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万字《汪曾祺全集》终于面世了。2019年1月10日，全集编校团队、主编季红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以及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汪朗、汪朝、汪明一同参加了发布会，讲述了《汪曾祺全集》的故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他从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他前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师从沈从文，后启寻根文学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潮。创作涉及小说、散文、戏剧、文论、新旧体诗等，诸体兼备，皆取得很高艺术成就。
 

汪曾祺的作品深受中外读者喜爱，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基于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发动社会力量、组织专家学者，钩沉辑佚、考辨真伪、校勘注释，以8年时间编辑出版了这部《汪曾祺全集》。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

全集贵“全”，这一套全集收文最多。比较北师大版1998年版《全集》，人文版《全集》新收佚文数量庞大，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各种文体，从文类看，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收入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还收入了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这些新增内容，一部分是由汪先生子女提供的，一部分是由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现的，还有一部分是人文社向社会广泛征集而来以及根据线索追踪查找到的。这三个渠道汇集了相当可观的内容，极大丰富了汪先生作品、文稿的数量。

讲究底本，校勘精良，是全集的另一突出特色。全集中的文学作品，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少量未发表作品以手稿、油印本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编订出版的、比较优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为参照校本，进行校勘，改正文字的错、漏、衍、倒置及标点错误。确保为读者提供一个原汁原味而又编校精良的汪曾祺读本。

为了守住底本规矩，各分卷主编在全国各大图书馆搜求故纸，以求呈现作品原貌。如《侯银匠》中有一句“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历来市面上各种版本都是“吃焖饭”，但在全集编纂过程中，通过扫描放大汪曾祺先生的手稿，发现“焖”字实应为“烂”字。汪先生手稿常是繁简夹杂，此处应该是繁体的“爛”，右边的“门”字简化了；而且从上下文看，“硬”“软”描述的都是米饭的软硬程度，“烂”比“软”更甚一层；如果是“焖”，忽然变作煮饭的方式，逻辑上也不对。可见校勘过程中，一字之易，颇费思量。而民国时期报刊上所载文本，因为年代久远，字迹剥落或漫漶，许多字难以辨识，编者经常要跑不同的图书馆去找另一份同期报刊，互相对照多次，最终确定一字一句。

篇篇有题注，这套全集为汪曾祺先生每一篇作品附注了版本信息。题注交代原载及收入作品集、文本改动、笔名等版本信息；书信题注，介绍收信人简况；部分诗歌在题注中交代了必要的创作背景及由编者所拟诗题情况。通过对每一篇作品都备题注的方式，汪曾祺先生作品的版本情况第一次得到全面厘清。

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来有为优秀作家出版全集的传统，而每一部全集的出版，都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在现场回想到当年人文社出版《鲁迅全集》时的情形：动员全国最优秀的鲁迅研究专家，倾时倾力完成最权威的一部《鲁迅全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必不可少的入门书与参考书，“连《鲁迅全集》后面的注释都成为了我进入现代文学史很重要的入门向导”。此次《汪曾祺全集》的出版，势必对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起到新的推动作用。

在孙郁看来，鲁迅之后能够历经时间淘洗、可以被反复阅读的作家作品无甚寥寥，但汪曾祺的文字却能做到这一点，人文社出版《汪曾祺全集》无异于将像人文社出版《鲁迅全集》一样，将推动汪曾祺研究的发展，以及推动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值得庆贺的是，我发现这部全集的编辑队伍水准很高，很多编辑对汪曾祺的了解程度，就像当年朱正、林辰对鲁迅的了解程度一样精深。”

孙郁认为，汪曾祺的写作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那些东西召唤出来，是我们当下社会最急需的精神营养，汪曾祺的写作兼具古典与现代，读他的文字能够让人触摸到六朝以来中国文章气脉，同时他的书里又充满智性，从世俗社会中发现美，而且又超越世俗，创造了一种克服黑暗的大美。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季红真是《汪曾祺全集》的主编，说起编纂这套全集，她觉得是一种缘分。“对于汪曾祺的阅读，是从我的大学时期开始的。四十多年的阅读和追踪，我被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迷惑、诱惑，基本属于痴迷状态。”作为长期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季红真认为文学研究中最大的困惑在于原典的真伪，因为阅读的文本“是被各种方式修改过的版本，所以我们常常不能窥见作家的原貌”。基于此，季红真认为主编一套忠实于历史、返归于原典的《汪曾祺全集》是对历史负责、对作家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我们要看见尽可能多的保留历史信息的一个文本，这是基本的东西。”

季红真说，汪曾祺文学继承了文学史上忽隐忽显的魏晋文脉，他使中国小说回归它的古老源头，从庙堂回到民间，使得小说的边缘性、民间性和世俗性得到充分的美的张扬，在边缘处发现民族精神最宝贵恒常的东西。

全集不全是自古以来编著全集不可避免的遗憾，因为新的佚文总会继续出现，所以“全集”在具体的操作上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结构搭起来了，新发现的佚文佚作就可以随时增补，这样对未来增补保留了空间，我们从统一底本开始，为未来更年轻一代的人们做更深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季红真说，年近七十，能够参加全集的编辑，是躬逢其盛。“对我来说，我这辈子读了一次中文系，能够作为交代性的功课就是这套书。”
 

汪朗代表汪曾祺先生的后代向人文社和“汪迷”们表示感谢，他与大家分享了汪曾祺先生的写作故事。汪朗笑谈，“自己家的老头儿实在太不像话了”，因为汪曾祺先生的写作习惯是随写随扔，他对自己的文稿不是很在意，这给家人整理他的作品带来很大难度。汪朗说，“全集”的编著花费编辑大量的心血，这一点可能外人不知，但汪家后人都能深切体会到，“你们看责编郭娟肯定染了头发，这八年她的白头发添了好多。”

在全集编著的八年间，有的老编辑已经退休，新的编校队伍也随着这套全集的出版成长起来，《汪曾祺全集》的出版必将为学术研究和出版史留下印记，但更重要的是让无数热爱文学、热爱汪曾祺作品的读者收获了一套好书。正如汪朗先生所说，“先生的这些粉丝们一直不离不弃的在守候着这套全集，如果没有读者的热心和对老头作品的喜爱，这套全集的编辑或者出版的意义、价值也就没有今天这么大”。

原载中国作家网 陈泽宇 2019年01月11日

附：汪曾祺是西南联大走出来的作家，中国校园文学馆有介绍。在当时的昆明，西南联大(1937年—1946年)汇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英，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完整的教育。当时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众多，教授们如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不但自己创作，而且指导学生开展文学社团活动，文学社团成员人才辈出，产生了汪曾祺、穆旦等现当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作家。1939年6月，四川协进中学组织华西文艺社，出版《华西文艺》月刊，宣传抗日，汪曾祺、、巴金等作家都曾为之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