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也是英国戏剧大家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两位同时期的世界级戏剧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下，同样都创作出了脍炙人口超越时空的剧作。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如果400年前也有今天一样发达的通讯和交通，说不定两人会看到彼此的作品，甚至会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成为最好的朋友。

　　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以《牡丹亭》最为著名。400年前的明万历年间，正是昆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立刻被搬上了舞台，成为常演常新的经典。现在《牡丹亭》的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许多人百看不厌，这说明其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如今它正在成为一部世界性的著名戏剧。我们在英国、法国，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舞台上打着英文字幕，外国观众体会着台词的诗意，陶醉其中。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成为官方哲学，隋唐而后，才有三教合流。到宋代，朱熹等思想家把理性思考的东西引入儒家思想，让其系统化，形成理学。朱熹的理学认为，天地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理”存在，凡事皆有理。对“理”的崇尚，让宋代的科学很发达，但把这种思想引入社会，就存在一定问题。理学发展到明代，出了思想家王守仁。他顿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开始关注人心，将理学演变成心学，关注人的自我、良知。到明代后期，心学也影响到文学艺术。汤显祖高扬“情”，这是由心学演变而来的思想，汤显祖言“情”就是肯定了人的欲望、人的情感需求。汤显祖不是“以情反理”，生活的丰富多姿，知道何为“理”，何为“情”，理解“理”的世界。

　　汤显祖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虽然徐渭、李贽的异端思想对他也有影响，但他的理想还是治国平天下。汤显祖对佛、道思想都研究很深，但他入世的思想依然占主导。所以，我把他的思想归纳为三个词：批判性、丰富性、复杂性。人世间的情与理，理学家的情与理，佛家的情与理，都在他心中出没、混合着，有时互相矛盾，有时互相包容，这构成了汤显祖艺术精神的独特之处。

　　汤显祖大部分戏剧是在他离任之后写的，对政局失望，对仕途已不抱希望，他的才华、想法要传播，戏剧是一种好方式。《牡丹亭》如此宏大，正是因为汤显祖胸中有丘壑，心中太多东西要表达。汤显祖在谈到“临川四梦”时曾说：“人知其乐，不知其悲”。汤的“悲”在何处呢？就在于他对世事茫茫的忧患感，对“人生如梦”的悲剧感。这其实非常有力量。“人生如梦”，会给人带来一种宿命的想法。人感到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无奈与无望的同时，也常常幻想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改变人的命运。

　　《牡丹亭》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它写了一个年轻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充满追求自由爱情的决心——爱情理想，哪怕现实中无法实现，梦中也要实现。汤显祖认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才是“情之至”，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是真正的“有情人”，这观点赢得深受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广大妇女的共鸣，因为写出了她们心中的痛，所以共鸣最深。《牡丹亭》中的杜宝是汤显祖的化身。汤显祖因为有亡女之痛，便特别关心女子的青春生命与爱情幸福。杜丽娘对自由爱情的幻想，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都透露出汤显祖对人间儿女的体恤悲悯。

　　作为戏剧，《牡丹亭》很“好看”，歌词有诗意，曲子悦耳。《牡丹亭》还很“耐看”，经得起咀嚼、琢磨。剧里蕴含着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充满人生哲理。在任何时代，爱情都是永恒的主题。青年人在寻求真情真爱；女性追求独立，还有代沟问题，这些是任何时代都会遇到的问题。

　　说起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二人的戏剧其实非常接近，都是开放式结构。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改西方古典戏剧三一律，呈现非常自由的叙事结构，时间、地点不受舞台约束，结构是流动的。汤显祖的戏剧属于明传奇，这种戏曲一改元杂剧大多只有三四幕戏的惯例，成为长度与结构都比较自由的戏剧。《牡丹亭》共55出，可以只演一个晚上，也可演两三晚，甚至有六晚超20小时的，其中的某些部分可以单独演出。此外，他们的创作精神也极其相似。莎士比亚戏剧高扬人文主义精神，汤显祖的戏曲有强烈的批判性，宣扬个性解放。古希腊时期戏剧要么是悲剧，要么是喜剧，但莎士比亚开创悲喜融合的先河，汤显祖的戏曲也是这样，充满悲欢离合。世间只有情难诉，而他们的剧作恰恰都长于抒情，可称作“诗剧”。

　　是日本学者首先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事实上，和中国人对于莎士比亚的熟悉相比，不但西方人对于汤显祖的了解是片面的，中国人也还没有真正走进汤显祖的世界。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