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名片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1997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2008年，凭借《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凭借《古炉》获施耐庵文学奖 。2015年，凭借《老生》入选2014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之首。2016年1月22日，贾平凹入选2015“当当年度影响力作家”评选小说家榜前五名。

贾平凹：“我有使命不敢怠”

□  行 超

三秦大地，似乎是一块有着神奇力量的土壤。这里曾经是13个王朝的故都所在，拥有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同时，这里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农业文明在这里生生不息。在陕西作家中，不管是柳青、杜鹏程，还是陈忠实、路遥，以及大部分出生在20世纪40至60年代的作家，他们几乎都来自乡下，出身农村，从小读的是“十七年”文学，受的是现实主义教育，这便决定了现实主义、农村题材一直是陕西文学的主流。贾平凹亦不例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便有意地在作品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当然，这是属于陕西、属于商洛地区的根据地。贾平凹几乎认定了，自己这辈子基本上就是要为农村和农民写作的，原因再简单不过，“这块地方长萝卜，肯定就是长萝卜，长不了别的蔬菜”。

然而，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不同的是，贾平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一种近乎“巫”的东西，比如《秦腔》中那些纷繁的山野风情、《老生》中那活得超越了生死的唱师等。贾平凹说，这些东西同样来自生活，来自自己童年时期的乡村记忆。贾平凹的老家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在秦岭以南，是楚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交界的地方，自古以来便流传着许多半真半假的神话传说，也有着一套复杂而完备的乡村习俗。他小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医疗条件落后，人们常常用风水、念咒等方法驱散病魔，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习惯，成了信仰。时至今日，贾平凹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步骤和程序，甚至有时也会自己做一回“巫师”，“大多是安慰性质的，缓解焦虑吧”。写作中的贾平凹常常会回想起这些“怪力乱神”，他说在小说中写这些并非是为了猎奇或刻意表现，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一整套复杂的管理办法，这其中包括宗教、氏族、伦理、行政、法律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谓的风俗、习惯其实就是为了维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存和信仰的一种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只有真实地写出这些，才能完整表现农村生活的真正形态。

长篇小说《老生》的封底上印有作者贾平凹的自述：“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出生于1952年的贾平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正是因了心中这不容怠慢的使命感，如今已年逾花甲的他始终持续不断地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着佳作。近年来，从《高兴》《秦腔》《浮躁》，到《古炉》《带灯》《老生》，每隔一两年，贾平凹都会奉上一本厚重的大长篇，而每一次写作都是他对自己发起的新的挑战。贾平凹的勤奋和创造力令人感佩，也正因此，他被读者和批评家赞为文坛“劳模”。

贾平凹曾说过：“生活为源泉，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我感到艺术的感受是一种生活趣味，也是人生态度，情操所致。我必须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断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待提笔时才能写出要写的东西。”不管是“商州系列”和《土门》《高老庄》《秦腔》，还是最近的《带灯》《老生》，贾平凹的笔墨全都倾注在陕西这块辽阔的土地上。20世纪70年代，贾平凹从老家棣花镇来到西安，几十年来，他从未切断自己与故乡、与农村的精神联系。80年代以来，贾平凹跑遍了陕南几乎所有重要的乡镇和村庄。他从来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作家，总是喜欢出去看看。“下去走走”是他的喜好，去上海、北京看看是因为想要了解中国目前最发达地区的风貌。有意思的是，走了这么多年，贾平凹始终乡音未改，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他永远都操着一口浓郁的陕西腔，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标志。在小说中，陕西的方言、口语也会不时出现，因为“老家的土语口语最能表达那个意思，非要说成普通话就怪得很”。贾平凹深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生活在城市看不出来，常年待在农村也看不出来。只有跳出来，站在西安看老家，站在老家看中国才能看清楚。只有像这样‘抓两头’，才能掌握中国社会的形态”。

2010年底，刚刚结束《古炉》创作的贾平凹来到了著名的贫困县——甘肃省定西县。他在这里扎扎实实地生活过、观察过、思考过，如此，便有了《定西笔记》。在十几天的行走过程中，贾平凹深切感受到了贫穷，同时也发现了这种贫穷掩盖下的璀璨的精神文化。早在1996年，贾平凹就曾下江南“体验生活”，归来创作了《江浙日记》。与之相比，《定西笔记》无疑是更进一步的。贾平凹很清楚其中的差别——前者是考察，后者是真实的生活感受。所以他一般不喜欢团队采访，认为那样很难看到最真实的东西，目之所及基本上都是被安排的、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好的地方。贾平凹喜欢“自己去，最多带一两个人帮忙开车，找一个当地朋友，跟他走一走，听他说一说，走到哪住到哪，该吃饭的时候随便找一家人，进去给人家点钱，吃口家常饭”。就像《定西笔记》里写的:“他不让打招呼，悄悄来的，你可不要给人说呀！”

还有小说《带灯》，这个描写乡镇女干部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确切的原型。“带灯”是陕西一个乡镇的综合治理办公室干部，连续多年，她每天都要给贾平凹发短信，有时一两条，有时更多，她事无巨细地向贾平凹讲述自己的工作、生活。贾平凹渐渐被这个来自深山的文艺女青年的故事所吸引，《带灯》的故事开始在他心中发酵。贾平凹坦言，《带灯》的创作也是他整理自己的过程，通过小说的创作，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了解了在那里生活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他说过：“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即使被认为具有强烈神话色彩的《老生》，贾平凹也坚持认为他写的其实是现实。三年前的春节，贾平凹回了一趟棣花镇。在当地，除夕夜里到祖坟上点灯是重要的风俗，如果谁家的祖坟上没有点灯，那就是这家绝户了。“我跪在坟头，四周都是黑暗，点上了蜡烛，黑暗更浓，整个世界仿佛只是那一粒烛焰，但爷爷奶奶的容貌、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是那样的清晰。”《老生》的构思便由此开始了。回到西安后，贾平凹长时间里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什么都不做，只是吃烟，“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为了写《老生》，贾平凹把《山海经》读了好多遍，他说，“中国人的文化思维都在《山海经》里，对外部世界形成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从这里来的。”于是，《老生》中“说一句，念一句”的《山海经》成了另一条线索，“《山海经》是一座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

在《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时，贾平凹不无感慨地说：“有幸生在中国，有幸目睹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象，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为了眼前的目睹、心中的忧患，贾平凹的写作从不懈怠，他的行走也从未停止。陈思和评价贾平凹的小说是一种类似《红楼梦》的、“法自然”的写作方式，认为他“用特有的艺术手段平平淡淡地颠覆了、还原了社会生活的民间化和日常化”。贾平凹深以为然：“其实最好的东西都是最朴素、最平实的，你就老老实实地把它表现出来，胜过一切技巧。”

 

﹥﹥作品选介

《秦腔》简介

 《秦腔》是贾平凹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作品以贾平凹生长于斯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通过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小说采取疯子引生的视角来叙述。清风街有两家大户：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败，因此夏家家族的变迁演便成了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象征。

这部被绝大部分评论家称为书写当代中国农村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使贾平凹在创作上达到了又一高峰。《秦腔》之所以所受到一片赞誉，以及被整个文坛充分肯定，其一是敏感先锋地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代情绪，其二是对正在消逝的农耕乡村的一曲挽歌，其三是为“三农”问题专家提供了许多社会学意义上的经验和材料，其四是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这一重要时期的面貌和变迁。

另外，在其艺术表现手法上，《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贾平凹以对农村农民过着的“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的痛切感受，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入手的描写，细流蔓延，汇流成海，浑然天成，直达本质的真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对近年来许多临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

《秦腔》看似日常、琐碎，实则坚韧、淡定。它显示出了贾平凹在叙事上一次冒险的“野心”，一次白描炫技的成功。或许贾平凹比任何人都看清了在现代化、城市浪潮的冲击下，新一代农村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古老的农村文化势不可挡地解体的洪流，因此，他借用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秦腔，赋予它成为小说中一种民间文化载体的意义，同时利用这一传统文化的表征，讲述农村宿命般走向衰败萧瑟的必然，讲述他对故乡这块碑的挚诚。

《秦腔》所表现的情感冲突，绝非剑拔弩张，而是一种渗透在农民骨子里、浸透在日常生活的嬗变中的一种无奈，一种所有人都被裹挟到浪潮中的身不由己。热爱土地而又无法守住土地、一步步从土地出走的农民带给作家的道义和矛盾、忧患与焦灼、迷惘和悲凉，使贾平凹付出挽歌的情感，写下了中国农村正发生着的千年未有的巨大变化，写下了原来乡村生活及其文化形态的分崩离析，写下了“中国一等伤心人”的心酸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