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借助70多年前我姥娘的目光，去打量那些褯子。我看到，它们洗过后，一块一块搭在背包带上，背包带扯在两树之间。清风悠悠，艳阳高照，褯子已经干了。它每一块都是正方形，煞白煞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25年前的春天，我去看望姥娘，她说，她活了80多岁，就偷过一回东西。那时她一看那些褯子就动心，老想去偷一片。

　　她是小刘还是小李，姥娘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她是八路军的护士。她有一个正吃奶的男孩，长得好，很喜人。再喜人的孩子也得拉屎撒尿，他娘当然要用褯子接着。那些褯子，是用崭新的白布做的，让屎尿弄脏了，就去村西小河边洗。洗干净，回来晒干，就可以再用了。

　　姥娘说，她想偷一片褯子，并不是一天两天的心思。那时她先后生下五个孩子，只活了三个丫头，另外两个小子，都是生下不久就“殇了”。她很难过，担心自己会成为庄户人瞧不起的“绝户”，就盼着再生一个小子。而且，这小子要好养，活得长久，能养她的老，能接续宋家香火。

　　和姥娘要好的女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去偷一片褯子。要偷别人家的，大人好，小孩也好的，这样，把人家的福气偷来一些，自己的孩子就会好养。姥娘信了，却下不了偷的决心。她说，咱是正经人家，是良家妇女，怎么能去偷东西呢？

　　可是，要生一个强壮儿子的意愿又是那么坚定，她终于打定主意，要去偷一片褯子了。

　　恰在这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伙人来到了我们村。他们跟别的八路不一样，不打仗，专给打仗的人治伤。伤员被人用担架抬来，他们急乎乎围上去，看伤在哪里，赶紧去治。治不了的，立马送别的地方。据说，别的地方有高手，会做手术。天冷的时候，伤员要转移，都用这样的办法保暖：将一块砖头在火灰里烧热，用布裹好，放在伤员的腿裆里。伤员早已躺在担架上，等到放上热砖盖上被子，医生一挥手：“走！”抬担架的民工大声响应：“走！”于是，那个腿夹热砖的伤员便开始了一段生死未卜的行程……

　　这伙八路军有男有女，在我们村住了一段时间。在那期间，一位女护士生了孩子。那些煞白煞白的褯子，就飘扬在我姥娘和村民的视野里了。

　　护士住在一户村民家里，坐完月子，一边带孩子一边干工作。工作之余，她还抱着孩子上街，让村民们见识了孩子的好。我姥娘说，那孩子人见人爱，谁都想抱上一抱。那个护士就让大伙抱，我姥娘也抱过一回。她说，那小子，长相周正，两条腿很有劲儿，蹬得她肚皮生疼。

　　有人问女八路，孩子的爹是做什么的，女八路说，打鬼子呗。大伙便知道了，那是个男八路。又有人问，男八路在哪里打仗，是不是回来看过儿子，女八路只是摇头。

　　姥娘说，那时她整天琢磨，到底去偷谁家的褯子。在村里转来转去，把那些有吃奶孩子的人家都看过，总觉得那些褯子又脏又破，都不如女八路用的。所以，她就下决心去偷女八路的褯子。姥娘想，八路军整天东跑西颠，生下的孩子还那么壮实，偷她们的褯子用，孩子肯定好养。

　　那个偷的过程，对于姥娘来说十分惊险。她用这样的话向我形容：吓死了，丢死了。我知道，“吓死了”是因为紧张，“丢死了”是因为羞耻。我跟姥娘说：“你去要一片，不就行啦？”姥娘摆着手说：“不行，人家说了，就得去偷。这是老祖宗传下的风俗。”

　　姥娘说，她趁着女护士到邻院工作，走进那个院子，扯走一片揣回家，她宛如藏起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此后，她心惊肉跳地上街，担心被人发现。

　　八路在我们村住过一段，又去了别的地方。我姥娘的偷盗行为终究没有暴露。

　　此后，刚满40岁的她，便盼望着早一点用上这片褯子。可是，我姥爷没能让她实现夙愿。

　　姥爷那时已经参加了革命，在离家30里的地方担任共产党的乡长，很少回家。后来又去百里之外的莒县县城，担任一个农场的场长，和老婆孩子聚少离多。1948年，姥爷又成为南下干部中的一员，牺牲在河南的洛水之滨，姥娘的梦想彻底落空。

　　姥娘说，那片褯子，她一直留着，经常拿出来看看，看着看着就哭了。我想，那片褯子上，一定是泪痕斑斑。

　　我问姥娘：“后来呢，褯子到哪里了？”

　　“我藏了十多年，等到你生下来，就给了你娘，你用上了。”

　　母亲后来也告诉我，那褯子真白，真壮。

　　那一刻，我觉得我成了历史传奇中的一个角色。我小时候得过几种病，青年与中年时期还算强壮，至今健在，好养。我突然想起了姥娘偷褯子的初衷。我应该还算“好养”，活到60岁，工作了45年，虽然为社会贡献不多，却也没让姥娘和父母失望。如今，姥爷、姥娘和父母已在天上相聚，他们在一起拉呱儿的时候，是否会聊起那片褯子，以及褯子背后的种种希望与失望？

　　我又想起和我共用过褯子的那个男孩，不知他后来是否长得又高又壮，他那奔赴前线打鬼子的父亲最后是否凯旋，亲手抱抱那未曾相见的儿子。

　　(作者为小说家，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