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挥手浪漫》，暂停诗歌创作，到推出《一株麦子的幸福》，宣告“诗人归来”，罗振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困顿和奋起，从而再度“握手浪漫”。罗振亚，诗人，诗评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穆旦诗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学术委员，“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评委。
 

当罗振亚以诗集《挥手浪漫》为结，暂停创作，专攻诗歌研究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他准备深埋的诗心，却倔强生长，并在多年以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新世纪以来，他进入自己诗歌创作又一个高潮期，并在2018年底推出《一株麦子的幸福》，宣告“诗人归来”。《一株麦子的幸福》是罗振亚为乡土父老奉上的献祭，朴素、庄严，浸透着春种夏播的悲欢，不仅是个体化的仪式，还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对宏观“课题”——启蒙与父亲、土地的回应。

面对乡土文化，知识分子形成了固有的思路和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上，知识分子矛盾重重：他们出生、生长于“故乡”，成年后却向外漂泊，寻求“新声”于“异邦”。他们有自己的“血缘父亲”，却被“精神父亲”哺育成长。离开土地的一批知识分子，注定要承受两种文化模式带来的身份挤压。“五四”建立起的对“原生文化”的批判立场，形成了新的传统，也体现为呐喊、焦虑、崇尚苦难的审美取向。他们的著述中，偶尔可能冒出对“前现代”的怀旧，但总体来说，浸透着深刻反思与冷峻批判。

把罗振亚的写作放在上述路径中，可以发现，他以先锋诗歌批评家的身份，成为建构知识分子书写体系的一员，但是，他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了某种“悖反”。他从农村考取大学，开始生活与思想的转型，习得了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但反观故乡时，却放弃了反思、批判的既成“套路”。“父亲”的去世既是他重新写诗的“触媒”，又是借以思考的“核心事件”，引发了他精神内部的“争执”。“家”与“父亲”在启蒙语境中，得到了毫不留情的审理，而在罗振亚这里，却被剥离隐喻，还原如初。从写作本心看，罗振亚通过一系列“父亲”、“故乡”题材的作品，建立了对“亲情”的怀恋和“热土难离”的感喟。在《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和老爸聊天》《六月的风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父亲晚年最怕提“回家”两字》《感恩书》《回家》等篇什中，能够看到他对父子亲情的描摹和呼唤。那个离开了旧园，身染疾病的农民父亲，不再背负父亲形象的重担；痛惜与敬畏，也是儿子应有的态度，同样没有附加的意义。

照此解读，罗振亚诗歌重复的是“远行的儿子牵挂故乡与父母”的主题。但是，如此理解罗振亚的写作就过于表层化了。仔细阅读，他对父子情感的描写中，实际能够看出异质的“精神父亲”的存在，只不过被小心翼翼地遮蔽。他不拿出与父亲“对话”的架势，那样必然会暴露文化理解方面的差异及不对等。罗振亚的诗歌中，抒情对象是一个不能回应的父亲。问题就在这里：以往的精神互不理解（对立）消弭了，取而代之是简单纯粹的“爱”——以往来自父亲的点滴重现，并涌泉回馈。《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中，父亲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失忆了，但惟有对儿子的惦记却念念不忘，“你看见振亚了吗/西瓜他小时候最爱吃/你让他回来看看我”。父亲残存的记忆，恰好保留了他与儿子之间最简单也最亲密的关系，而这，无疑是父子间最容易沟通的部分，其他更为复杂的问题，比如容易被诟病的权力等级、主体成长等，都因此消失殆尽。甚至，上述问题还发生了反转：父亲因病变为了弱势，得到了儿子的精神反哺。

由此，罗振亚通过与父亲“聊天”，建立起一个“关照”体系。他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特长，将“故乡”和“父亲”编织到与自己血脉相传的阐释空间，与父辈完成了“交接”。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了父亲的得病与去世，表达了父子间的“断裂”。鲁迅的父亲不断咳嗽，而他却有“电光火石间的罪恶念头”，“还是快一点喘完了吧”。鲁迅对父亲的情感与描述，是一种文学化表达，主要是为了高扬对传统的批判态度。罗振亚选择了不同的视角。在《六月的风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中，同样是对咳嗽的父亲，诗人却写出了“夜深了 爸/你太累了 就好好歇歇”这样质朴温情的诗句。《和老爸聊天》中讲的故事，最能体现父子间的相互扶助。记忆中，父亲是爱儿子的，夏天会“递给我半个消暑的西瓜”，同时也有自己的坚持，如果儿子摔倒了，“愣是铁着心不肯搀扶”。儿子经此教育，成长为一个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的男人，这才有能力重新思考父子关系。对父辈的精神超越和批判，与对“父亲”的感恩和回报，在罗振亚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和、共生。

一旦褪去知识分子的外壳，回归到家庭和回忆，日常生活逻辑就完全弥补了“裂隙”，父子间达成了一致。《和老爸聊天》中，儿子说的都是父亲“听得懂”的一些家长里短。罗振亚故意不去碰触父子间知识体系的不同甚至矛盾，而是通过“聊天”的方式，恢复了直接的情感传承。他说：“今儿不说城里的楼了/不就是房子上还是房子吗/远看就像一堆火柴盒”。父子间有的是话题，“只要一提老家或李向阳屯/过去多年的人事细节就会复活/从他的嘴唇上纷纷站起/想按都按不下去”（《父亲晚年最怕提“老家”两字》）。他和母亲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于是每晚端坐在电视机前看天气预报/成了我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地图上一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开始有了呼吸的表情和体温/看完后再打个电话提醒她加减衣服/才能静心在灯下读书著文”（《三九天乘着高铁回家看望母亲》）。

虽然是“现代人”的宿命，但罗振亚不甘成为失去足下土地的“精神流浪者”（《寻找宁静的力量》）。他念念不忘的，是父亲用巴掌将其从玉茭地打回课桌，“从柳叶似的乡村/走进城市的梦幻”（《巴掌·木棍》），从而能有反观父亲、乡村的机会。他力求卸下“公共”意识，不做“麦田守望者”，转而以“成熟麦子”的体验，回忆、寻求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并因此而体会到“幸福”。或许，罗振亚还应该感到“幸福”的，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疏离、缓解了知识分子表述困境，从而再度“握手浪漫”。 (作者:刘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