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数据统计，2014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达到2.93亿。几年前，据业内人士估计，网络文学与以期刊文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的实力相 比，已经是作者百倍之，读者千倍之。如今看来已不止如此。十几年来，网络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媒介革命的力量。从媒介革命 的视野出发，网络文学并不是通俗文学的“网络版”，而是一种新媒介文学形态。它颠覆的不是印刷文明下的雅俗秩序，而是建构这一秩序的印刷文明本身。面对媒 介的千年之变，作为受印刷文明哺育长大、内怀精英立场的学院派研究者，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文化定位和研究方法？如何从媒介革命的角度为网络文学定位？如 何从一个更广大的文学史脉络中重估网络文学的价值？如何在骤然降临的“媒介打击”中，率先警觉并自觉地承担起“文明引渡者”的使命？这些都是时代向我们提 出的严峻命题。

　　从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出发，我们无法再用印刷时代的文学标准对网络文学进行评价，必须建立起一套新的评论体系和评论话语。比如，精简含蓄在“纸 质文学”里是普遍的美学原则。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我们很少将之与纸张的匾乏这一物质限制联系起来。同时，这一美学原则也与理性主义克制压抑的心理模式深 切相关，读者习惯于在有节制的放纵中深切体味，在对有限文本的反复咀嚼中充分调动想象力而自我满足。空间不限的网络时代，欲望无穷的消费时代，快感原则至 上，人们需要大量地、直接地、充分地被满足。所以，在网络写作中，人们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注水”，却不能容忍“太监”(作品没写完，没有圆满收场)。任 何“留白空缺”“言有尽而意无穷”都会被视为“挖坑不填”的“不道德”行为，受众的想象力不再用于“创造性理解”，而是通过与作者及时互动等方式直接参与 创作进程，或者干脆自己写“同人”。

　　相较于以“作家为中心”的“纸质文学”，以“粉丝为中心”的网络文学的首要价值是功能性的(如“爽”“抚慰”“疗伤”“指南”)，“审美性”是 第二位的。优秀的网络作家也追求主题深刻、文化丰厚、意境高远，但这一切必须以“爽”为前提。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引导”都必须以对快感机制的尊重为前提。

　　从媒介发展的历史趋势上看，每一次媒介革命都会带来一次深刻的文化民主革命。进入到网络时代，由于媒介壁垒、教育壁垒的进一步被打破，创作、传 播成本的大大降低，很多粉丝创作已经和专业创作在艺术水准方面不相上下。原本属于粉丝爱好者业余创作的小圈子里的“窄播”文化，也经常可以进入到“主流文 化”的“广播”区域，“圈内资本”也可以和“官方资本”一样，成为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象征资本。这就彻底打破了文化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壁垒，也就彻底 打破了印刷时代的工业文明体系下以“专业性”“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专家结构，文艺生产不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而是一种人人可为之事，至少是一种大多数人可 以广泛参与的“部落化生活”。那么，接下来，对我们每一个当代文学专业批评者来说，都将面临一个切身的问题：如果“作者中心论”的神话被解除了，“永恒的 文学性”烟消云散了，文艺的生产和解读都是以粉丝为中心的，我们这些被文化制度认定的“释经者”存在的合法性在哪里？神庙已倾，祭司何为？

　　这一问题确实足以构成我们作为当代文学职业批评者的生存焦虑，其实，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专家”的生存合法性问题都将受到挑战。不过，不知是幸 或不幸，作为文化研究者，我们似乎可以暂时放下这一生存焦虑——不是一时半会儿饭碗还不会被端掉，而是我们同时又猝不及防地被赋子了一项重要使命，这就是 文学引渡的使命。

　　正如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出的，在媒介革命来临之际，要使人类文明得到良性继承，需要精通旧媒介“语法”的文化精英们以艺术家的警觉去了 解新媒介的“语法”，从而获得引渡文明的能力——这正是时代对文化精英们提出的挑战和要求。媒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如何使印刷时代的文 学星光继续在网络时代闪耀，如何将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连通，将粉丝们的爱与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爱连通，让文学的精灵在我们 的守望中重生——这是时代对我们这些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的特殊挑战，也是知识分子无可推脱的责任担当。

　　(《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邵燕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