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一直倡导简洁文风，指出“文风不是小事”，“文风体现出党风”。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积极践行简洁文风，写出了短小精辟的《之江新语》。2010年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讲话中，他严肃批评党政机关文件、讲话中存在“长、空、假”的文风问题，强调改进文风要在“短、实、新”上下功夫。

为了简洁，古今中外艺术家自觉剪裁。

鲁迅先生力图避开行文的唠叨，“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如《故乡》开头的写景：“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语言极其简省，通过“阴晦”“呜呜”“苍黄”“萧索”等交织着色彩和音响的词汇，勾勒出故乡沉寂荒凉的氛围，流露出作者悲伤的心境，也暗喻了当时令人郁闷的社会境况。

再如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后一片叶子》中的琼珊，身患肺病，对人生已经绝望，将自己的生命和窗外墙壁上被秋风秋雨摔打飘落的老常春藤叶子联系到一起。等到最后一片树叶飘零，她将结束自己的生命，小说写道：“‘六，’琼珊说，声音低得像是耳语，‘它们现在掉得快些了。三天前差不多有一百片，数得我头昏眼花，现在可容易了。喏，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作者将叶子怎样飘落、风雨如何摧残的文字全部剪除，只有几句极其简洁的“耳语”，但将琼珊死亡前的等待、希望与绝望的挣扎写得细腻深邃，飘飘浮起，悠悠坠落，凄凉悲伤，撞击着人们的肺腑和骨髓。

而海明威更是“以极简洁的语言，铸入一个较小的模式，使其既凝练，又精当，这样，人们就能获得极鲜明、极深刻的感受，牢牢地把握他要表达的主题”，以至于评论家将他的写法概括为“电文式写法”，形象地说他是“一个拿着板斧的人”，自觉对文章进行修剪。他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句子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芜杂的文风，“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

可见，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对语言的简洁，具有高度一致的认识，并辛勤致力于熔炼简洁的创作实践，自觉铲除冗杂的材料，删削无关痛痒的枝叶，去掉可有可无的字句。

为了简洁，古今中外艺术家讲究收敛。

齐白石画虾从不画水。只在白纸上简笔勾勒虾的各种姿态、虾之神游的行迹，将澄澈的清水隐现在白纸“下面”，构成了显隐相间、动静成趣的美妙境界。如此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被理论家们归纳为“收敛”的艺术。

这种“收敛”的艺术技巧不独体现在绘画领域，在文学创作中更是受到了作家们的青睐。海明威曾提出文学创作的“冰山原则”，就是指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情绪最大限度地“收敛”在形象之中，使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却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穿透力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在形象的感受流连中丰富作品的多元意义。可见收敛的艺术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俄国作家契诃夫特别强调小说要写得简练，他的小说技巧中最令人叹服的就是讲究收敛，从不将想写的一一铺陈罗列开来，而是选择最精彩的部分下笔， 如一个片段、一个侧面、一件人们可能熟视无睹的日常小事。同时他还极力避免在作品中塑造大量人物，有的作品只有一个人物，如《万卡》。即使在篇幅较长的作品中，也常常在形象群中注意突出一两个中心人物。

收敛的艺术也体现在人物塑造上。鲁迅先生常常能够突破“写心难”的障碍，通过塑形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祥林嫂的“间或一轮”、阿Q的“画圆”成为读者永不褪去的记忆。描写多年后重遇少年玩伴闰土，“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与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至此戛然而止，对于闰土，鲁迅再不着一字，全部予以“收敛”。只是简笔勾勒素描，无疑具有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可见，收敛的艺术实际上就是把心理、情感、体验等元素积淀、浓缩、沉潜在最富表现力的动作、形态等细节里。不写心，不写情，只通过描写动作，神态等寄寓、透视、定格人物的心理、精神、历史、命运。

为了简洁，古今中外艺术家崇尚空白。

空白，就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故意将有关笔墨隐去或不写。如《水浒传》第九回中的雪夜仅以“那雪下得正紧”六个字留下空白想象；又如阿成小说里表现人物从悬崖这头通过铁链滑向万丈深渊的悬崖那头，仅以“一路小过去”轻轻带过；汪曾祺小说里“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将过湖的过程瞬间描摹，既没有渲染、也没有烘托，将其或惊心动魄，或漫长无奈的过程省略了，亦留下了无限空白。这样的留白，体现了艺术家的独特匠心。一方面超越那些与小说主题无关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有效推进了小说的情节演变进程，增强作品的错落有致和节奏感。此外，还能有效地召唤着读者思考探索，拓展文本的意义结构。

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与空白就构成了“召唤结构”，它有意无意地引导读者想象创造，去思考、体验、填补、充实作品的空白处。这样，有限的文本便有了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可见，一部作品的空白处越多，读者便会更深入地参与作品审美潜能的艺术再创造。

当代台湾作家王琼玲有一篇小说《含笑》。写的是何天助七十大寿的前一天晚上，回忆50年前他与含笑恋情泄露，被双方家长强行拆散，含笑怀着他的孩子远嫁他乡，从而抒写自己50年的不甘、煎熬、后悔、无奈。然而，含笑与天助被迫分别后的50年生活境况则留下了长长的空白。直到第二天早上，天助收到私生子阿水的来信，才将含笑这50年来的生活做了最简洁的描述。可谁会料到50年的漫长岁月竟然浓缩在700多字的书信中。然恰恰就是这封短信，可以召唤读者去填补想象含笑50年来所承受的屈辱悲伤、坚韧煎熬，启发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对苦难的包容、对明天的希望。

简洁，植根于对生活底蕴的深刻认识和透彻理解上，寄寓在对纷繁复杂事物的幽微洞察和巧妙驾驭上。要真正做到简洁，需要敏锐捕捉生活的艺术直觉和 高度概括生活的深厚功力，像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学习新知识，了解新事物，不断拓宽新视野，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眼光”“善弃取”“贵洞见”，才能创造出有长久生命力的艺术精品。

（选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