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大年初二,我回老家的一个固定行程,是去看二姨妈。
姥姥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妈妈小名叫大珍,二姨妈小名叫小珍,三姨叫麦珍,最小的四姨因为瘦小,干脆就叫瘦珍。乡下的生活那么粗糙,为孩子起名是比较随意的,尤其是女孩子。珍并不多么珍。我唯一的舅舅是她老人家最大的珍宝,反而不叫珍,昵称是老鳖,大概是希望他能长寿。他的大名叫社成,是社会主义成功的意思吧,很有点儿家国天下的气势。这才是真真儿的珍吧。
按豫北的规矩,走亲戚有个一律平等的原则,比如有七个姑呢,那就得全部走一遍。有八个姨呢,也都该走一遍,前提是不要离得太远。我的三个姨都在焦作市,按说我都该走一遍的,但是也许我就是这么一个狭隘的人,逢年过节,我就只去二姨妈家,因为觉得她最亲。
小时候是很怕她的,因为她最厉害,最强悍。妈妈的姊妹几个里,她当时是生活条件最好的,因为命好。姨夫当兵时和她定了亲,后来姨夫转业到了市里的轧钢厂当了一个中层领导,她作为随军家属也成了市民,进了轧钢厂当上了工人。我家和姥姥一个村子,每当她回乡去看姥姥,顺便也会提着一大篮子东西到我家,里面有胖乎乎的油条,有红艳艳的苹果,有香喷喷的炒花生,总之有我想象中的各种美味。看见我,她总是勉强笑一秒,扒拉一下我的头,马上变成一脸的嫌弃:“多长时间没梳头了?”“看这衣服脏的。”
我平生第一次洗澡,就是她带我去的。在八十年代初,我们那里的乡下孩子几乎是不洗澡的,能把脸洗干净就算卫生。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机缘,也许就是去她家走亲戚,被她拽到了轧钢厂的职工澡堂。我记得再清楚不过:她买票,让我先朝前走,我愣头愣脑地就拐向了男澡堂,她气急败坏地喝道:“你给我站住!”
在澡堂里,其实我是很想羞涩的,是因为从没有暴露过裸体,也是因为知道自己满身黑黢黢的陈垢。但她是那么粗暴,不管不顾地把我剥精光,把我扔进池子里让我不许出来,要好好泡,然后她自己开始洗,等她洗得差不多了就把我从池子里揪出来,开始搓我,一边把我搓得生疼一边叨叨:“脏死啦,脏死啦。”
第一次用抽水马桶,也是在姨妈家。洗手间不见光,进去必须开灯。左边隔壁是客厅,右边隔壁就是厨房。乡村的厕所都离厨房和堂屋很远,我从没有在解手的时候一边听着炒菜声一边听着电视声,很紧张,即使插着门,也还是紧张。解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踌躇着,听见姨妈在外边喊:“好了没,住里边啦?”我说好了。她又喊:“拉上面那个绳子!”我往上瞧,看见那个绳子,便支楞着脚尖儿去拉它。哗啦,水流泻出来,我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儿,开始可惜了那水。那么干净的水呢。
后来,就长大了。初中毕业后,去焦作上师范,开始频频去姨妈家。或许是因为我已经长大,或者是因为她已经变老,她的脾气渐渐地平和,虽然也经常对我喊叫,却变得外厉内荏———我也确乎日渐强大,不再畏惧她。她是家里永远的主厨,炒菜做饭是一把好手,她炒的素白菜都让我百吃不厌,她蒸的馒头包子花卷永远让我贪婪,端午节前她早早就买齐了粽叶江米红枣花生,煮很大一锅粽子,粽子饱满得要撑破了粽叶似的,可是她的手艺那么好,怎么会让破了呢?
她也渐渐开始和我说一些家事,把我当大人。说姨夫的脾气,说她的婆婆,说她的宝贝女儿我的表姐娟子,说我酷爱下棋的表弟……
然后,我们兄弟姊妹一个个成家,她也退了休。再然后,我母亲去世。前些年,二姨夫也去世了。每到春节,我们几个都会去看她。她在两个儿子家轮流住,轧钢厂的老房子留给了表弟,表哥是新房子。有好几年冬天她都住在表哥家,因为表哥家的房子有暖气。同在焦作住的姐姐比我们去得都勤,她三不五时会告诉我一些消息,近几年关于姨妈的关键词就是,她已经开始忘事,记远忘近。
今年,不知道怎么的,她住在了表弟家。好多年没来过这边,我赫然发现,轧钢厂已经消失,盖成了新的商品房。把姨妈住着的那栋房子,衬得更加破旧。
“哎呀,都来了呀。”看见我和姐姐领着孩子们进来,她高兴得很。她的身子还很硬朗,走路轻捷,看不出什么毛病,只是似乎又瘦了,也又老了。
“你胖了呀。”她说我。
“我啥时候瘦过呀。”我说。
“那也是。”她笑。我们坐在沙发上,吃瓜子,喝茶。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问问这个孩子的名字,问问那个孩子的名字,过一会儿,再问一遍。我们都默契地配合着。不一会儿,她开始给孩子们发压岁钱,每个人二十块。发了一圈儿,看了看我,眼神有些犹疑,似乎在想,眼前这个女子,是不是应该发一下。
我伸出手。大家大笑起来,她也笑着,抽出二十块,说:“给你。”
我没有接,说:“太少了。”
她把那一叠二十块都递过来,说:“都给你。”
我当然没接,她便又把那叠钱小心翼翼地收起来。又说了一会儿闲话,忽然,她看着姐姐,纳闷地问:“二妞呢,她咋没来呢?”
二妞就是我。我就坐在她的旁边,紧挨着她。
“这不是她呀。”姐姐指着我。
“哎呀老了。”姨妈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
我们又一起哈哈大笑。
我突然想起,我从没有问过姨妈的年纪。
“您多大了?”我说,“不对,该说您高寿?”
“我……”她认真地想着,“七十多了。”
“哪一年生?”
“民国三十二年。”她回答得很快,似乎这个年份就放在嘴边。
“咋说民国?”我们又都笑。
“就是民国三十二年呀。大灾,没啥吃。榆树皮都啃光了。”
“我妈比你大几岁?”
“大三岁。你妈是民国二十九年。”她的眼神澄澈天真,像婴儿。让我心碎。
我们起身告辞,她恋恋不舍,送到门口,蓦然想起了什么,又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叠新钱,说:“还没发呢。”
“发过了!”我们齐声说。
她又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
她一直把我们送到车边,我们的车启动了,她还在那里站着。车转过弯,我和姐姐沉默了许久,姐姐才说:“其实也好。她生气也不会生很长时间的。”
二姨妈———这个称呼其实不是平素里用的。平素里,我们只叫她二姨。可是,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却忍不住要加上后面那个“妈”字,因为对我而言,二姨她真的很接近于妈妈。
二姨妈的大名叫吕月娥。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大名叫吕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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