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当代著名作家柳青诞辰100周 年，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与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共同主办了“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暨柳青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学术研讨会”。研讨 会于5月15日在西北大学召开。与会专家从柳青的生活与创作，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创业史》的艺术价值及文学史意义，柳青与陕西当代文学 的关系，柳青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启示，柳青研究的可能路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不可企及的楷模、不可替代的经典、不可估量的影响

　　白烨：

　　柳青之于当代文学，有许多方面可以总结和借鉴，我简谈三点。

　　一、不可企及的楷模。柳青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践行得最为到位和彻底，为今人难以企及。深入生活的14年间，他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 参与到农村的各种运动、各种事件中，作为一个当事者、参与人、见证者。他不是简单地深入，是身入、心入、情入，把自己融进去了。他思考的问题不只是文学的 问题，还有农村和农民的种种问题。因此，他才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央出台一个政策，他马上就知道农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欢迎还是不欢迎。这样的心 系于民是我们最该学习的。

　　二、不可替代的经典。《创业史》主要写蛤蟆滩互助组的奋斗与坎坷，写了农村体制的演变带来的农民心理的改变。它看起来是在写合作化运动的兴起与 发展，实际上揭示的是社会变革给传统农民造成的精神冲击，带来的心理更变，以及人们如何从心理上、精神上适应这种变化。这是一种走心的写作，它越过了体 制、越过了运动本身。今天看《创业史》仍然具有生活感，很有情绪和新意，就是因为他写了不同阶层农民的精神成长，这是《创业史》在今天仍有价值的地方。

　　三、不可估量的影响。柳青为我们确立了一个什么是现实主义写作的标杆。现实主义写作是建立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基础上的写作，是一个“去作家 化”的过程，其主旨是为生民立言，为人民立言。柳青作品有个“我们”的用法，叙事、抒情和议论都会常见，这里的“我们”，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他不是一个 人在写作，他是“我们”的代表。柳青的这种代言性写作，对陕西作家影响很大。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陕西作家都是 一流的作家，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文人相轻、相互倾轧，而是暗中较劲、相互借力，总体上构成了一种良性的竞争，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是 一个很好的经验，也是柳青等老一代文学人传下来的。

　　围绕柳青的话题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地去阅读、去解读，研究柳青对陕西、对中国当代文学都是一个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很多的营养和能量。

　　《创业史》的终点构成了《白鹿原》的起点

　　段建军：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位大师柳青和陈忠实都有史诗情结，善于在宏阔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书写人的生存成长史，善于把个人的命运与家族、民族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都认为个人的生存成长与民族、家庭的兴衰相互关联，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与觉悟关联着其对民族、家族的理解与觉悟。这种理解与觉悟与其在民族 和家庭中所处的位置，所体验到的人生相关联。他们都认为艰难是人的生活实践即历史过程的本色，摩擦和冲撞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内容。

　　两人的不同点在于，柳青认为历史是新与旧的斗争史，是新生事物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主角的过程。陈忠实则认为历史是一部鹿狼 争霸史，是人们在争斗中重演前生前身的榜样，开创新的社会人生的过程。柳青把目光聚焦在民族的今天和未来，陈忠实把目光聚焦在昨天和过去，柳青歌颂斗争中 涌现出来的英雄，陈忠实歌颂和谐关系的好人。柳青用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历史做了理性化、理想化、线性进展的处理。陈忠实则用丰富的感受、冷峻的态度、忧思的 神情，对其进行还原，展现其曲折运动的态势。

　　历史进程中充满迷雾，每个人都在迷雾中摸索前进。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处于竞争期，柳青将那千千万万个梦想家、实干家的斗争 精神和英雄主义，作为史诗来书写，是对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形象化记录，这种崇高精神本身就值得后人敬仰。它尽管存在诸多不足， 但却直接启发了后来的作家，如何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框架下处理好作品与历史的关系；启发了作家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内，使文学更好地贴近人性与自我。 从这个意义上讲，柳青《创业史》的终点也构成了陈忠实《白鹿原》的起点。

　　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十七年文学”

　　贺绍俊：

　　柳青是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对柳青的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作家的评价，而涉及到如何认识和阐释当代文学的发端期即所谓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要研究的是在“十七年文学”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文学是怎么存在发展的，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学品行和文学样式。

　　中国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独立形成的一种特性。如果放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学的态度， 反映了在阶级对垒分明的时代，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文化领导权的愿望。这对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显得更加迫切，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东方专制主义土壤 上的革命，缺乏资产阶级文明广泛传播和精英阶层集结这样的过程，中国将文学作为夺回文学领导权的重要的渠道和手段，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目的性，而这 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有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这种张力形成了当代文学特殊的审美样式、表达方式。当代文学作家服从这种组 织性和目的性，在与内在文学的自由精神发生冲突时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一种传承的关系。

　　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代表了一种作家类型，在主观上是努力去追求与时代相吻合的作家，认同于这样的思想变化，有一些作家却并不认同，他们会用另 外的方式表现出来。柳青作为作家的个人的自由精神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恰好是“十七年文学”的特点。在柳青诞辰100周年的今天，并不在乎给出一个肯定性 或否定性的评价，或作出柳青应该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界定，而在于用一种客观、公正、学术的态度去进入“十七年文学”史，看到这个时段的重要性，看到那个时段 文学是怎么样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提供了什么样的审美经验，这恰是《创业史》作为独特的经典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创业史》写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

　　陈福民：

　　对柳青研究的分歧是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这并不是说一下就可盖棺论定，但确实应该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这个阶段性的认知是在二三十年间的变革 中逐渐浮出水面，我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澄清分歧和歧义，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学术讲坛。柳青《创业史》最重要的是其包含的历史哲学认知，虽然它处理的人物都是 面向黄土的农民，但其背后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的认知框架，历史起点是很高的。周扬评价《创业史》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认知框架、 历史哲学基础，使之有别于其他同类作品的创作，这种认知起点使之高于其他作品，这也成为1980年后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农业合作化。对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条路在开启时未经论证，在历史实践中被证明是失败的。但农业合作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中国农民被组织起来了，而这正是中国现代社会成立的基础。中国近代社会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国家最根本的问题是将农民 组织起来，这是中国摆脱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离开了这个，中国革命无法继续。

　　第二点是人的问题。柳青认为他写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梁生宝区别于以往的农民起义的领袖，区别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英雄，是一个新的形象， 但是这个新人的形象在今天仍然没有完成，中国当代文学依然要面对如何塑造这个形象的问题。第三点，如何处理知识分子的身份与生活的关系。柳青作出典范，去 知识分子化，在生活方式上完全融入底层草根。如何处理这些价值观念不同的关系，保有知识分子的身份，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人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柳青带来了很多 启示，学习他可以很好地丰富我们自己。

　　文学创作要超越历史、阶级和个体的局限

　　刘琼：

　　柳青的创作观认为文学家要超越三个局限：历史、阶级和个体。柳青是如何超越这三点的？柳青《创业史》写作的是合作社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问 题，作为一个作家，历史中的人，应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发言呢？在论证型写作、观察型写作之外，柳青的方式是独特的，他既不是主题先行 地解释某种观念，也不是冷静地、绝对客观地再现历史，他采用了既有观察也有自己的思考和主体性参与的方法，这是对历史本身和现实本身的一种超越方式。

　　柳青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有很多的机会生活在城市，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追求，他依然坚持自己对于农民的阶级情 感。柳青对农民问题是感兴趣的，对农民实际经历是熟悉的，他的选择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想主动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在他的文学中，既有对特定阶层农民生 活的表达，也有他对于整个社会架构的思考。

　　柳青的创作超越了个体的经历。他获得了一种历史意识，对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用文学意识来书写。他不仅通过个体的书写切入到历史重大主题之 中，对历史主体的表现进行描述，他还超越了个体让自己进入到那样的生活当中去，他绝不从外部虚构文学，而是从生活中打捞出能够反映时代的语言、生活细节、 人物形象，通过文学文本的表达来呈现历史。柳青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发现的眼光和再现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他的历史意识、深入生活获取经验的强大 意志，以及他对文学的主体性精神和艺术追求的执著，都是陕西留给当代文坛的一个遗产。

　　《创业史》的“史诗性”在于它的复杂和深厚

　　周燕芬：

　　《创业史》是代表“十七年文学”实绩的一部作品，被誉为“史诗”，源于它的史诗内涵。作品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变动中富有规律性的发展方向，展现 农村乃至全国范围内阶级势力的消长变化及转化的必然性，柳青以现实主义手法，巨细无遗地勾画出当时农村阶级构成、阶级层次、阶级对抗的客观存在，作品整体 透出的思想倾向显然是时代赋予的，是社会的、政治的、公众的思想倾向的传达，迄今仍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梁生宝的价值更多取决于他所负载的时代精神意义，而对梁三老汉，作家动用了最为深层内在的主题情感。梁三老汉是浸透了作家血肉疼痛的一个人物， 作家笔下形象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莫不熔铸着作家的切肤之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愈来愈深地挖掘梁三形象所蕴含的历史容量和理性意味，他 身上涵盖着更为深广复杂的农村社会生活内容，表现着当代中国农民命运中更为本质的东西。梁三形象的成功得力于作家理性与情感的高度融合，此种融合又是建立 在柳青非同一般的生活体验之上，无论梁三和梁生宝，他们所包含的农村生活内容，农民生活情调，个人性格气质，都构成形象特有的艺术魅力。

　　《创业史》在整体思想价值取向和局部客观再现之间形成巨大的矛盾。《创业史》内涵的广博与深厚体现在这些观念与认识的冲突和对立之中。总之，复 杂、丰厚应该更接近作者的“史诗”追求。《创业史》作为复合状态的文学文本，还在于它已超越了合作化运动本身，将一种无限开阔的人生命题蕴含其中。因为特 定历史条件对文学创作的制约，使得像柳青这样具有大家潜质的作家没有充分施展他们的文学才华，也使得像《创业史》这样本该成为文学经典的鸿篇巨制留下了永 久的艺术缺憾，毕竟柳青以他的智慧和生命所熔铸的《创业史》显示了如此丰富复杂的精神内蕴，以它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的文学问题，也未被我们彻底挖掘和全面认 识。

　　“丝路文学”是与时俱进的“创业文学”

　　李继凯：

　　赵树理有山药蛋派，孙犁有荷花淀派，柳青却不好命名为什么派别。西部比较穷困，关注创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创业文学”是对柳青最好的定 义。创业是大的境界，柳青积极的书写，创立了一个文学范式，提起创业不光是陕西，全国也会想起柳青，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很难忽视他对普通民众生存状 态和普通创业者的描写，他对现代合作化创业运动的关注，以《创业史》为代表的集体合作创业轨迹的书写反映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进入新社会浓重的创业热情， 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创业的书写范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民族感和使命感。

　　“一带一路”是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传统概念的“丝绸之路”在“丝路精神”中泛化为一种“创业精神”，我认为，以柳青为代表的“创业文 学”应该纳入到“丝路文学”的大范畴内考察。“创业文学”和“丝路文学”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首先，在创业中追求“长安”的价值取向，在两种文学形态中都 有充分的体现。其次，“创业文学”与“丝路文学”具有交叉性，在丰富当代中国文学版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丝路文学”作为与时俱进的“创业文 学”，是更加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学形态。第四，从“创业文学”到“丝路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创业和守业理应同等重要。当代丝路作家应当具有更加强烈 的创业精神和包容意识，将创业与守业意识在国家化、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交流中强化，使文学具有更多的开拓创业的正能量抒发，同时也能使文学具有更多护生惜命 的人类学意味。

　　《创业史》应与《狠透铁》综合起来解读

　　王鹏程：

　　通过对处于同一艺术谱系中的作品进行对照研究，我发现，《创业史》的写作受到高尔基的《母亲》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这 些文本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创业史》的“题叙”是最为人称道的，也是作者最满意的一部分，一开篇便气势不凡地呈现出历史的广阔和深度，这与高尔基的《母 亲》和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开头是相似的。

　　柳青在访谈和读书笔记中，多次以高尔基的《母亲》为例，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功经验，但是对《创业史》的结果发生深刻影响的却是肖洛霍夫的 长篇小说。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结构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全景式反映不同，他小说的特点是用主要人物结构作品，众星拱月式地层次清晰地安排周围的人 物，矛盾冲突递进式展开。这种结构方法就是《创业史》的方法。我们甚至能够看到，梁三老汉的形象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梅谭尼科夫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梁 生宝的爱情纠葛也参照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情节模式。《创业史》除了受到苏联文学影响之外，还有作家自身创作前后的互文性。

　　《狠透铁》是《创业史》的一个不可剥离的“副文本”，前者集中体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的致命缺点和严重偏差，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的一面镜子，将《创业史》与《狠透铁》综合起来审视柳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现实认识和历史判断，无疑是一种更稳健而妥当的视角。

　　柳青作品中乡村伦理与阶级意识的博弈

　　仵埂：

　　在柳青的作品中，乡村伦理意识一直是乡土中国的隐形存在，它对来自政治话语的阶级意识产生着潜在的抗争，在《狠透铁》中，王以信以和善仁义的面 目出现，与村民和平相处，与新制度的阶级划分形成对峙。王以信常常会站在村民的利益上，更多从宗亲本位出发，对抗国家的粮食征收政策，这是他号召群众的法 宝，而“狠透铁”更多地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赞成小利益服从大利益，牺牲村民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乡村伦理原则对抗国家意识形态， 血缘亲情并没有因阶级划分而完全失效。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柳青从现实生活出发，一定感受到了阶级意识和农村中所具有的伦理原则的撕裂和对抗。但是，他也看到，以上中农为代表的这个群 体，实际上承继着原来的文化传统，在一定时期，他们成了事实上的乡村政权的主宰者。也就是说，儒家的社会秩序安排，以一种变身后的方式，在暗暗地改造和融 合着新的变迁，并将自己的秩序原则注入这一新事物之中，构成一种潜在的深刻的隐形影响。乡村伦理在解放后会对阶级意识有所反抗。乡村社会以家作为基本生活 单元，合作社以宗族为主的自然村落作为基本生产单位，这些根基没有动摇时，儒家文化事实上还在起作用，它艰难地弥合着乡村因阶级划分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 对峙和分裂。这种曾被批判为“小农意识”的乡村文化传统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创业史》是反映农民言语生活的标本

　　陈然兴：

　　在严家炎与柳青关于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的争论中，存在着一个语言的问题。严家炎认为，梁生宝“缺乏农民气质”，实际上是因为，梁生宝的语言是混 杂的语言，在柳青看来这恰恰是一个天真的农民党员真实的言语形象，于是发生在梁生宝的语言中的“不协调”是真实的，而且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言语的典型特征。 《创业史》的修辞结构是独特的。在这本书中，主人公的内心话语不仅在情节中力图控制和改造其他人物，它甚至控制和改造了作者，使得作者的叙述语言也沾染和 渗透了主人公的内心情调和感情色彩，从而使文本带有强烈的政治抒情色彩。

　　艺术地描绘民众的日常口语、积极地认同和传播官方政治语言、有保留地压抑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文学语言，这三者构成了《创业史》语言修辞的基本态 度。其中对农民生活言语形象的塑造是柳青艺术创作的重要成就。柳青创造性地建构了以英雄人物的内心话语为主导的小说修辞形式，有效地实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 学的崇高化目的。而它所塑造的一系列言语形象——典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言语形象，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众口语的形象以及新型的通俗化、大众化、饱含 “启蒙”激情的文学叙述语言——本身就有其审美的意义和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价值。《创业史》已然成为我们通过语言了解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生活状况 的艺术标本。

　　对《创业史》应有“陌生化”阅读

　　胡小燕：

　　《创业史》少有可供挖掘可供引申的潜在意向，我们对人物的解读、评价并没有超过柳青本人的预设。那么在文本内容高度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来评价作 品呢？一种方法是撇开“写什么”“怎么写”而关注“写得怎样”。另一种研究方向是倾向于相对理性地看待《创业史》这类文学作品，学者们把它们看成是这一特 殊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心态的文学文本形式，是整体意识形态状况的产物，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两种研究方向都易走极端，但二者也可以形成互补的可能。

　　“写得怎样”首先是一种阅读体验，我们应该把细读文本时的直接体验引到理性研究中。同时，这种经验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无法相互交流的个 人经验，而应该是一种情感结构。其次作为一种结构，它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的、可辨识的特征，它所要描述的是一种“经验的延续性，即存在于某一特定作品中的 独特形式过渡为获得承认的一般形式，以及随后从这种一般形式的关联过渡为时代潮流”。再次，情感结构是“在特殊形式下，通过特定的假定性产生交流的经 验”，也就是说，作品中的场景、人物、情景、故事情节、氛围带给读者的最直接的感触就是一种情感结构。阅读《创业史》这类作品无疑会获得更大的冲击，即一 种“陌生化”效果。让读者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于柳青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怀，而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就《创业史》而言，作者一开始通过各种要素之间的移置以及接合构建了某种意义，呈现为一种固定的文本形式。这种意义移置的方式，大致可以归为五 类：第一类：指定，即将两种原本没有必然联系的因素主观地接合在一起；第二类：遮蔽，即刻意回避某些关键性问题；第三类：模糊，即忽视两种因素之间的差异 性；第四类：中断，即出于某种原因终止叙事，导致意义不完整；第五类：分离，即原本应该是统一的两个因素却分别叙述。总的来说，《创业史》文本内部呈现的 各种移置状态决定了当代读者在阅读时要体会陌生化的效果，这种效果最终与新的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由此激发出文本最大的意义内涵，读者根据新的立场做自己 的判断、抉择，这不失为一种重新激发这类文本文学价值的可行的阅读实践。

　　文学在柳青那里具有绝对的高度

　　尚斌：

　　在柳青的文学世界中，对历史本质故事做这一宏大命题的阐述，是其文学雄心的重要体现。对历史本质故事与宏大叙事的追求，不仅是一种对制高点的青 睐，更是对写作者思想关照厚度的呼唤。因此，柳青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学”中才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使他的文学作品明显地区分于同时代、同题材类型写作。他的 作品意味着对文学高度的仰望与敬畏，也是对文学厚度的坚守与信仰。为了使高远的文学意识落在实处，柳青极为重视写作效果的坚实性，尽力保证作品的实感与质 感。《创业史》为人所称道的一大原因即是：宏伟的结构能与精细的描写通融结合，作品蕴藉的历史判断、思想高度、议论抒情都建立在充实而精致的叙述中。

　　我们不可能抹去以《创业史》为代表的柳青文学文本的瑕疵与局限，但更难抹去的是他对陕西文学、西部文学的深厚影响。他作品中浓郁的地方色彩，他 写作理念的区域特质，对当代文学尤其是后续陕西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开拓作用。柳青小说的长篇史诗追求，无疑对后世陕西作家写作理念形成了一种恢弘的典范。在 对现实主义能量的信心层面，柳青也做出了一个沉潜的先行者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柳青的文学方位中，对区域文化特色尤其是区域文化精神的书写亦是颇为突出 的。对地域文化与地理风貌的展示，本身即是农村题材创作的一大轴心因素。

　　柳青对作家创作理念与写作精神的阐释带有独到的个人魅力，最闻名的是他曾提出作家的“三个学校”“60年一个单元”等理论，他非常强调作家在写 作过程中保持丰富的吸收，保证知识结构与视野维度的更新。柳青称，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他显然不是天赋与才情型的作家，他的这种理解不仅是一个作家谦逊人格 的表现，更是一种对自我的磨砺与自我的不断要求。像柳青这类苦修式的写作者，他的文学也许不能达到绝对的文学高度，但文学在他的内心深处具有绝对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