离莒城百余里地。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认为当时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其中来自北方诸省以山东为最，山东人又多位于江宁、镇江和武进一带。《晋书》南东莞郡下有三县：姑幕、莒县、东莞。可知江北东莞郡三县均有大量人口流于江南，而莒县刘氏家族当在此时与姑幕徐氏、臧氏同时流入江南，侨居京口。

莒县刘勰家族在江北的具体故里，史书上未有留下明确的史料，但一九六九年江苏句容县出土的《刘岱墓志》上书刘岱为“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范文澜先生认为这些南迁的江北大族到了江南以后，仍然保留原江北的籍贯，目的是为了“凭藉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的产业。”⑤《南史·齐本纪》第四说：“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说：“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北来者，至南时，各圈所居旧土侨置郡县名，并置令以统之，故曰正土断。不以黄籍籍之，而以白籍，以剔于江左土著者也。”《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也反映了这一问题，该传说：“晋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由此可知，刘勰江北的故里应是东莞郡莒县都乡贵里。莒县城，自春秋初年莒子建都至今未易其地，所以这“都乡长贵里”就应在晋代时期的莒县城行政区划范围内。因为都乡之制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下来，顾炎武认为都乡“犹今之坊厢也”⑥可知其故里就在今莒县城区内。但由于年代久远，建筑变迁，已无法知其为哪一条街巷。

第三节 家 世

莒县刘氏大族，作为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刘章后裔，在整个西汉时期，王侯近二百年的历史，直至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才将其家族的爵位免去，虽然已废为庶人，但作为皇室后裔，仍不同于一般封建地主，其士大夫阶层文化习俗和庄园经济地位，除樊崇在莒起义有所冲击外，别不会受到大的冲击，因为到东汉时期新封的城阳国王刘祉虽不是齐悼惠王刘肥后裔，但却仍然是西汉刘邦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后裔舂陵侯刘敞之子。城阳国除之后，到建武十五年光武帝刘秀就封自己的第十个儿子刘京为琅邪国（初都莒，后徙开阳），莒县仍属于琅邪国辖县。琅邪王传七世至刘容已经到了建安年间。此时的曹操虽然专权，却仍依汉室。刘氏只要顺服，曹操对此还是优待的。所以刘章子孙在莒县虽没有显官达贵，其世家大族的地位仍然不会受到大的打击。
    刘勰的先祖在东汉和西晋时期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尚未见到传记材料。到晋永嘉年间南迁的莒县人中有一刘抚，见于刘岱墓志铭，当是莒县刘氏南迁的第二或第三代上，与徐邈同时期的人，徐邈传中记载是其祖父徐澄之时南迁江左的。
    刘抚，字土安，做过东晋彭城内史。在晋代，诸王国设内史掌太守之任。莒县南迁的刘氏家族，能见到史料记载的有两支。属于刘抚子孙。一支是刘爽，一支是刘穆之的父亲。
刘爽，字子明，做过尚书都官郎，山阴县令。
    刘爽的儿子刘仲道，参与了刘裕攻桓玄的军事行动。刘裕攻下京城时，因功补为建武参军，与平昌孟昶共同留守京城。待到成功以后，国内秩序基本恢复时，刘仲道出任余姚令，不久卒于官，死时年仅三十几岁。
    刘仲道死后，撇下五个尚未成人的儿子。他们是刘钦之，刘秀之，刘粹之，刘恭之，刘灵真。刘仲道的夫人檀敬容，高平人，知书达理。自从丈夫去世，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生活大不如以前，多亏儿子们从小都很懂事，读书学习，勤奋不辍，品行端正，志操高远。又加从叔刘穆之的呵护，个个成才。
    长子刘钦之，东晋朝官为右军参军。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年）随右将军、雍州刺史朱龄石在长安败没。刘钦之去世后，刘秀之特别悲痛，有十几年的时间高兴不起来。
刘仲道的这五个儿子中数刘秀之不仅志操高远，而且胆略过人。十多岁的时候，与几个少年小伙伴一起游戏于前渚，忽然来了一条大蛇，势头凶猛，其他几个小伙伴莫不惊呼，四散逃跑，唯独刘秀之没有惧色，站立不动，大家以佩服、惊异的眼光看待他。及长，素有识人之鉴的东海何承天深爱之，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
    宋景平二年（４２４年，当年八月始改元元嘉），刘秀之除附马都尉、奉朝请，当过王府行参军，出为无锡、阳羡、马程县令。因政绩突出，受到社会和官府的好评。元嘉十六年（４３９年）始任建康令，中间任过尚书中兵郎，重除建康令。由于刘秀之做事细密，思考问题全面，深得上司的好评。吏部尚书沈演之常在太祖刘裕面前夸奖他。世祖刘骏镇守襄阳时，以刘秀之为抚军禄事参军、襄阳令。在襄阳任上，他在此地修堤坝，通水渠、灌溉良田，因政有功绩，升为广平太守。二十五年（４４８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州和南秦州刺史。二十七年（４５０年）北伐，斩杨高兄弟。后因功连连升迁。历任散骑常侍、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大明八年（４６４年）在即将升为左仆射的时候去世了，享年六十八岁。刘秀之去世后，孝武帝刘骏非常悲痛，并下诏曰：“秀之识局明选，才应通畅，诚著蕃朝，绩宣累岳。……可增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为千户。谥为忠诚公”。秀之莅官清洁、不谋私产，别敛民财，心力坚正，躬自俭行，善于为政。死后因家无余财，受到皇帝的赏赐。

刘秀之的儿子刘景远，继承父亲的世禄，官至前军将军。景远死后，儿子刘隽嗣爵，齐受禅以后，国除。
    刘粹之，字秀和，宋晋陵太守，大中大夫。娶彭城曹氏女曹慧姬为妻。宋元嘉十年（４３３年）生子岱，字子乔。子乔从幼明事通理，孝敬父母，诚信待友，基性自然。任职山阴县令。永明三年，“宋广州刺史王翼之妻路氏酷暴，杀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王）敬则付山阴令（刘岱）杀之。路氏家诉，为有司所奏，山阴令刘岱坐弃市刑。（王）敬则入朝，上谓敬则曰：‘人命至重，是谁下意杀之？都不启闻？’。敬则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言应得杀人。’刘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则免官，以公领郡。”刘岱被赦免后，左迁，尚书札，白衣监余杭县，永明五年太岁丁卯夏五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苒疾，终于县解。春秋五十有四。刘岱生有二子，希文、希武，女儿名玉女。
    刘恭之，海陵王刘休茂中兵参军。海陵王图谋不轨，为参军尹玄庆攻杀。时城中大乱，恭之被推行府州事。海陵王同党薛继考以兵胁迫恭之，使作启事云立义，自乘驿还都，帝以为永嘉王刘子仁北中郎谘议参军，河南太守。封冠军县侯，食邑四百户。不久，事情泄漏，被诛。刘恭之坐系尚方。
    刘灵真，乃刘勰祖父，可能没有出仕，或出仕因政绩不显《梁书》和《宋书》均未单独立传。只有《梁书·刘勰传》中提到。刘灵真子刘尚，宋越骑校尉。刘尚事迹史书不明，牟世金先生认为卒于苍吾王元微二年（４７４年）。其年五月，桂阳王刘休范谋反，率兵攻建康，建康城发生激战。牟先生说：“本年五月之建康激战，越骑校尉张敬儿杀刘休范（刘宋时五校非各置一人），同为越骑校尉的刘尚亦必参战。《资治通鉴·宋纪十五》载当时战况云：（萧）道成与黑骡（叛将）拒战，自晡达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道成秉烛正坐，厉声呵之，如是者数四。丁文豪（叛将）破台军于皂荚桥，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骡亦舍新亭北趣朱雀桁南。右军将军王道隆将羽林精兵在朱雀门内，争召鄱阳忠昭公刘面力于石头。 面力 至，命撤桁以折南军之势。道隆怒曰：‘贼至，但当争击，宁可开桁自弱邪！’……黑骡等乘胜渡淮，道隆弃众走还台，黑骡兵追杀之。黄门侍郎王蕴重伤，踣于御沟之侧，或扶之以免。蕴，（王）景文之兄子也。于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台城已陷！’白下、石头之众皆溃，张永、沈怀明逃还。宫中传新亭亦陷，太后执帝手泣曰：‘天下败矣！’于此可知，建康皇室兵力全部投入激战，若非越骑校尉张敬儿伪降，建康危矣。刘尚必战死其中，以无功而殁，史所不书也。”⑦
    刘抚生下的另一个儿子，没有出仕，或出仕政绩不显。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这就是刘穆之的父亲。但生下的儿子刘穆之在东晋末年却是一位显要的人物，是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左右膀臂。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或许因父无出仕，家不甚宽裕，遇有荒年，生活艰难。加有嗜酒癖，好往妻兄家乞食，多次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事理明达，有识见，常禁止穆之去江氏家。但穆之不以小事忧心，总是从大处着想。
    穆之初为琅邪王府主簿。及宋武帝尅京城，急用一主簿人才，在何无忌的推荐下，穆之很快成为宋武帝幕僚。宋武帝每有出伐，必留穆之在府内处理应急事务。由于行政能力出众，连连升迁。曾先后任尚书祠部郎、记室、禄事参军、堂邑太守和太尉司马、丹阳尹、前将军、尚书右仆射。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八月，刘裕北伐时以世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以太尉左司马东海徐羡之为穆之之副。
    穆之是宋武帝大业的主要助手和参谋。《宋书》本传云：“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雍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谘禀，盈堦满室。目览词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又言谈赏笑，弥日亘时，未尝倦苦，裁有余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

穆之忠于宋武帝刘裕，曾对武帝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需，微为过丰。此外一毫不以负公。”
    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十一月，穆之病卒，时年五十八岁。此时宋武帝在长安，得知噩耗，哀痛不已，一连几天不思饭食，遂率众军还彭城。追赠穆之开府仪同三司。并表天子曰：“……故尚书左仆射，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谒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臣以寡乏，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益。……”于是重赠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刘裕称帝后，每叹忆起穆之，总是说：“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以佐命元勋追封南康郡公，谥曰文宣公。邑三千户。
    元嘉二十五年（４４８年）四月，刘裕车驾行幸江宁，经过穆之墓诏致祭于墓所。
穆之生三子，长子刘虑之，次子刘式之，小子刘贞之。
    刘虑之，嗣南康郡公，官至员外散骑常侍卒。子刘邕嗣爵。刘邕嗣爵后与南康国吏关系不睦，常用箯体罚士卒，由于性嗜酒食，不爱士卒，受到人们的轻视。时任南康相的河东王歆之就轻视他的为人，曾表现出不敬。及卒，子刘肜嗣爵。
    刘肜为人较为粗野，与妻不和睦，因争吵而举刀砍妻，犯罪，被夺去爵位和封地。弟刘彪绍封，至齐受禅后，降爵一级为南康县侯，食邑千户。
    刘式之，穆之次子，字延叔，精研易经，结交士人。历任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武和淮南二郡太守、吴郡太守。在任期间缺少清廉，赃货颇多，名声不佳，受到扬州刺史王弘的追查后，调任太子右率，左卫将军，吴郡太守。死后追赠征虏军。因生前征关、洛有功，封为德阳县五等侯，谥曰恭侯。
    恭侯刘式之生有三子，长子刘敳、次子刘衍、少子刘瑀。
     刘敳，字兴道，宋世祖初期曾为黄门侍郎，太宰从事中郎。零陵郡太守。
    刘敳生两子。长子刘整，次子刘祥。
    刘整，官至广州，卒官，事迹不详。
    刘祥，字显征。兄弟两人中数他有个性，从少年始爱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外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遮日，刘祥从侧面经过，讥之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用扇遮着有什么用。”彦回反讥曰：“寒士，如此不逊！”刘祥回讥曰：“不杀彭、刘，安得免寒士。”⑧
    永明中，撰成《宋书》，讥斥禅代，对朝廷不敬，遭到尚书令王俭和御史中丞任遐等人的告密，帝敕刘祥说：“我当原卿性命，命卿万里思愆。卿若能改革，当令卿得还。”于是发配广州，因不得意而终日饮酒，不久病逝，时年仅三十九岁。
    刘衍，大明末年曾任黄门侍郎，后出为预章内史。晋安王刘子勋在何迈的谋划下称帝，事未成，因而被废帝刘子业赐药自杀，时为晋安王刘子勋中护军的刘衍受牵连而伏诛。
    刘瑀为式之少子，字茂琳，自幼聪明好学，有力气，为太祖皇帝刘义隆所喜爱。始兴王刘濬为南徐州时，刘瑀补为别驾从事史，受到始兴王的礼遇。刘瑀恃才傲物护前，不容他人居己之上。同为始兴王僚属的顾迈，为人轻薄而有才能，同受始兴王的礼遇，刘瑀嫉妒，略施小计，使顾迈失宠，调离始兴王府。刘瑀历任从事中郎，领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４５２年）出为宁远将军，益州刺史。世祖刘骏即位后又召为御史中丞。孝建三年（４５６年）除辅国将军、益州刺史。其年因夺人妻而免官。大明元年（４５７年）起为东阳太守。大明二年（４５８年）为吴兴太守。死后谥曰刚子。
    刘瑀生三子，长子刘卷，官至南徐州别驾。次子刘藏，官至尚书右丞。少子刘舍，娶司空东海徐湛之女为妻。徐湛之乃宋武帝刘裕长女会稽公主所生。东海徐家世代皇亲。刘藏为尚书右丞时，刘舍内侄徐孝嗣前往访问，孝嗣走了以后，刘藏对刘舍说：“徐郎是令仆人，三十余可知，汝宜善自结。”徐孝嗣不仅是徐湛之孙子，又尚康乐公主，拜附马都尉。后来徐孝嗣果然在齐代连连升迁，死后齐和帝将其追赠为太尉，谥曰文忠，后改封余干县公。
 

    注释：
    ①城阳王历代子孙具体封地详见本书附录《汉城阳王世家》一文。
    ②刘抚为刘岱墓志铭中记的人物，刘岱为刘勰堂叔，原件今在镇江市博物馆。１９６９年在江苏句容出土。
    ③《晋书·刘颂传》。
    ④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２１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３月。
    ⑤《中国通史简编》第３５９页。
    ⑥见顾炎武《日知录》。
    ⑦详见《刘勰祖籍故里考辨》。
    ⑦见《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版。
    ⑧见《南史·刘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