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被称为时代声音的鲍勃·迪伦保持着沉默。

　　尽管他在之后的一个星期有两次演唱会，但瑞典学院至今无法确认，他是否会现身颁奖典礼。

　　这分沉默被喧嚣包围着。有学者质疑奖项的合理性。也有人指出，这位歌手不是第一次拿到文学类奖项，2008年的普利策奖就曾对他垂青——他一向就是一位“一流的词作者，二流的歌手，三流的演员”。

　　关于“鲍勃·迪伦会拒绝领奖”的猜测也十分热闹。人们长篇大论地分析，究竟如何应对大奖才是一个“真正的反抗歌者”所为。

　　但是，解读鲍勃·迪伦似乎是徒劳的。数部纪录片、数十本传记和数不清的报道作出了尝试。可就连他本人于2000年出版的自传都充满了隐喻，掩藏在随手编造的人物和并未发生的故事中。

　　“迪伦那不停变化、反复失踪的人生，那一再的变形，都让你更渴望抓住他，然后把他固定住。”以他为主角的一部纪录片的导演表示，“就在你想要抓住迪伦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在那儿了。”

　　能确定的是，1960年圣诞节假期，风雪夜，瘦削的犹太青年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伫立在路口，吉他和一个行李箱摆在脚边。他奋力伸出大拇指，终于拦截到一辆顺风车。这辆从明尼苏达州出发的车最后抵达纽约，车中走下了鲍勃·迪伦。

　　齐默曼失踪在路尽头的风雪里。鲍勃·迪伦立在了60年代的开端，脖子上垂下固定口风琴的铁架子，轻拨吉他，20岁的喉头发出精心调整出的沧桑颤音。

　　那是喧嚣与骚动的年岁，越战的阴影笼罩，年轻人高举“要做爱不要做战”的标语；工会强势，一幕戏的演员变动也会引发游行；“垮掉的一代”将惠特曼的诗句当作时代的警示：“多抵制，少服从，一旦无条件地服从，就被完全奴役……”

　　此后的数十年间，他被看作反抗的领袖，一代人的代言人。《答案在风中飘扬》被视为向这纷乱时代的发问：“一个人要多少次转过头，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1962年，为黑人平权大声疾呼的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捕入狱。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对峙的弦崩到极致，断裂声紧跟着核战争的蘑菇云巨响。而每当重大事件的发生，人们期待着：鲍勃·迪伦会唱些什么？

　　如后来在自传里所说，迪伦的民谣“可不会温柔地靠岸”。如同《大雨降至》的歌词，迪伦要“叙说它的悲戚、思忖它的遭遇，让它永存我一息之间”，然后“将伫立在大西洋冰冷的水面上，等待没顶的一刻降临”。

　　那时，迪伦一出声即可收获全场两万人的尖叫。欢呼声中他当时的女友看向这位昂着脑袋的歌者，激动得泪流满面——“我知道一个神诞生了”。

　　成为鲍勃·迪伦之前，齐默曼出生在明尼苏达州杜鲁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那是一座北方煤矿城市，人口不比此后鲍勃·迪伦的一场演唱会观众多。每个人都互相认识。

　　在冬季会持续8个月的杜鲁斯，齐默曼“所知的世界只有那么大”，于是年轻的他踏上旅程，以鲍勃·迪伦的名字，游荡在纽约市的格林威治村。这里遍布着咖啡馆和俱乐部，聚集着从全国各地来找寻出路的民谣音乐家。他夜里不知在谁家的沙发或是地下室里胡乱睡一觉，白天寻找着演出机会。

　　那时的他，还不是当下那个以难以采访、高深莫测著称的民谣巨擘。他大口呼吸着自由与反抗的空气，他“迅速记下短小的词句和事物”。无论是来自报纸、电影，还是偶然听到的对话，他都会把它们变成音乐。

　　在无时无刻不在奏响的口琴、班卓琴、吉他声中，迪伦找到了伍迪·格斯。被看作“美国精神的代表”之一的格斯，曾沿着美国漫长的铁道线云游表演。奥巴马总统就职宣誓时的歌曲《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就是格斯的创作。

　　这个电器商的儿子开始模仿伍迪·格斯自传中那种不修文法的表达方式，模仿那带有乡土气息的发音，甚至模仿偶像的衣着和气质。当格斯的女儿见到他时，感觉到这是个和父亲一样，“灰扑扑的家伙”。

　　迪伦歌颂这位导师的旅行，也宣言效仿。当他真的上路时，却是为了从格斯模仿者的身份中蜕变。1964年2月，这位23岁的民谣宠儿抓上把吉他，和3个伙伴跳上一辆浅灰蓝色的福特轿车。

　　年轻人们沿着小说《在路上》的主人公的车辙，横跨美国。他们经过自动点唱机整夜哼唱的小酒馆，农舍凉台上的木摇椅和峰顶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最终抵达加州旧金山，那里“嗡嗡声和震动声不绝于耳”。

　　“我不想过旧的生活。如果有什么是我想要的，那就是我想要理解生活里的事情，然后摆脱他们。”他决定。

　　一路上，年轻人们与各种人交谈：学生、知识分子、矿工、诗人、牛仔、酒贩子……

　　“迪伦吸收事物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像一只在风中嗅味的丛林狼从空气中获得讯息。”《滚石》杂志的创办者之一戴维·道尔顿说。他认为，在这趟路途中，迪伦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自己。

　　鲍勃·迪伦开始嘶吼。在杂志封面上，鲍勃·迪伦身着皮衣，笑容酷似已故影星詹姆斯·迪恩。那是齐默曼最崇拜的英雄，他扮演的愤怒青年代表了一代人“无因的反叛”。

　　1965年，《像一颗滚石》横空出世。配合着电音，迪伦大声质问：“那是什么感觉／没有回家的方向／像无人相识／像一颗滚石。”

　　随着歌声的昂扬，鲍勃·迪伦这个名字上升到了上世纪60年代文化的图腾柱上。每场演出，尖叫声震天，嘘声也颇为惊人。他感到，自己成为一个“虚构国家的首脑”。甚至于1966年，当鲍勃·迪伦遭遇了一次摩托车事故，媒体头条都在惊呼：迪伦陨落了？

　　其实鲍勃·迪伦并没有陨落。他以事故为由避开聚光灯，回到了纽约，买了栋大房子，结婚生子。据邻居回忆，这户人家“相当无趣”，安静而普通。

　　“我幻想能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阴的地方有一所白色栅栏的房子，庭院里盛开着粉色的玫瑰。”回想起那段日子，迪伦在自传中说。

　　如果当年的齐默曼没有在那个暴风雪之夜搭上远去的汽车，这应该就是他生命必然的走向。但当呼喊着《时代在改变》的鲍勃·迪伦走进这种生活，这是比死亡更让乐迷惊讶的事情。

　　1971年，听过新专辑，摇滚乐最早期的一位乐评人发布了鲍勃·迪伦的讣告。她声称那是“未被报道的死亡”，自事故后，鲍勃·迪伦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

　　1973年，《敲响天堂之门》发表。这首歌十分简单，不复鲍勃标志性长达四五节的长篇大论，只是反复吟唱：“敲门、敲门、敲响天堂之门。”

　　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鲍勃·迪伦已经75岁。在一次演唱中，他的声音太过微弱，被觉得“太不迪伦”。最终，一位后辈模仿了“鲍勃·迪伦”的声音，示意他跟唱。“是这个感觉么？”老头子试探着问。

　　他仍有恐惧。“镜子已经翻转，而我可以从中看到未来——一个演员正在垃圾桶里摸索着，就在往昔辉煌的剧院之外”。

　　这个老人从未停止歌唱。2015年，新专辑发布。在这张专辑里，他懒洋洋地叙述着“幸运的老太阳成日无事”也嘲笑着“为什么要我改变”。

　　鲍勃·迪伦仍在不断上路，巡演，采风。旅途对他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是“唯一一个”让他“能成为自己所想的人的地方”。

　　在一次旅途中，他和伙伴们来到了《在路上》作者杰克·凯鲁亚克的家乡小城。这个“垮掉一代”的代表曾不顾一切攀上火车，逃离这个地方。如今，在他的墓前，两人高声喊着：

　　“致大地，致天空，致时代，致杰克，致音乐，致虫蚁，致骨头，致旅行，致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