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1550—1616）

莎士比亚（1564-1616）

塞万提斯（1547—1616）

青春版《牡丹亭》宣传画

话剧《李尔王》剧照

【高峰耸古今 星光耀中西①——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

编者按“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我。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我相信，每个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不仅能够感受到他卓越的才华，而且能够得到深刻的人生启迪。”2015年10月访英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对莎士比亚的剧作如数家珍。他同时提出，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2016年是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中西戏剧史上的并峙双峰：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是时代的扛鼎之作，将中国戏曲带向了高深的哲学思考层次，享有不朽盛誉，成为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上的经典作品，汤显祖因而成为中国戏剧史的天空中那颗最为耀目的明星。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则托举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理想，其戏剧遗产被欧洲戏剧全面继承，几百年来不断发扬光大，莎士比亚也成为西方文学和戏剧的集中代表，尤其成为英语文学的鼻祖。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携带着各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美学密码，巍然屹立，遥相呼应。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时代或可谓之中西方戏剧的“轴心时代”——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千山万水，重重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却各自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文明。与之相类，400年前的同一时期，在中国，除了汤显祖，还产生了屠隆、梅鼎祚、叶宪祖、徐復祚、王骥德、沈璟、周朝俊等一大批重要剧作家；在英国，克里斯托弗·马洛、本·琼生等剧作家，与莎士比亚共同开创了一个戏剧极为多产的时代；在西班牙，诞生了塞万提斯和“西班牙戏剧之父”维加，塞万提斯虽以小说名世，却亦是一位创作了大量戏剧的剧作家。而相当巧合的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三位文学巨匠均逝世于1616年，这一巧合背后的历史文化意蕴发人深思。

回望400年前，文学天幕之上星汉灿烂，不免引人追慕。400年后的今天，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我们将刊发一系列专题文章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并期待一个新的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再次降临。

16世纪中西戏剧都有一个强劲突破，一个象征性符号是它们代表性剧作家的谢幕年份相同：汤显祖、莎士比亚甚至塞万提斯都是1616年，当然塞万提斯不以戏剧而以小说著称。中西戏剧16世纪的突破形式、方向和内涵有着很大的不同，后世更是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遭际，因而造成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文化命运的极大差异。400年后的今天，中西携手纪念这两位文化伟人、16世纪的戏剧双星，颇有耐人寻味的文化意味。

一

16世纪中国戏剧的突破，一方面体现在继元杂剧之后第二轮创作高峰和演出高峰的到来，另一方面，与当时新兴社会思潮相鼓荡而获取了时代的审美聚焦。此前流行的杂剧样式，拥有关汉卿、王实甫等众多代表性剧作家和作品，已经走完它300年的辉煌历程，进入衰竭期。而新兴戏曲样式——昆曲恰值方兴未艾，吸引了越来越多士大夫文人为之从事剧本创作，产生了屠隆、梅鼎祚、叶宪祖、徐復祚、王骥德、沈璟、周朝俊、陈与郊、顾大典、汪廷讷、王玉峰、许自昌、施凤来等一大批重要剧作家，汤显祖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和旗手。恰值其时，新兴商业经济的崛起带动了文坛摆脱礼教束缚、倡导个性自由的强劲社会思潮，人的性、情、欲在哲学范畴内得到新的阐发，作家们开始在作品中“独抒性灵”，提倡张扬个性、肯定自我和回归人性。昆曲创作作为表达新型社会理想、折射时代文艺思潮的利器，成了当时精英文化的重要代表，吸引了广泛的社会聚焦。昆曲因而借助时代风潮勃兴，获得如日中天的影响力、普及率和覆盖率。

感染着新颖的社会风潮，作为时代精英的汤显祖开始用戏曲创作来表达政治抱负、寄托人生理想、传达审美见解。受到当时王阳明心学左派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异端思想影响，汤显祖形成超越时代认识高点的创作思想。他的代表作《牡丹亭》，高祭起“以情反理”的旗帜，歌颂爱情超越生死界域的伟大力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情之所至，“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剧中抒发了闺阁女子杜丽娘出自本性的热爱自然、热爱青春、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纯真情感，憧憬了人的生命的完美实现，传达了传统社会中被长期束缚和压抑的女子的心声，成为对桎梏人性千年的专制坚冰的一声响亮爆破。汤显祖的《牡丹亭》因而产生超越前人的光亮，形成穿透历史的辐射力，在中国戏剧史上取得如同牡丹花般堂皇富丽、雍容华贵的国花位置。汤显祖的《南柯记》《邯郸记》，更是透示出他对传统文人的人格理想、人生价值实现与社会体制合理性的深入思考，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秩序的批判意识和否定精神。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是时代的扛鼎之作，将中国戏曲带向了高深的哲学思考层次，享有不朽盛誉，成为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上的经典作品。汤显祖因而成为中国戏剧史的天空中那颗最为耀目的明星。

二

16世纪西方戏剧的突破既体现在戏剧样式的转型与再造，更体现在人文思潮对戏剧价值的重视与发掘。其时发生的欧洲文艺复兴使得戏剧从中世纪宗教剧、神迹剧中跨越出来，直接接续早已断绝了的古希腊、古罗马悲剧和喜剧传统，形成更为成熟而现实化的舞台演出方式，走出教堂，走向广阔的巡演天地，成为都市和乡镇民众广泛喜爱的艺术宠儿。而作为文艺复兴的重要舆论阵地，戏剧的题材实现了由神到人的范围转变，内容转为关注普通人的社会生活，把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故事搬上舞台，通过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热情讴歌，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文艺复兴的戏剧与小说、绘画一道深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观念，推动着欧洲历史从古代走向现代。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变革，西方戏剧发生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转型，重新成为古希腊、古罗马悲剧和喜剧那样万众瞩目的文艺样式，它的结果甚至决定了今天世界戏剧的面貌。

其间莎士比亚的出现，犹如欧洲戏剧天空中升起一颗无比璀璨的明星。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戏剧巨匠，莎士比亚把观察与捕捉生活真谛并将其搬上舞台的才能融于一身，以形象的感染力和思想的穿透力锻铸戏剧作品，建造了宏伟的戏剧大厦和琳琅满目的人物性格画廊，用剧作回答了时代所面对的众多历史与现实问题。莎士比亚通过娴熟的结构技巧大大提升了舞台演出的戏剧性，使得戏剧成为结构紧凑、组织精巧、内涵丰富、引人入胜的艺术样式，受到公众的热烈拥戴，极大扩展了其普及率。莎士比亚剧作涵盖了广阔的生活内容，把处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社会矛盾动荡的图景一幕幕展现在舞台上，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其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理想和鲜明时代色彩，至今令人赞叹不已。而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自己完成这个使命的无力，促成了莎士比亚著名的哈姆雷特之问：“生存，还是毁灭。”它成为对人类与人生际遇的普遍拷问。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要克服犹疑不决立即付诸行动，则成为莎士比亚奉献给文艺复兴及一切时代的历史答卷。莎士比亚的遗产被欧洲戏剧全面继承，戏剧从此成为欧洲文艺的正宗，几百年来不断发扬光大，莎士比亚也成为西方文学和戏剧的集中代表，尤其成为英语文学的鼻祖。

三

两位戏剧家的文化背景、历史环境和时代认知完全不同，人生价值追寻的方向和实现的方式也不同，因而其人生道路迥异。

汤显祖是一位对封建社会有着多种贡献的士大夫文人，并非只是一位剧作家。汤显祖有着忧国忧民、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并在为官从政的实践上作出自己的建树：减免苛政，扶助农桑，兴教劝学，纵囚放牒，上《论辅臣科臣疏》条陈时政、切指利弊而震动朝野，显现了被儒文化塑造的典型士大夫情怀。他更在人生理想上有自己的追寻，在思想领地里有自己的卓绝见解，在文艺创作中有自己的独特观念。汤显祖一生作诗为文，高倡其“情”的理论，也都有独辟蹊径的闪光，在文学界独树一帜，而剧本创作只是他业余为之的个人爱好。尽管写戏给汤显祖带来名声，却无法改变他仕途蹭蹬、晚景凄凉的命运。莎士比亚则是一位职业戏剧家兼诗人。他以戏剧为安身立命的工具，终生从事戏剧事业，从演出到导演到创作都进行过丰富实践。他从戏剧获得自己的价值认可与荣誉，同时也获得生活来源和社会地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戏剧家。

汤显祖的戏剧题材范围比较狭窄。作为一个正统的士大夫文人，他的表现对象只是他熟悉的科举官宦生活，表达的是传统儒人的思想感情和时代脉动，是士大夫文化的深入拓展，他的影响力因而也局限于文人圈。混迹市井的莎士比亚则代表了市民文化，他的戏剧题材包罗万象，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外交、商业、民俗……那个时代所拥有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找到投影。在他的戏剧大厦中，拥挤着帝王、贵族、富商、平民、流浪汉社会各色人等，他们一起工作着、努力着、挣扎着，充分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莎士比亚剧作从而成为当时英国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注目与喜爱。

汤显祖遵循曲牌体戏曲规范进行创作，运用的是雅化的文言曲词工具，投注精力的重点是按照严格的曲律格范进行曲牌填词。他娴熟驾驭传统的文言曲词技巧，在诗词曲创作方面达到了历史高峰，受到同时代和后世文人的极高赞誉。然而，他毕竟只是士大夫高雅文化的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缺乏理解其曲词并产生共鸣的基础。莎士比亚有着熔铸生活词汇的天赋，他的剧作广泛采用当时蓬勃兴起的市井民间语言，把民谣、俗语、俚语、古谚语、滑稽隐语大量吸收进来，其语词中运用的比喻、隐喻、双关语集当时英语之大成。他运用的词汇量高达两万多个，远超一般人数千常用语词的范围。莎剧语言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语言习惯，其用词和语句许多成为后世成语、典故和格言的来源。因而，莎士比亚戏剧用语可谓开现代英语之先河，影响深远。

上述种种，决定了汤显祖剧作属于中国古典艺术的范畴，而莎士比亚戏剧则成为西方现代文学艺术遗产。

四

16世纪同时出现在东半球的中国和西半球的英国、在各自戏剧突破中形成高峰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尽管都是人类宝贵遗产，都不只属于他们的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也不只属于他们的国家而属于全人类，后世却遭遇了不同的文化际遇，构成其文化命运的反差。

汤显祖身后，演出“四梦”的昆曲由于只流行在士大夫文人中，脱离平民趣味，不被“下里巴人”欣赏，很快被后起的梆子、皮黄等声腔剧种所取代。《牡丹亭》成为文人手中把玩的雅物，其中倡导的“至情”观念更非普通人所易于理解并产生共鸣，因而从清代开始就不能进行全本演出，只有《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零散折出流传在舞台上，成为小众的昆曲舞台上的保留剧目。经历了20世纪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文化直接承接了西方文化而与自身传统脱节，中国戏曲遭到时代的轻视和忽略，昆曲成为遗响，汤显祖则成了中国传统戏剧的残存记忆。

莎士比亚戏剧不同，应和着文艺复兴的声势，在17世纪陆续传入德、法、意、俄和北欧诸国，对欧洲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不可忽视的是，莎士比亚戏剧还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际遇：随英语世界扩张和世界文化的西潮东渐之风浸润到各大洲，最终传遍了全球。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的欧洲殖民热潮，携带着欧洲戏剧开始向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播散，形成全球范围的西方戏剧文化圈，莎士比亚戏剧也随着英语覆盖地域的剧增，迅速膨胀为世界性的戏剧遗产。而印度、中国、日本和南亚这些有着自己古老戏剧传统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上其他语种的国家，也都逐步在自己的舞台上引进了西方戏剧样式，并用本国语言来演出，同时也按照西方式样建造起众多的剧院供使用。于是，西方戏剧尤其是英语戏剧在20世纪成为全球性文化现象，莎士比亚则成为其共同的标杆。几百年来，莎士比亚剧作成为世界戏剧舞台上最为盛演的内容，可以说有剧院就有莎士比亚，各国剧院也都以上演莎士比亚剧作为荣。莎士比亚成为被各国专家学者研究最多的戏剧家，“莎学”成为国际“显学”，莎士比亚的剧本则进入大、中、小学教科书而成为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和文学艺术积淀。

新文化运动的硕果之一是中国剧坛引进了话剧样式和莎士比亚戏剧，以后莎士比亚戏剧又被中国戏曲诸多剧种反复移植，改编上演。而汤显祖剧作翻译到西方和在西方演出，只是近若干年的事情。由于现代教育的西式格局，也由于现代汉语与文言曲词的距离过大，今天我国民众了解莎士比亚的人比了解汤显祖的还多，接受莎士比亚剧作也比接受汤显祖剧作更为便捷容易。

五

然而上述文化趋势正在得到扭转。20世纪，西方强势消减，东方弱势回升。首先，西方科学主义与技术至上原则虽然孕育出强大的工业文明，但无法解除现代人的精神焦虑，西方文化陷入新世界困境后出现自省意识，其思维中惯性保持的西方视点受到撼动，开始主动倾听和接近和谐宁静的东方文化，西方舞台上的现代派戏剧实验也从东方和中国戏曲汲取了灵感，获得了动力。20世纪30年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出访欧美，在西方剧坛引起一片惊叹之声是其表征，它表明西方戏剧开始接纳并关注东方戏剧。

新世纪伊始，随着中国的强劲崛起，东方以稳重而快速的上升态势有力扭转了世界格局，全球文化流向开始发生逆转。于是，东西方文化艺术将有希望重新进入平等对话与彼此静心倾听的心境。这种新的社会氛围为东西方文化的沟通提供了合宜条件，用高下来区分文明的势能型思维被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存在合理性的理解所代替。于是，中国戏曲不必再用西方的眼光来对位，它将彻底摆脱自身一百多年来的心理尴尬而平静地走向未来。

人类要了解自己的传统基因和共同文化来源，认识到汤显祖“四梦”和印度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日本世阿弥的传统能剧，都与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和戏剧遗产。中国戏曲从而受到世界日渐提升的重视，昆曲则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代表。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它把东方哲学精神与美学趣味相结合，经过悠久的过程逐渐蒸馏、凝结，成为纯美的舞台艺术产物，是中国古典艺术的极致。人类现代艺术寻源，必须经过这里。汤显祖由此受到历史的重新瞩目，有希望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信使而获得重生。

在新世纪东西文化交流的双向努力中，世界共同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戏剧大师逝世400周年，这促使我们从他们的剧作都关心人类的情感和命运的角度，体味其经典作品的深刻人文内涵，重新认识人类智慧和人类情感的本源，也品味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各自审美特征，了解我们共同和不同的历史传统，把握中西戏剧不同的样式品性与美学原则，从而确立人类文化艺术丰富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识。未来世界文化的前景，将取决于当下的这种努力。

（廖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