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职业小说家，王安忆还有一个身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创意写作课程。她在新书中与学子们推心置腹，“小说既是以生活为样本，同时又要挣脱约束，创作一个新生活，于是就关系到如何采纳原生材料，又如何规划蓝图。简单说，就是那一句大俗话:写什么。”多年专注于小说创作的王安忆，似乎“心有余悸”地向学生们提出忠告:“这句话虽听起来很陈旧，可是一旦决定写作，‘写什么’便扑面而来，仿佛千年魔咒。”

开设小说课堂，至今意犹未尽

王安忆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几年后她开始招收自己的硕士研究生，传授创作经验与技巧，与学子们探讨小说的逻辑。“每年开设小说课堂，至今意犹未尽，非出于知识更新，教学精进，倒是相反，有些问题初学者和老手都要一直面对。”

王安忆对一些尚还稚嫩的学生习作如数家珍。有的学生作业糟糕，她坦诚相告:“勉强及格”“追随得很笨拙”;要是有学生写得有模有样，她也不掩饰挖到璞玉的欣喜，评语里不乏“故事成型了”“尊重故事和听众之间的逻辑”等。

王安忆也毫不讳言“真正的写作是无法教和学的”，为何仍有志于教授写作?王安忆直言，小说课堂更多的是施加某种影响，让学生们对文学建立起信任和亲近。“它能开拓一个机会，使人从现实存在中，窥见虚拟的空间。我从没有期待课堂上诞生一个作家。”

课堂上不少时间，王安忆和听课的学生都纠缠于“写什么”“怎么写”，王安忆的建议是:写作自始至终都风险重重，但事情必须开始，然后再论成败。“写作人都有一种潜在的妄想，就是企图以虚构修正经验，可是，为强调合理性，又要以经验证明和检验虚构的逻辑。写作这件事，本就是掏心掏肺，一方面是揭伤疤，另一方面又是救赎。”在她看来，文学的问题很简单，同时很顽固，具体到学生的作业，就是一连串提问。比如，小说里的自身经验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 辐射的半径是长还是短? 从主体转化为客体的价值高还是低?表现完整还是不够完整?

下笔如绣花，针脚绵密繁复

课上的理论，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实践。回过头看王安忆小说集 《红豆生南国》，书中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香港、上海和纽约，讲述了都市移民的故事。王安忆沉迷世间万象:“我对世俗、生活的外象有着特殊的热情，那些看似无聊的、为了争财产的各色故事里，总会有活生生的人在。而写实主义的支撑，正是以生活为基础。”

也有学者评价，小说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下笔有如绣花，其针脚绵密繁复的讲述方式“十分王安忆”，但读她小说最痛苦和最享受的地方都在于喘不过气的细节。

比如《红豆生南国》讲述了男孩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妻子、生母、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羁绊一生，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欠债人。《向西，向西，向南》讲述了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移民海外的故事。到了《乡关处处》，王安忆一支笔探入她熟悉的上海巷弄，月娥辗转于城乡，不论是快速融入城市做钟点工，抑或年节时回乡探亲，她都将生活过得踏实而欢腾。

《红楼梦》是本天书，中国小说因它而更神圣

除了写小说，王安忆也有着惊人的阅读“吞吐量”，热爱戏剧、艺术。她尤其偏爱《红楼梦》，“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世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缘。”

写《浮生六记》的阅读笔记，王安忆也不忘将芸娘与黛玉相比。她分析说，《红楼梦》 通篇都未写及黛玉外貌细节，只“似蹙未蹙”，宝玉当即给一个字:“颦”。汉字“蹙”也是个含蓄的概念，且又“似蹙未蹙”，有无之间，微妙不可言，哪有芸娘“微露两齿”生动，跃然眼前，就是熙攘人世，你我他中间的一个。

王安忆还记得，她母亲最爱提及越剧《红楼梦》黛玉焚稿的两句唱词:“我一生，与诗书作了闺中伴，和笔墨结下骨肉亲。”她追忆道，当母亲伏在缝纫机上，一脚一脚踩着踏板，针嚓嚓走过布料，留下一行行线脚，就仿佛笔下生出一行行文字。“这两项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质，类似禅修时的数珠，无论是死寂还是生寂，总之，安静，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