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梁晓声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作家之一，也是知青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一直秉持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情怀，使他的作品有极高的辨识度，从而在文学界和读者那里有深远且广泛的影响。三卷本小说《人世间》是年近古稀的梁晓声最新完成的作品，也是他自认为“文学生涯所有长篇作品中写得最累的一部”，你很难想象，这部近120万字的作品是他一个字一格一格地用稿纸手写出来的，“写到最后，我只能用铅笔在A4纸上写了，写得手已经不听使唤了”。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让梁晓声耗费如此心力去完成？11月9日，梁晓声接受了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的专访。梁晓声：我在读书和写作方面，都没有花很大精力来探索文学本身技巧和写作方式。比起那些东西，我更愿意把历史感的东西写出来。雨果《悲惨世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以及电影《美国往事》《教父》等都是有历史感的作品，我比较偏爱这一类。

大家都知道我写知青文学，那只是一个载体，如果它载不动我想表达的东西，那就换一个角度。写时代感的作品虽然很难，但是要尽力，做到拾遗补缺，达成文学生态平衡的愿望。

记者：您为何如此重视“历史感”这个因素呢？

梁晓声：这要和我看书习惯连在一起。中国文学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大众对故事性要求强烈，创作者认准这个好卖，写作者就只给你故事。但是我们读书是想要知道故事之外的东西。读者看我的作品，看知青文学，只有不懂书的人才会仅仅看爱情，会看书的人会通过爱情了解那个时代。

记者：您最初的知青文学是写青春，80后作家出道也是写的青春，您觉得这两代作家笔下的青春有哪些不同？

梁晓声：我个人觉得，青春文学无论对于作家本人还是对于某一时代的文学，一定不是有分量的文学，但是书写青春的文学一定是青年走向文学道路的必然。每个人都是从写青春开始，写理想的破灭、迷惘、坎坷，但是后来时代不一样了，没有可比性。青春书写有了特殊的时代特征，知青文学也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我认为写从前的时代，但是却把从前时代的特征滤干的作品没有意义。

记者：您还做一些关注社会现实的研究，著有《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您最关注社会现实里的哪些问题？

梁晓声：很欣慰，我写了一系列小说的同时，还写了很多关注社会现实的杂文，关注民生的时评，我是作家中写散文、杂文、时评比较多的，也是写散文、杂文中写小说比较多的，所以两面都搞不好，有时候抽时间还会搞搞电影。

我感觉到我们社会中存在很多标准混乱和不统一，缺乏共识。衡量一个人，民间语境中会说他是一个好人，而在另一个平台，会说他是一个成功者，还有其他各种评价方式。我认为不管哪个阶层，哪个平台，首先都是一个人，人人都要做一个好人。我更看重民间对于好人的标准。大家身边总愿意有几个朋友是好人。那好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想把民间原则、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看人标准、原则总结出来，去弘扬，希望未来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人世间》 作者：梁晓声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全书115万字，历经数年创作完成。作品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当代许多作家都农村出身，写农村生活信手拈来，好作品也数不胜数，比如《平凡的世界》，而全面描写城市底层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相对较少。著名作家梁晓声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生活，因而有一个夙愿：写一部有年代感的全面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长篇小说。

他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创作《人世间》就是想将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直观地告诉人们。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

《人世间》不是以人物情节大开大阖、跌宕起伏取胜，它像一条小溪，缓慢地沁入我们的心田，让读者看到从1972年到2017年近半个世纪间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感受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巨变。把百姓生活放进近50年的时间长河里去浸润、磨洗，这确实需要胆识和勇气。而百姓生活作为现实生活的基础和根本，也最能印证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

作品在人世间的大视野下展开，紧紧扣住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一基本线索，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社会现实的丰富和生动。可以这样说，《人世间》这部作品，是梁晓声对自己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

众所周知，梁晓声是因表现知青生活而知名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都是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人世间》则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视野，梁晓声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不再指向某个单一的社会阶层和某一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重在展现人世间的社会生活情形。

梁晓声曾说，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是让人们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人世间》带给读者的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