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四“是一场救亡图存爱国主义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转向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的旨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革故鼎新的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和民主，也呼唤青春和文学。“五四”运动参加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在新文学的旗帜下从事文学创作也大多是青年学生，这期间产生的很多文学作品实际上就是校园文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学的开端，也是校园文学的开端，《新青年》是校园文学的重要载体，现中国校园文学馆有馆藏。

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首卷名为《青年杂志》），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但它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中间又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重新拾起那些碎片,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还原”《新青年》的历史本相，去辨析百年前那些“青年们”的梦想，去怀念那些不甘为时代裹挟勇于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们。

一、没钱的文人要办刊

1915年初夏，36岁的陈独秀在日本坐上了回国的海船。在这之前，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曾被袁世凯亲信、安徽都督倪嗣冲作为第一“要犯”而通缉追捕。到达上海后，陈独秀找到私交很深的安徽同乡汪孟邹，说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汪孟邹时为亚东图书馆的经理。但由于当时亚东图书馆本身财力较弱，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的群益书社老板、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并且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月出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

《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1916年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

陈氏兄弟建议改名的原因在于群益书社接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其实《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但出版发行方群益书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建议杂志改名。当然作为办刊者，陈独秀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

即使这样，《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合作还是在出版到第七卷第六号就结束了。合作破裂的直接导火索是：《新青年》第七卷（每六期为一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比平常的页数要多。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张耗费是平常期数的一倍，如果不加价的话，亏本太多了。陈独秀脾气率真耿直，认为虽然页数多些，实在不该加价，由此爆发了争端。虽经汪孟邹两边跑，两边劝，却终于无法调停而宣告决裂了。汪孟邹曾对此事说过这样的话：“仲甫（陈独秀）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在新青年社独立之时，群益书社曾经与其打过官司。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里对此事也有记载：“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新青年》自立门户后，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自然落到了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身上。当出版到第八卷第六号时，新青年社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和封闭。于是，在1921年1月新青年社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出版了《新青年》的第九卷一到五号。1922年7月，在出版了九卷第六号后，由于经济、政治、人力上的原因，《新青年》不得不休刊。1923 年6月在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四期，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改刊后只出了五期，到1926年7月就停止发行了。

二、文化名人的新文化阵地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其实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寄到绍兴家中给周作人看了。1917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此后一段时间里，鲁迅了解《新青年》又是通过周作人为纽带的。因为周作人经鲁迅推荐，蔡元培邀请，来北京大学就职。

1917年夏秋之际，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1887-1939）和刘半农（1891-1934）不断敦促周氏兄弟给《新青年》写稿。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民国六年（1917），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驾的钱玄同（用的是林纾影射小说《荆生》里面攻击他的名字“金心异”）的交谈。

不过鲁迅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倒是周作人很踊跃，不仅成了编辑部成员，而且已经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改为白话文，并从该期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周作人的第一篇白话翻译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就发表在这一期。这一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译著18篇，成为主要撰稿人。鲁迅对《新青年》只是看客，或者更多的是做做扶持弟弟周作人的事情。

1918年的《新青年》开始全部以白话文编写，内容上开始重视小说的创作。这与胡适到北大做《关于短篇小说》的著名演讲，以及周作人提倡小说创作，不无关系。

关键是这一年3月，《新青年》发生了一件让后世褒贬不一的大事。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三号上发表了署名“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刊载有王敬轩与刘半农的来往书信。王敬轩是钱玄同所采用的化名，他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致〈新青年〉诸子书》中，公开点了林纾、严复等老辈人的名字，从而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提供了痛加驳斥的活靶子。这个做法受到各种质疑。资料显示，陈独秀、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两封“双簧信”的策划工作。

策划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有点类似今天的炒作，想出名就专打名人。当时林纾就是大名人，他的翻译小说依然十分畅销，他俨然“桐城派”传人位高凌人，成为《新青年》主要的现实对手。

此前，《新青年》实际上已经和林纾交恶，双方“妖孽”来“谬种”去，已经没有什么斯文可言。提倡新文化要反对林纾，因为他与“桐城派”都是“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文化思想的代表；提倡新文学尤其是新小说，也要迈过林纾不可。但是打倒一个，就要提倡并扶持一个。这扶持与提倡的人选就是周氏兄弟。所以，关于林纾小说翻译与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选》就重新被提及。这在“双簧信”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另外在这一期刊物中，还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这一启事，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无论是否出于对《新青年》的倾心支持，还是出于对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工作的支持，鲁迅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了。

于是，1918年4月，鲁迅开始写《狂人日记》，5月迅即问世。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和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狂人日记》的发表是“鲁迅”这一笔名的第一次使用。

鲁迅不只是为《新青年》写小说、新诗，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批判旧道德观念的论文，特别是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好些篇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后来他在《热风·题记》中说：“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里，“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就这样，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就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了。鲁迅是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从目前获得的情况看，似乎不能成立。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人士，鲁迅偶尔帮帮忙，参加一些聚会是有的，但也绝对不是那么积极卖力，更多的是埋头写点东西的热情。不过，鲁迅因为《新青年》焕发了“青年”的精神，而《新青年》也因为鲁迅的加盟变得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三、蔡元培的北大成就了《新青年》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组织过暗杀的老牌革命党在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后两天，就冒着严寒到陈独秀所在的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登门拜访。虽然他们是暗杀团时的战友，但这次蔡元培还是摆出了“三顾茅庐”的架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和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着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在北大当教员“唯学历论”盛行，陈独秀觉得自己一没文凭，二没经验，便以在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脱，蔡元培劝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就这样，陈独秀终于答应以三个月为期限来北大教书。蔡元培立刻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称其：“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而这些其实都是虚构的。为了让教育部批准，蔡元培不惜伪造履历。

后人有批评蔡元培“违背正义优先原则”，而这些人却忘了青年蔡元培组织过暗杀团，杀人放火都敢作敢为，伪造一份履历算什么呢？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就职后三天即呈报教育部，两天后就获批准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在蔡元培全力支持下，招聘新派教师。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演生，先后汇聚到《新青年》，并到北大任教。旧派教员钱玄同、沈尹默，改弦更张，都成了《新青年》的编委。即使是“国故派”的刘师培，也由陈独秀引进北大任教。陈独秀上任后，就写信给胡适，促其回国到北大做文学、哲学教授。9月10日，胡适风尘仆仆来到北京，蔡元培设宴接风，并聘请他为北大教授，月薪280元，胡适于是成为北大最年轻、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5年后的1922年，上海一家媒体举办了一次公众人物的投票，胡适被选为“中国12个最伟大人物”之一。那一年，他只有31岁。

1917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在北大的风云际会，改革北大（教育革命）、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就结成一体了。

这一年，蔡元培51岁，陈独秀39岁，胡适27岁（虚岁），都是卯年生人，属兔，次第相差12岁。此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三人，也属卯兔。人称北大文科有“一窝名兔”，有一群“卯字号名人”。他们各据学理，互辩短长，尽管各有意气，都不忘尊重学理。

自此，《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开始了一刊一校的完美结合。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为北大引进天下名流，令北大文科几乎彻底改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

四、胡适的白话文引爆文学革命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 “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

同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这是胡适为文学改良身体力行的新诗“尝试”，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比如其中两首《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1918年 1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意义，胡适回忆说：

“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

五、艰难时局下的波折

1920年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盯住，不得不悄悄地潜回上海。陈独秀觉得北京舆论环境恶化，与同人间的分歧亦越来越大，无法按照他的想法实施改革方案，所以决定将杂志重新移回上海。9月1日，陈独秀独自决定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新青年》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机关刊物，成立“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了。这期开篇文章就是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

此前《新青年》也曾提倡“马克思学说”，在杂志内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几人赞成，所以限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此时，《新青年》从百家争鸣逐渐变成了“一枝独秀”，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被政党立场代替了。陈独秀也无更多精力研究革命理论，因为11月23日他要在上海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虽不容于北洋军阀政府，却为南方革命党人重视。12月16日，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新青年》被他托付给后来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他从第八卷五号起担任主编。

陈独秀赴广东奔赴革命之前，就《新青年》主编人选、编辑方针诸问题的意见通报胡适、高一涵，说明将杂志交由陈望道负责。陈望道是当时北京同人之前闻所未闻的，仅仅在杂志第六卷一号上发过一篇短文。

对于《新青年》政党色彩过浓，年少气盛的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异议。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一语，胡适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部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支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并声明不谈政治；三是让《新青年》停办，但这种方法似乎妨碍“新青年社”的营业，所以建议考虑前面二种。对于胡适这封信，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等人都对前面两种方法表示赞成。

思想是否投契是彼此结合的基础，这是《新青年》当初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今日分道扬镳的根源。正如周氏兄弟所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地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此后陈望道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望道特地从原居搬到陈独秀寓所，这里后来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机关亦设在这里。

《新青年》逐渐如钱玄同所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杂志从第八卷一号至六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

北京同人很少再为它写文章，撰稿人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急切吁请周氏兄弟写稿，称唯有求助于他们两位。的确，北京同人只有周氏兄弟一如既往支持刊物，鲁迅仍在上面发表小说《故乡》，给这个困顿的刊物以最后的慰藉。

《新青年》这时迭遇不幸，第八卷五号编订还没出版就被租界巡捕房查没，并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自此编辑部由公开转向地下。第八卷六号不得不声明社址迁到广州，以作烟雾弹。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杂志一直撑到陈独秀1921年8月回上海，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休刊了事。

六、《新青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在后人眼里无限神圣的《新青年》，在当时的发行量实际上少得可怜，但播下的种子影响深远。1916年，《新青年》在整个成都的销量只有区区5份，全盛时期也不过30份左右。1917年，《新青年》的全国总印数为每期一万五六千份（包括大量免费赠送），远不及当时的商业刊物。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一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二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也是如此：“《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

另外我们知道，“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是《新青年》大力提倡的，但《新青年》对这“两位先生”却邀请不多。《新青年》从1915年创刊到1926年停刊，共出版63册，其中直接谈科学的文章，只有8篇；谈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译作。其实，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中，科学和民主包罗万象。前期，西方文化都是科学民主；后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科学民主。其实，《新青年》提倡的还有个“费小姐”（自由，freedom），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后人也不再提到当年这位家喻户晓的小姐。

不过《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惠、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

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

相对于当时的商业、新闻刊物，《新青年》的发行量虽然无法和它们相比，但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特别是对决定中国未来的青年精英的影响。

1915年9月，《新青年》出版后，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杨昌济除了自己阅读之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新青年》，并出钱购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之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

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陈独秀被毛泽东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足见其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1917年4月，在杨昌济的指引下，24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投稿《体育之研究》于《新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阐发的“野蛮其体魄”是对陈“兽性主义”的具体发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此文写出后，毛泽东交给杨昌济审阅，杨昌济对其格外赏识，便将其推荐给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于是，这篇用笔名完成的文论，便于1917年全文发表，可见陈独秀对毛泽东不仅有过思想影响，而且还对其赏识而付梓推出。同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先后成立了新民学会、互助会。后来，毛泽东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中，谈到了《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蒋介石是从1919年开始接触《新青年》的，从那时至1926年他率领北伐军北伐，都没有放下过这本杂志。这一点，从已经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五四以后，蒋介石对《新青年》仍是情有独钟，但是1926年后的蒋介石将兴趣转向了旧籍，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既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这个月初，京师重地，五四爆发。

如果我们有穿越百年的目光，透过这本杂志定然会发现如下面孔：蔡元培、鲁迅、陈独秀、毛泽东……他们的身后，一群怀抱梦想的青年，一个又一个不断被刷新的时代，正风雨兼程地奔波而来。

今天，我们会发觉《新青年》宣扬的真理中也夹杂着谬误，然而瑕不掩瑜。正如胡适所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它点燃的民主与科学之火，变革之光，依然能够照耀着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梦的道路上跋涉前行。

（来源：《文史博览》　|　作者：南晨 王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