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在北京通州潞河中学仁之楼的校园文学馆，我遇见了他，遇见了他们。

　　一位位作家在学生时代的文学创作，建构出一座青春的文学馆。校园，不仅是作家成长的摇篮，也是重要的文学场景。那些发黄的报纸、油印的创刊号、工整的手稿，都可能是某位作家的处女作……这里收藏了文字，也收藏了作家们的成长故事，是青春的鲜活印记。

刘绍棠遇上肖洛霍夫

　　刘绍棠，“荷花淀派”代表作家之一，当代乡土文学举旗人。潞河中学1954届毕业生，1952年9月，当时正读高一的他发表成名作《青枝绿叶》，该小说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二的语文课本。这一年，他16岁。

　　小时候被誉为神童的刘绍棠是不知不觉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这其中一部分来自他的天分，一部分是潞河中学的文学社、文学社刊对他起到的推动作用。潞河中学，是刘绍棠向往已久的学府。关于潞河中学，刘绍棠先生在《野婚》中这样写道：

　　“通州潞河中学，五十年代是京东一市十三县的最高学府，一百多年的金字招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校园南北一里，东西二里，七八百亩大，只有五六百名男女师生，是一座洋式大观园。眼下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方圆左右是老燕京大学的旧址。然而，有谁知道，潞河中学乃是老燕京大学之父。美国教会创办了潞河中学五六十年之后，才又开办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亭台楼榭，园林景观，完全模仿潞河中学的格局，几乎跟潞河中学一模一样，只不过放大了尺寸。燕京大学有未名湖，潞河中学有协和湖；燕京大学有燕南园，潞河中学有潞南园；燕京大学有湖心岛，潞河中学也有湖心岛……燕京大学个大辈小，潞河中学个小辈大。”

　　如今，走在潞河校园里，刘绍棠先生当年上课的红楼还在、宿舍楼还在、开会的礼堂还在，这些灰砖红窗的老建筑依然是当年的模样。协和湖畔，草木葱茏，古槐树枝叶繁茂，绿水、红鱼、白鹅、黄鹂，以绍棠先生命名的小路，充盈着诗情画意。

　　这里跟刘绍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还是小学生时，就在潞河中学的《益智》周刊上发表文章。这本油印杂志是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

　　“创刊号发表了我的作文《我在歌声中》，此后各期便连载我的小说《飘零》。那是我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以我从农村到县城上学的经历为原型而写出的一连串故事。《益智》周刊发行几百份，只收成本费。在王家，‘益智’学会办了个图书馆，会员可以借阅。从此，我每个星期日都到王家借阅小说，先后读过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沙汀、艾芜、肖军、肖红、黄庐隐、谢冰心等人的作品，打开了我的文学眼界。” （《我是刘绍棠》）

　　1951年9月，刘绍棠被河北文联举荐保送到潞河中学读书。他踏实学习，品学兼优。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赢得了全国性声誉。在潞河中学，刘绍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

　　在潞河的时光，应该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里，读外国名著，使他拓展了文学视野，《静静的顿河》让他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乡土文学才是他写作的一亩三分地。在《写在潞河的时光》一文里，他深情地记录下这段难忘、这段美好。

　　“每个星期六晚上，住宿学生的大多数都离校回家过假日，熄灯就寝时间也就不再严格限制。这一天我的同室同学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人独处，正好关门闭户，静下心来读书。头一回阅读《静静的顿河》是在1951年的深秋时节。秋夜，校园一片寂静。宿舍窗外秋风阵阵，吹下片片落叶沙沙响，窗根下秋虫唧唧，反倒使我凝神专心。我打开第一部卷——第一章的第一页，没读几句便被强烈吸引，整个身心投入肖洛霍夫描写的顿河岸边月申斯克村的人情世态和风光景色中。书中的顿河和我的家乡的大运河，月申斯克村和我那生身之地的儒林村，相似之处俯拾皆是。

　　…………

　　肖洛霍夫的作品使我找到了如何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写自己的家乡，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

　　作家是离不开阅读的，刘绍棠在潞河中学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他遇见了肖洛霍夫，从此中国文坛有了一位大运河的儿子。

铁凝遇上庄之明

　　这是现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处女作，收录于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出版的小说集《盖红印章的考卷》。

　　东方刚发白，靠村西头一个小院里就传出了歌声。

　　“吱呀”一声，小院门开了。六把精光闪亮的镰刀先露了出来，接着，出来的是六个唱着歌的姑娘。她们是从城里来学农的中学生，现在是到十五小队割稻子去。

　　六个姑娘并排走，六把镰刀齐刷刷地甩，一起一落，像是六个银月牙儿跟着她们跑。

　　…………

　　《会飞的镰刀》写几个学农的城市女学生和一个乡下男孩的友情。6个女中学生来到南章村里学农，正赶上大秋割稻子。她们六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商量好每天早晨下地前先磨好镰刀。谁知，第一个起来后，发现镰刀已经磨好了，她以为是同屋的人干的。第二个，第三个，都如此。她们都觉得很奇怪，想查明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最后，他们才查明是小强和福儿两个红领巾干的。

　　当时铁凝16岁，在河北保定念高一。揣着这篇作文，铁凝由父亲带领，拜见了作家徐光耀（《小兵张嘎》的作者），第一次徐老没在意，第二次见面他非常激动，连着说了两个“没想到”。

　　“徐光耀建议我把《会飞的镰刀》寄给一个编辑部，我按照他的意见先寄给了《河北文艺》，但他们没有用，当时做着编辑部主任的肖杰同志却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许久我才从那信中悟出了道理。他们所以不用，是因为那里没有阶级敌人，作为主人公的那个乡村少年也不高大，且有缺点。这篇小说一年后却被北京出版社收入一个小说集里，后来我一直把它作为我的处女作。对于北京出版社和对于当时这小说的责编、现在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庄之明，我永远存有感激之情。” （《徐光耀和女高尔基）》

　　让我们看看1974年11月30日铁凝写给庄之明的信吧：

　　“‘会飞的镰刀’和‘冬虎的故事’是最近写的。还有那首诗‘我们播种珍珠’也是最近写的。一提起笔来，觉得生活基础是何等重要，目前我的生活范围也就是这点儿了。但我努力在学着写。学着写出自己对我们这个时代所感受到的一切。尽管写得很不像样子，但作为您的学生，还是把它们寄给您了。”

　　一年后，《会飞的镰刀》被收入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盖红印章的考卷》一书中，这是一本儿童小说集。书名《盖红印章的考卷》是书中刘心武的一篇小说。这本书中收有陈昌本、刘心武、杨福庆、钟兴兵、铁凝等人的小说。与书中的作家们相比，铁凝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个，而且知名度也不如别人，但是她的这篇小说，是优秀的。清新，活泼，有趣，又好玩，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如果除去那些时代背景，现在看来依然是可读性极强。

　　当年，受了鼓舞的铁凝，十六岁的心立时被激荡起来，为了追求作家所应具备的一切，包括她朦胧中所了解到的关于深入生活。以至于铁凝为了作家梦，而主动要求到农村去。这个冒险不是一般人敢做的，真的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和才气。

　　“我盯住这个少了我的户口簿想：原来一切都是真的了。难道非要去了解中国农村不可么？你这个‘女高尔基’。”（《徐光耀和女高尔基）》

　　看来，有生活是何等重要啊，小说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铁凝老师当年的冒险是必要的，她的《棉花垛》《哦，香雪》《笨花》等都是在农村体验后的硕果。

洪烛遇上易中天

　　因为写诗而被武汉大学免试录取，这在1985年，几乎轰动了全国。他是南京梅园中学的洪烛，原名王军，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两栖人》，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眉批天空》，诗集《南方音乐》《我的西域》等四十多部。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洪烛到高三时，已在数十家报刊发表一百多篇诗文，并且十几次获得全国性征文奖。由于在文学上过于分心，造成其他学科成绩不好。洪烛连预考的分数线都没通过，彻底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他准备做临时工，一边给人照相一边坚持写作。南京梅园中学教导主任很着急，想出一个点子：把洪烛的简历及发表作品的样报、获奖证书之类复印了，由母校写了推荐信，投寄给全国几十所高校，希望能够破格录取。最终被武汉大学选中。

　　在文学馆，我看到洪烛捐赠的1987年1月5日的《语文报》，他的组诗《依然是昨日的鲜花》抒发了他对母校的挚爱，对老师、对同学的深厚感情。

　　他进入武汉大学后，创作上了一个台阶，迎来了一个高峰，他的爱情小说《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刊登在1988年《写作》上，受到广泛关注，当时易中天是武汉大学的老师，以题为“峡谷中低回的绿色旋律”给他写了这样的评论：

　　“是呵，星河漫漫，尘世茫茫，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匆匆赶路，有多少爱与美的机遇失之交臂，终成永生的遗憾。小说《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显然，这类故事由于自身的审美品位，在写作技巧上，就无须假以文饰，也不可假以文饰。韩非云：‘何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 （《韩非子·解老》）。因此，它只需淡淡叙说，娓娓道来，愈是平淡无奇，就愈有审美魅力，过分的渲染，过多的修饰，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描写，都会破坏或者冲淡了那故事自身的美。”（原载1988年《写作》杂志）

　　时隔30年，洪烛的这篇小说，现在读来依然生动诗意。而洪烛也非常珍惜易中天先生对他的鼓励和指引，在此后的创作中，自然真挚的文风是他鲜明的特色。试想，如果当年没有中学老师的举荐、没有大学老师的指引，诗人的命运、诗人的文字未必是今天我们见到的。

　　在文字中穿越，那人，那事，但愿都一切平安。

“新潮”与“山泉”相遇

　　1918年，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师长的支持下，成立了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发表学生们的作品，从此掀开了中国现代校园文学新篇章。

　　作为镇馆之宝，我看到了在1919年出版的《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看到鲁迅的《明天》和周作人的《游日本新村记》，可见周氏兄弟在当时可谓文坛双雄。在第二卷第二号，我看到叶绍钧先生的《小学教育的改造》，在那个时代叶老就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如果说《新潮》《新青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革新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那么小的文学社刊同样也培养了一批文学作者。

　　当时间过了70年，在中国校园，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如同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有这么一个文学社，走出的一位年轻人，与这座文学馆有关。

　　他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王世龙，中国校园文学馆的创始人。

　　1989年，山东莒县大石头乡中学的教师王世龙（笔名海生）酷爱文学，先是自己埋头进行文学阅读、写诗写小说，而后不自觉地带动起一些青年教师、学生阅读写作。于是他创办并主持了山泉文学社，创办了油印刊物《山泉》。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文学社团活动，在小山村里，他们把自己的诗歌、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用铁笔钢板蜡纸刻写，用手工滚子式的小油印机印出来装订成册，进行交流传播，和世界对话，用文学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偏僻的山泉文学社走出了一批文学青年，比如现在《诗刊》社做编辑部主任的诗人蓝野（当年的山泉文学社副社长）和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青岛文学》编辑、诗人李林芳（当年的山泉文学社副主编）等。正如诗人蓝野所说，山泉文学社和诗歌写作带给我们的是：心灵的成长与修复，精神的建构与完善。

　　山泉文学社的创办给了王世龙很大的鼓舞，之后，他编杂志、编书、从事校园文学事业。他认为，文学如大地上朴素而灿烂的谷子，“养着性命”。他愿意把文学赠予他的高贵分享出来，“让所有的眼睛都看见”，让更多的人爱上文学，从中获得生命的滋养。

　　是的，文学本身就是教育。王世龙始终执着于校园文学，把他诗意的情怀全心地投入其中，他希望学校富于文学气息，师生都具备文学素养。校园因文学而生动，文学因校园而年青。这也是他与百年名校北京潞河中学组建这个馆的初衷吧。

　　“他放下自己的创作，把自己的浅吟低唱演奏成一首壮阔的文学阅读推广的‘进行曲’，他把人生之诗写到无数的校园里，写到文学的土地里，并视之为自己人生最灿烂的‘花冠’”。

　　感谢海生，让我在中国校园文学馆遇见。

　　（作者：黄丽荣，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发表作品一百万余字，出版报告文学《窗口的春天》《巴山纪事》《回望天路》等。短篇小说《好日子长着呢》《亲爱的家》《正月》等被《小说选刊》转载并入年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