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01年，北上（一）

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谢平遥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时，他们已经见过两次。第三次，小波罗坐在城门前的吊篮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用意大利语对他喊：“哥儿们，行个方便，五文钱的事儿。”城门上两个卫兵用膝盖顶着辘轳把手，挺肚掐腰，一脸坏笑。洋人有钱，尤其那些能在大道上通行的洋人，更有钱，不敲一笔可惜了。他们谈好了价，五文钱。小波罗坐进吊篮升到半空，年长的卫兵对他伸出了另外一只手，五根指头摇摇晃晃。对，五文。小波罗指指地下，刚刚比画好的价钱怎么又变了？他听不懂卫兵的话，卫兵也听不懂他的叽里咕噜的鸟语，但这不妨碍他们交流。年长的卫兵八字须，左手摸一下左边胡子，五指张开，“这是起步价，”右手摸一下右边胡子，五指张开摇晃，“这是咱们大无锡城好风景的观光价。”小波罗把所有衣兜都翻出来给头顶上的两个卫兵看，最后五文了。年轻的卫兵说：

“那你就先坐一会儿，看看咱们大清国的天是怎么黑下来的。”

小波罗开始也无所谓，吊在半空里挺好，平常想登高望远还找不到机会。这会儿视野真是开阔，他有种雄踞人间烟火之上的感觉。繁华的无锡生活在他眼前此次第展开：房屋、河流、道路、野地和远处的山；炊烟从家家户户细碎的瓦片缝里飘摇而出，孩子的哭叫、大人的呵斥与分不清确切方向的几声狗咬；有人走在路上，有船行在水里；再远处，道路与河流纵横交错，规划出一片苍茫的大地。大地在扩展，世界在生长，他就这感觉；他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正在以无锡城为中心向四周蔓延。以无锡城的这个城门为中心，以城门前的这个吊篮为中心，以盘腿坐在吊篮里的他这个意大利人为中心，世界正轰轰烈烈地以他为中心向外扩展和蔓延。很多年前，他和弟弟费德尔在维罗纳的一间高大的石头房子里，每人伸出一根手指，摁住地球仪上意大利版图中的某个点：世界从维罗纳蔓延至整个地球。

他来中国的几个月里，头一回有了一点清晰的方位感。从杭州坐上船，曲曲折折地走，浪大浪小都让人有连绵混沌之感；离开意大利之前，对着一张英国人测绘出的中国地图，研究了半个月才勉强建立起来的空间感，完全错乱了。现在，他觉出了一点意思。

护城河对岸聚着几个孩子对他指指点点，他们犹豫着是否要穿过吊桥来到城门下，看看洋人的辫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几个大人从高高瘦瘦的旧房子里走出来，叫孩子回家吃晚饭。墙皮在他们身后卷曲剥落，青苔暗暗往高处生长。小波罗用意大利语向他们借五文钱，他们听不懂；小波罗又用英语借，他们还听不懂；小波罗想起李赞奇教他的几个汉字读音，他对他们大喊：

“钱！”

为了表示借五文，他对他们说：“钱！钱！钱！钱！钱！”

几个大人听到了，但他们拎着自家孩子的耳朵，一路小跑消失在青砖黛瓦的老房子里，好像小波罗是要打劫。

有人家的门窗里透出灯光，傍晚从天上缓慢降临。两个卫兵已经不指望另外五个铜板了，但离换班时间尚早，吊着个洋鬼子也挺好玩。年纪大的在指点年轻的抽烟斗，告诉他一天里的哪个时辰烟油最香，多抽一口等于多做一会儿神仙。小波罗开始着急，昏暗从遥远处大兵压境，世界在急剧萎缩、变小，很快就将收缩到他的脚下，他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别人有来处也有归处，他却孤悬异乡，吊在半空里憋着一膀胱的尿。远处走过来一个穿长衫的瘦长男人。管不了了，他的意大利语脱口而出：

“哥儿们，行个方便，五文钱的事儿。”

借傍晚最后的光，他看见那人的耳朵动了动。

应该就是这家伙了。锡蓝客栈在城里，没那么多洋人必须这个时候过城门。

小波罗又用英语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谢平遥对他举起了手，谢平遥说：“OK.”

小波罗开始上升。到最高处，他想停下来再看一眼，心情好了没准世界重新开阔起来，但两个卫兵把他从吊篮里拽了出来。他们还得把谢平遥也吊上来。自己人也付十文，年长的卫兵有点过意不去，但价码抬上去了，当着洋鬼子面不好降，只好歉疚地找补，没话找话，最近风声紧，所以城门关得早。年轻的接茬，我爬城头上一年零三个月了，哪天不紧？老的给他一个白眼，天彻底黑下来。城头上四个角点起火把。卫兵让他们快走，眼看巡城的头儿就来了。他们动手拆那个简易的绞盘架。这是城门守卫的外快，谁当值归谁。一年到头竖在风雨里，不容易。当官的也明白，睁一眼闭一眼，别在巡城时找不痛快就行。

借用完卫兵们的马桶，两人一起下城楼。小波罗一个台阶一声谢，非要请谢平遥吃饭。谢平遥也不客气，跟着他走。快到客栈，小波罗一拍脑袋，只顾走路，忘了问谢平遥来此地寻人还是公干，别误了大事。谢平遥答：

“寻人。”

“谁？”

“你。”

“我就知道。”小波罗一把抱住谢平遥，“看第一眼我就知道你肯定姓谢。我跟李等你几天了。”

锡蓝客栈二楼最东边的客房里，他们俩见到躺在病床上的李赞奇。

在每天一封的电报里，他一再跟谢平遥说，饱受腿伤之苦，实在不堪长途劳顿，务请老弟出山，切切。看上去的确受了腿伤拖累，李赞奇跟十年前他们分别时比，颧骨高了，发际线大踏步后撤，前额的头发根本用不着剃，辫子也细成了老鼠尾巴。客栈的布草以印花蓝布为主，床单、被罩、枕套、枕巾和桌布皆由本地著名的陆义茂染坊出品，蓝布上饰以白色的莲藕、菱角和春笋。李赞奇淹没在一堆江南蓝白相间的风物里，更显憔悴深重，人小了一号，只有脑门和眼睛变大了。谢平遥掀开薄被子一角，李赞奇的右腿打着夹板，外面紧缠了几层布，的确是伤了。最近一封电报里，李赞奇跟他说，走不动了，锡蓝客栈见吧。

李赞奇的腿在苏州就伤了。小波罗要看拙政园，船到附近码头，登岸时小波罗没踩稳，从台阶上摔下来，一屁股坐到身后李赞奇腿上。李赞奇正侧身上台阶，听见细碎的一声咔嚓，右腿酸疼了一下。当时没当回事，陪着小波罗游了园，兼当解说和翻译，该干什么干什么。回到客栈发现，右边小腿成了全身最胖的地方，脚面都肿起来。怪不得一路都怀疑自己穿错了鞋，右脚这一只突然小了。就这样他也没在意，找大夫用了点药，继续陪同小波罗在姑苏的水道里穿行。再去看大夫，老先生说，你想截肢吗？李赞奇才上了心，知道北上之路走不下去了。他想到了谢平遥。

他们曾是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翻译馆的同事，李赞奇专业是意大利语，谢平遥是英语，上班时各干各的，闷头翻书或者随同长官和洋人口译，下了班才混在一起。当时都是小伙子，光杆一个，没事就在虹口或者黄浦江边找一家小馆子喝茶斗酒。为大清朝和天下事，高兴了喝，不高兴了也喝。喝到位了，根本不管酒保再三提醒的莫谈国是，敞开了数点朝政和国际事务；喝大了，辩论至激愤处，免不了热血上头也动手，反正谢平遥给过李赞奇几记老拳。常去的酒馆为安全起见，干脆给他们设了专属雅间，跟其他房间隔着一间库房，以免隔墙有耳。

谢平遥是打酒伙的团体里的小兄弟，那个时代的愤怒青年，不谈政治会死。每天向李赞奇问意大利的事，问搞法语的老夏法兰西新闻，问专治俄语的老庞老毛子最近又有什么动静。他的兴趣不在翻译，整天枯坐在翻译馆里看那些曲里拐弯的旧文章，受不了，尽管他的专业极好，他更想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李赞奇还记得这个小兄弟喝多了就说，大丈夫当身体力行，寻访救国图存之道，安能躲进书斋，每日靠异国的旧文章和花边新闻驱遣光阴。说多了大家也就姑且一听。不想某日，酒馆里突然安静下来，才发现谢平遥不见了。他去了漕运总督府，那里缺个翻译。

漕，水转谷也。宋元以降，漕船千万，沿运河北上，源源不断地把江南鱼米输送到北方京城。那里的帝王将相和百万戍边兵士每天张着嘴要饭吃。吃饭是大事，运粮也就是大事，管运粮的当然也是大事；那时候的大事都甩不开外国人，他们对漕运也要插一手，会说洋话的人不够用了。漕运总督府跟李鸿章大人打了招呼，李大人对江南制造总局咳嗽一声，着翻译馆立办。翻译馆不是肥缺，去漕运总督府也不是美差，还要从大上海去到苏北小城，相当于流放。吃英语饭的一拨译员被召集到一块儿，一个个都低下头。长官问，真没有？谢平遥站起来。

“为什么想去？”

“干点实事。”

座下同仁哄笑。当此之世，还有比“干点实事”更可笑的么？如果说大清朝的确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干点实事，那也肯定不是漕运总督府。水过济宁，地势一路走高，河床上去了水上不去，河道干得可以跑马，整个漕运眼见着就黄，总督府显然也活不了几天。这时候去那里，等于水往高处走，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在上头允许谢平遥“慎重考虑”的两天里，一直器重他的上司去看他，一杯凉茶都端热了，反复给他论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之可能，末了问，还去吗？谢平遥说，去。上司长叹一声，也罢，世道如此，在哪都是浪费，换个地方浪费没准就有戏了呢。

谢平遥收拾行装，星夜赶往淮安。路远水长，搭车，步行，大船，小船，还蹭过放排人的竹筏子。到了淮安的那天早上，痛痛快快吃了两大碗当地著名的长鱼面，然后一身热乎劲儿去衙门报到。刚开始几年，他庆幸自己来对了地方：有事干，有大事干。洋人知道漕运对于大清国的意义，租界他们圈了，沿海港口他们占了，内陆水道也想要。一条长河肯定是拿不下，但在这河道里塞点自己的东西总是可以的：我的人你得让我走，我的货你得让我运，我要沿河来来回回跑，没事别随便拦着；税少收点，尤其通关时候；载我大英、大意、大奥匈、大荷兰、大法国、大俄罗斯等帝国货物的船，务必要保证最快过闸；地球自西向东转，咱们西方人的时间可耽误不起。谢平遥要干的就是这些，跟着长官和他们谈。翻译的时候他比长官都急，长官表达不到位的意思，他用英语给补足了；洋人闪闪烁烁的话，他给彻底地翻出来，让大人们听着刺耳难受。他的翻译让谈判和交流变得更加有效，三下五除二直奔结果；时间明显缩短了，但也让衙门里的大人和洋鬼子经常莫名地光火。

关于这一点，谢平遥和李赞奇在日常通信中讨论过，究竟何为翻译的伦理。该直译还是意译？在翻译中是否可以补足与完善？谢平遥坚持终极意义上的有效表达最重要。李赞奇不同意越俎代庖，什么叫有效表达？是你的有效表达还是被译者的有效表达？谢平遥写了一封长信跟他理论：你都不知道洋人是多么傲慢和贪婪，他们西方人的时间耽误不起，咱们的时间就耗得起？他们船在咱们水里走，凭什么他们说了算？大船小船、帆船机帆船小火轮都是船，凭什么挂了个洋国旗就可以插队加塞？上帝来到人间，也讲不出这个道理。你也不知道咱们衙门里的这帮窝囊废有多卑微和怯懦，洋鬼子嗓门大一点，他们腰杆就弯下去几度；幸亏没遇上个唱美声的，要不脑袋真要夹进裤裆里了。洋鬼子拍一下桌子，他们能直接尿出来。我要一板一眼照着大人们的意思译，咱们的运河上早就飘满了万国旗。

李赞奇提醒他，长此以往，这活儿干不久。果然，第四年刚过了两个月零三天，顶头上司接上面指示，要对谢平遥委以重任：造船厂更需要他。漕运总督管着文武官员近三百号，还有仓储、造船和卫漕兵丁两万余人；漕运总督部院下辖的造船厂好多家，最大的位于清江浦，距衙门二十里路，谢平遥被派到的就是这里。船厂大，造船上就有点想法，请了几个外国专家对漕船做些现代化的改进，需要翻译人员跟着，保证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到了清江浦，谢平遥才明白，哪里是重用，分明是发配，他被打发到了一个更无意义的位置上。

漕运到了这一天，稍微懂行的都知道没戏了，只是宣判死刑早一点晚一点而已。造船厂也没了劲头，几副漕船的骨架戳在巨大的厂房里，几个月无人问津。因为靠近河边，禽鸟纷纷落户船舱，有一回谢平遥去厂房，对一艘烂尾的漕船狠出了一拳，两只野鸡擦着他的耳朵扑棱棱飞出来。船厂从上到下百无聊赖，唯一进步的技艺是麻将，外国专家都能把这项中国传统娱乐玩得很溜，完全不需要翻译。谢平遥成了一个打麻将都靠不上边的翻译。浑浑噩噩待了一阵子，京城传来消息，有个叫康有为的，发动了十八省千余号举人，联名上书。这是个大动作，不知道真假。但从此他就开始关注这个康有为，和李赞奇等朋友通信，话题也多半离不开这个人。

三年后，他从来淮巡察的京城官员那里得知，京城变法了，领头果然是那个姓康的，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这消息让他着实兴奋了一些时候，尽管他一直不喜欢报纸上印出来的康南海照片，胡子的造型让他有说不出的别扭。他给李赞奇写信：真想去京城看看，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李赞奇回信波澜不惊：老弟，矜持点，伟大的时代不是煮熟的鸡蛋，剥了壳就能白白胖胖地蹦出来。又被李赞奇的乌鸦嘴说中了。再次得到变法的消息，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已经被推到菜市口砍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通缉令也沿运河贴了一路。不知道他们躲到了哪里。谢平遥为康梁的安危很是担心了一阵子，整个人七上八下地悬着，好像自己也成了在逃犯，生活总也落不了地。好在造船厂旁边有家面馆，隔三岔五早上去吃碗面，热乎乎地下了肚，这一天才能稍稍踏实一点。但饭量明显小了，老板娘亲自下厨做的正宗长鱼面，也只吃得下一碗。

造船厂有官员就有等级，有等级就是个衙门，衙门里所有的规矩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比如，就算屁事没有，大家也都装模作样地上下班。就是打麻将、推牌九，也要去衙门里打，在衙门里推，这是恪尽职守；把牌桌搬回家打，那是渎职。除此之外，就是为虚空中的利益和官阶钩心斗角。所有人都知道漕运日薄西山，造船厂也行将就木，一个个也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另谋生路和前程，但见到肉丁大的好处还是攥死了不撒手。造船厂里除了上头下来的各种旨意和命令，基本上与世隔绝，依着某种惯性的形式主义在运转。谢平遥时常有悲凉的沦陷感，仿佛内心里长满了齐腰高的荒草，他觉得自己正一寸寸沦陷在丧失了切肤之痛的抽象生活里。

等灾民三五成群沿运河南下，谢平遥才知道天下又出大事了。华北旱灾。等他在运河边看到更多灾民顺水而下，更有一贫如洗的灾民船都坐不起，挈妇将雏沿着河边蹒跚而过，义和拳的红衣黄衫已经飘满北中国，灭洋扶清，见洋人就杀，然后啸聚北京，剑指皇城。接着八国联军入京，烧杀抢掠，皇太后和今上狼狈出逃；然后义和团被镇压。从京城到清江浦，千里不止，消息总要滞后一些时日，但一切都顺延，倒也无妨，每一条旧闻按顺序来到，也都是新闻，谢平遥无须竖起耳朵，就在码头边坐着，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是真乱了。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谢平遥还没来及理出个头绪，李赞奇电报到了。

李赞奇的意思是，待不住别硬待，该动就动起来。在谢平遥看来，李赞奇举手投足满满的大哥范儿，你把屋顶掀了，他照样稳坐如泰山；但就这个稳重到总要慢半拍的人，前两年也从翻译馆出来了，在上海《中西画报》做主笔，专写欧美的新鲜事，让中国人看看一个真实的海外世界。这给了谢平遥鼓励，几封电报后，他跟妻子商量过，决定离开造船厂，来接替伤了腿的李赞奇。还是在一个吃了两碗长鱼面的上午，他给上头递交了辞呈。两碗面吃下去，胀得想吐，他憋着。这是个仪式，新生活开始了。

“感觉此人如何？”

“不坏，有点没正形。”

“是个乐天派。”李赞奇说，“毛病是啰唆，偶尔有点小任性。”

“领教过了。在他坐进吊篮之前，就在街市上遇过两次。”

上午谢平遥到的无锡。下了船在街巷里乱走，打听锡蓝客栈在哪儿，竟没人知道。他也不急，天尚早，无锡头一回来，边看边找，睡觉前落脚到客栈就行。运河穿过无锡和淮阴，但两处的风物大不相同。无锡的水更多，支支汊汊，阳光都带着潮气，街巷的石板路长满青苔。无锡人说话好像只有舌尖在干活，弹动翻卷，那些清细娇糯的声音像受惊的鸟，迅速擦过他耳边，抓不住。交流上有障碍，他就多看少说，能不开口就不开口。中午走饿了，找家面馆坐下，斜对面是个洋人。开始真没在意，那洋人穿着中国的长袍马褂，头上还续了根假辫子，不出声就跟随便一个中国男人没两样。但那洋人出声了，要辣椒，他不会说辣椒，也知道说外语店小二听不懂，就把筷子往醋瓶子里挑一挑，放到碗里搅拌一番，再把沾满汤水的筷子放嘴里吮，做出抓耳挠腮、脑门冒汗的样子，嘴里呜啦呜啦地叫。为表示并不惧辣，他把假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两圈，英勇地撇撇嘴。店小二看明白了，周围的人都看明白了，洋人好不得意，学旁边的中年男人，右脚一拎，踩到了长条板凳上，侧身半个屁股支撑住身体。这一套中国式动作相当地道。

辣椒上来，洋人挑了一大筷头放面里，呼噜呼噜地吃，头发里直往外冒热气。谢平遥也要了辣椒，以他的重口味，这个辣度也相当过硬。

下午再遇到小波罗，是在泰伯桥边的茶馆。谢平遥从南长街走到清名桥，有点累，在桥头石阶上坐下，远望一片冒烟的街巷，问当地人，说在烧窑。多年前读过两句诗，记不清谁写的，“城南一望满窑烟，砖瓦烧来几百年”，好像说的就是这里。谢平遥捶捶脚背，起身往窑烟处走。随着河道绕，就来到泰伯桥上。桥边有临街茶馆，像吊脚楼一样伸出一个宽阔的平台，吃面的洋人斜倚着美人靠，正端着盖碗茶杯在喝茶，喝一口闭上眼，摇头晃脑地品味。这种装模作样的动作谢平遥不喜欢。这些年见了不少洋鬼子，真傻的有，大智若愚的有，懵懵懂懂的有，这些都不讨厌，看不上的就是那些装模作样的：要么刻意做出亲民的姿态，谦卑地与中国人同欢笑、骨子里头却傲慢和偏见得令人发指；要么特地模仿中国人的趣味和陋习，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让你在他的模仿中照见自己，曲折地鄙视和取笑你；还有就是小波罗这号人，一个观众没有，也一脸入戏的销魂表情。因为看不上眼，反倒多看了一会儿。河道里船只往来如梭，卖布的，运丝的，贩菜的，拉砖的，赶路的，送客的；还有一支送亲归来的船队，每一支橹上都系着红绸布，喝红了脸的男人跟水边洗衣的妇人唱酸曲，被泼了一脖子水。小波罗看着运河里的热闹咧开嘴大笑，笑完了继续喝茶。茶水喝光后，他把茶叶一片片捞出来，摊在美人靠上数。

在后来沿运河北上的时光里，谢平遥发现小波罗一直保持着数茶叶的习惯：要么是喝的时候数，看茶叶缓慢舒展开来，最后沉下去；要么喝过后捞出来数。他喜欢喝中国茶的感觉，茶叶在碗里飘飘悠悠，那感觉差不多就是地老天荒吧。但这个细节在当时，被谢平遥归为了外国人的矫情。李赞奇问他对小波罗的感觉，他的回答已经相当节制了：人不坏，有点没正形。

李赞奇表示同意。这家伙的确跟别的洋人不一样，中国人都未必能跟他吃到一个锅里。一个意大利人，吃点面就行了，他不，非要吃中国米饭和烧饼，还得顿顿辣椒。筷子都夹不稳，但坚持不用刀叉，说中国人才文明，吃饭用的是竹木，不像他们欧美人，上饭桌就手持一堆凶器。

“忍忍吧，”李赞奇说，“总比天天逼着你跟他一块儿吃西餐好吧。”

“你们在说啥？”小波罗用意大利语问李赞奇，“是中国的悄悄话么？”

“我们在说你的衣服很好看。”李赞奇说，“迪马克先生，从今天起，你得说英语了。”

“不好意思，谢先生，这就改。”小波罗改成了英语,“谢谢你们夸我衣服好看，我的辫子不好看吗？”

“好看好看，”谢平遥说，“比我们的好看多了。”

“那当然。假的再做得不如真的好看，那做假还有什么意义呢？”小波罗把假辫子揪下来，捧在手里给他们俩看。油黑挺拔，比谢平遥和李赞奇两个人的辫子捆在一起还粗壮。

谢平遥撇撇嘴，用汉语对李赞奇说：“这么饶舌，真怕受不了。”

“若是不痛快，”李赞奇压低声音，也用汉语说，“价就往高里要。他们喜欢一锤子买卖。”

“你们又背着我说什么呢？”

“赞奇兄问我，迪马克先生是不是很帅。”

“谢谢。”小波罗在床前鞠了个躬，“要是眼窝浅一点，鼻梁再低一些，头发不那么卷，我会更帅。”

第二天他们离开无锡城，往常州方向走。他们，小波罗、谢平遥和邵常来。李赞奇留在锡蓝客栈，还得再养几天。拄着拐能动了，自己坐船回上海，回杭州也行，他老家在萧山。邵常来是小波罗在杭州雇的随从，二十八岁，个儿不高，但长了一副好肩膀，做过多年挑夫，是在杭州谋生的挑夫中的一员。四川男人天生能做一手好菜，所以又兼了厨子。照李赞奇的说法，以小波罗偏僻的爱好，很可能邵常来首先是当厨子来雇的，顺带做挑夫。作为厨子水平如何，谢平遥不清楚，来不及吃他做的饭菜。昨晚到客栈，陪着李赞奇在病床前聊到半夜，就着三五个小菜，喝了两壶酒；兄弟多年不见，必须喝到位才行。菜倒是邵常来出门买的，猪头肉、芦蒿炒香干、熏鱼、酱骨头、凉拌麻辣面筋、油炸花生米。加上小波罗和邵常来，四个人两斤烧酒。邵常来要收拾行李，地位上也算下人，意思一下就算了；小波罗跟着起哄，要“深刻体验”一下中国白酒，刚二两就趴在八仙桌上睡着了。今早就出发，小波罗要吃最后一顿小笼包。谢平遥把李赞奇也搀到客栈旁边的早点铺，鲜肉和虾仁馅各来一份，佐以紫菜蛋花汤，汤汤水水下肚，浑身通泰。

做挑夫，谢平遥觉得邵常来绝对够格。小波罗一个人的穿戴行头就装满了两只箱子，还有他带的各种测量水文的仪器、罗盘、柯达相机、一把防身的勃朗宁手枪和一把毛瑟枪、一路上要看的书和资料、写作需要的墨水和纸笔、一根哥萨克马鞭、茶叶，以及喝功夫茶的全套茶壶和杯子。此外还有邵常来自己的一点行装和小零碎，一堆大小不同的箱子和包裹，多得像搬家。邵常来条分缕析地分置在扁担两头，下蹲的时候，左右肩膀上两块磨出老茧的肌肉奔突两下，轻轻一声咳，所有家当应声而起。从侧后方看过去，一堆移动的行李中只剩下邵常来的一颗头。谢平遥的柳条箱自己拎着，他担心邵常来挑不起那个担子，一根草他都不忍再加。看来他过虑了。

邵常来挑着行李，步子迈得小，速度却挺快。谢平遥拎着箱子，肩膀上还有一个包袱，装着随身用的杂物。小波罗空身人，只拎着一根拐杖，拐杖通体紫红，像红木质料，其实外壳是钢铁做的，掌心握住的地方镶了一块乳白色的东西，小波罗说是象牙，谢平遥辨不出真假，但漂亮是没得说，漂亮得更像一个摆设。三个人出了客栈，沿潮湿的青砖石板路去往城外码头。李赞奇拄着拐站在锡蓝门口，空出一只手对他们挥。

上船时谢平遥发现多了两桶水，邵常来托人从惠山买来的，提前送上了船。都说第二泉的水好。苏东坡路过无锡，也专程去尝尝，“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买来烧开了给迪马克先生泡茶。这两桶水让谢平遥心生一点小温暖，长路漫漫，有同伴如此，此行应该不会让人太过煎熬。

船在苏州就租下的，先行一个月，租期满了看双方意愿，再定是否续租。船老大是苏州人，姓夏，带着两个徒弟当帮手，师徒三人轮流值班，撑篙、掌舵、划桨、摇橹、守帆，行程紧急可以日夜兼程。

因为李赞奇的腿伤和等候谢平遥，北上的行程耽搁了几天，上了船，小波罗让谢平遥转告船家，帆涨满，桨抡圆，把时间追回来。小波罗此行专为考察运河来中国，决意从南到北顺水走一遍，时间紧，任务重。在漕运总督府公干的几年里，谢平遥接待过好几拨研究运河的外国专家，不过都是局部陪同，近的带他们去看清江闸、黄河与运河的交错处、洪泽湖的防洪大堤，远的到扬州，见识一下邵伯闸。此外就是给他们的衣食起居、吃喝拉撒提供翻译。一个个打扮得倒挺体面，西装革履，有的还穿燕尾服，从河边回到驿馆，腐朽起来跟衙门里的大人不相上下。有个英国来的大肚子老头，脱下高筒靴里的臭袜子让谢平遥洗，谢平遥说，您稍等，转身走了。还有一个荷兰来的先生，可能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去惯了，在驿馆里悄悄问谢平遥，能不能介绍个便宜点的中国女人，最好长得漂亮，脚又很小。谢平遥用汉语送他一句国骂。他问啥意思，谢平遥说，问候您母亲呢。红头发先生说，这种时候还问候母亲，让人怪不好意思的。由此，谢平遥对这些公派考察的外国专家，跟对衙门里名为视察实为游山玩水搞形式主义的大人们一样，提不起兴趣。

但是李赞奇说，这个小波罗不一样，自己掏腰包，不标榜什么专家，纯粹是好这口。此人生长在离威尼斯不远的小城维罗纳，就是朱丽叶的老家，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个朱丽叶。喜欢水，没少跟父亲去威尼斯。老迪马克先生早先是个做鞋的，做鞋做发了，成了个工厂主，业大了求发展，在威尼斯买了几条两头翘的游船贡多拉，雇人在运河里一年到头摇。老迪马克的工作主要是坐船和乘车，维罗纳、威尼斯两头跑收钱。小波罗从小跟父亲去威尼斯，对潟湖、运河颇有些心得，威尼斯周围大大小小的岛屿全跑遍了。著名的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待过多年，小波罗少年时代就尊他为偶像；小波罗原名Paolo Di Marco，保罗·迪马克，为了向偶像致敬，又不至于背叛祖宗，默许别人微调一下，叫他Polo Marco，波罗·马可，所以李赞奇叫他小波罗。偶像在元代来到中国，待了十七年，深得忽必烈的赏识；第二次出访是下江南，从大都沿运河南下，抵达杭州，再由杭州向南，翻山越岭，穿涉峡谷，到了福州和泉州。小波罗要逆流而上，把运河走一趟，好好看一看偶像战斗过的地方。

三月的江南春天已盛。从无锡到常州，两岸柳绿桃红，杏花已经开败，连绵锦簇的梨花刚刚开始。河堤上青草蔓生，还要一直绿到镇江去。小波罗坐在船头甲板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迎风喝茶。一壶碧螺春喝完，第二泡才第一杯，脖子上已经冒了一层细汗。“通了，通了。”他用英语跟谢平遥说。谢平遥纠正他，是“透了”。中国人谈茶，叫喝透了。

谢平遥坐在旁边另一把竹椅上，手里一卷《人类公理》，在常州一家书坊淘来的。小楷恭录的手抄本，老板卖了个大价钱。此前他在朋友那里听过此书，据说是南海先生所作。没署名，他不敢贸然确认，单看文风与思辨，倒是和他在报章上零星读过的康有为文章有几分像。小波罗在常州倒是没花多少时间，到青果巷转了一圈，水果、小吃，能进嘴的都尝了一遍。听说城外有一家天主堂，独自一人去了，不让谢平遥陪。他想一个人走走。谢平遥担心出岔子，给他写了几张纸条，一旦遇到麻烦，问个路什么的，可以把纸条递给人看。谢平遥就陪邵常来找地方兑现金，三个人的日常花销用。他们带了银锭、墨西哥鹰洋和一张银票，票号里收了墨西哥鹰洋。这东西少，稀罕。兑过钱，邵常来去采买吃食，谢平遥抽空逛了书坊，还买了两盒著名的龙泉印泥。他回到船上，小波罗也回来了。天主堂如何，见到了谁，小波罗没说，但看他表情，谢平遥知道可能白跑一趟，更无须问了。

船离了常州，人声渐稀。运河里往来船只也不少，但像泊在码头上那种邻居的感觉就没了，迎面和前后船赶超时打个招呼，只是过路人匆匆的热情了。再走出十几里，连挥一下手的愿望也消失了。春光再好，一路单调地繁华下去也会熟视无睹。也有并驾齐驱一阵的小船，那是为了看清外国人到底长什么样。这种时候小波罗很配合，各种搞怪，一会儿斜眉吊眼，一会儿怒目金刚，还做出罗马勇士的动作来。谢平遥懒得看他笑话，翻两页书，扫几眼景，慢慢人就出了神，从书本和风景中游离出去。

他对河道和野地不陌生。这几年他就在大河边，造船厂在一片野地里。就算在漕运衙门，骑马半个时辰也可以跑到荒无人烟处，但他多年来从未得到过如此开阔的放松。若人的内心里也有一双眼，那他的这双眼一直雾障重重。总觉得眼前事一件堆着一件，心里的疙瘩一个摞着一个，事究竟有哪些，疙瘩到底是什么，不重要，也弄不清楚，他只是感到憋屈。现在知道了，他其实在持久地渴望一种开阔的新生活，但无法从惯性里连根拔起。尽管他并不清楚何种生活才算开阔。他跟那个决绝地离开翻译馆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比，犹疑了，怯懦了，也涣散了，懈怠了。所以，他要感谢老大哥李赞奇。李赞奇十二道金牌催命电报，逼他做了决定。

河水溅上船，湿了他的鞋。调整风帆的老夏爬在桅杆上，提醒他收回右脚。谢平遥对他作个揖，伸直腿，一脚蹬进了运河里。老夏在高处大笑。他也笑，把竹椅子移到甲板边，另一只脚也伸进水里。在运河边生活几年，从没在这个时候把脚伸进过水里。怕冷？也不是，就是没干过。如果他是个跑船的呢？他突然醒悟，老夏并非笑他天真任性，而是笑他湿个脚没屁大的事也如此隆重。小波罗此刻喝着茶，专心看地图，指着一个点对谢平遥招手：

“扬州！扬州！马可·波罗的扬州！”

“早呢，”谢平遥脚收回甲板，脱掉鞋袜把水拧干。风吹过湿的脚，像有凉丝丝的手在来回抚摸。“过了镇江才是扬州。”

过了镇江，才是马可·波罗待过的扬州。

“波罗说他在扬州做过总管。总管在你们国家是多大的官？”

“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做过扬州总管。一部史书都没提过。”

小波罗耸耸肩，“那是你们识字的人太少。”

谢平遥耸了耸肩。他慢慢就发现，尽管小波罗无比热爱中国文化和风物，但欧洲人傲慢和优越感的小尾巴总是夹不紧，一不留心就露出来。他还是更愿意相信他们自己的出处。当然他也会尽力克制，方式之一就是拿出自己的牛皮封面的本子，哗啦啦写上一阵。上好的小牛皮包装，打开牛皮小带扣，纸微黄，意大利产。用一只派克钢笔，小波罗随时会对运河做记录。有新发现、新想法，也会跟邵常来比画，帮他到行李箱里取本子和笔。他理想的写作方式是用中国的纸笔，但他不会拿毛笔，更搞不懂宣纸上墨汁晕染的规律，而用毛笔写曲里拐弯的意大利字母，自己都会被绕晕。船上又动荡，根本下不了笔。由此他又夸赞中国人，就是气派有范儿，写个字都得笔墨纸砚全套伺候，真排场。做运河的田野调查记录，他要求谢平遥不离左右，很多中英文词汇之间的转换和表达经常脱节，关键时候得谢平遥帮一把。他有意外之喜，这个翻译竟跟运河有如此瓜葛，上到漕运总督府里有关运河的大政方略，下到河边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经验，谢平遥简直就是部运河百科全书。

他把谢平遥慷慨地称作“贵人”。他从邵常来那里现学现卖来的这个中国式说法。邵常来在杭州日子过得相当紧巴，那段时间活儿出奇的少，每天在武林门码头抱着扁担空杵着，经常从早到晚腿站抽筋了，还等不来一个客人。那天邵常来因为饿得头晕胆子才大起来，第一个冲到船头，扁担上的钩子钩住了行李，才发现客人是个洋鬼子。他对洋人没好感。老家那边有不少传教士，一等乡亲们干完活儿，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关在教堂里念奇怪的经文。听说像唐僧念紧箍咒，也可能是放洋蛊，反正鬼鬼祟祟。还给他们发颜色怪异的各种药丸。有人说那些高鼻深眼的家伙跟咱们不是一个人类，对他们来说，中国人最适合做药引子。他有点信。自从洋教士来到他们那里，经常有小孩和妇女的眼睛、心肝被挖掉。但邵常来那天顾不上了，吃上一顿晚饭更要紧。他挑起行李就跑，价钱都没谈。这给了小波罗第一个好印象。他来中国有阵子了，单上海就待了大半个月。耗他时间最多的，除了办外务护照和各种在中国通行的手续，在各个效率低下的衙门机关颠三倒四地反复跑，就是买东西。除非中国人要多少钱你给多少，否则讨价还价没完没了；不还价又不行，一个银洋能解决的事，他们张口就要你八个十个。这挑夫爽快。看上邵常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把小波罗和李赞奇送到客栈后，带他们去了一个四川菜馆。那家馆子偏僻，一般杭州人都找不到，但菜不错，小波罗吃得咝咝啦啦一身大汗，直叫好。邵常来看出来，该洋鬼子对辣椒的鉴赏力也就是个初级水平。蹭了一顿饱饭，饭后醉上头，邵常来胆子更大了，让李赞奇翻译给小波罗，有好食材，他的手艺绝不比这馆子差。小波罗说好啊，要知道红勤酒好不好，必须亲口尝一尝，你到后厨去，钱我来付。邵常来也不客气，唰唰唰，牛刀小试，一盘麻婆豆腐上了桌。麻、辣、嫩、烫，小波罗差点把舌头都咽到肚子里，比刚刚要的那份好吃两倍半。吃到半截，小波罗问：

“愿意跟我们走不？”

“意大利？太偏了，不去。”

“北京。”李赞奇说。

“皇帝待的地方？我得想想。”

小波罗掏出一锭银子，啪一声拍在饭桌上。

邵常来瞳孔立马放大，“去！我去还不行？”

按照口头的约定，这一路到北京是个大买卖，挣到的银子回老家买块地，娶个老婆生个娃，都不是问题。就这么定了。邵常来觉得自己走了狗屎运，扑通跪到饭桌前，“小人给洋大人磕头了。您是我的贵人！”又给李赞奇磕，“李大人您也是小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