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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1948年生于苏联斯坦尼斯拉夫（现为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擅长纪实性文学作品。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已出版的著作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锌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2015年10月8日，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阿列克西耶维奇：我希望自己的书是编年史
□ 侯玮红
2015年10月8日明斯克时间下午两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这一消息迅速成为网络和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而阿列克西耶维奇憨厚朴实、从容淡定的笑脸也由此频繁映入公众的视野。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白俄罗斯作家、第六位俄语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离不开苏联，有关苏联及后苏联生活中的一切是其创作中永远的关注对象。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授奖词中提出，将奖项授予她是“为了她多声音的创作——当代痛苦与勇气的纪念碑”。这句话精辟地总结了阿列克西耶维奇创作中的三个特点：以编年体式为每个时代修筑纪念碑为创作宗旨，以平等展现各种人的声音为创作风格，以对痛苦与勇气的全面反映为创作内容。在整整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女作家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不畏艰险的勇气和不断探索的精神，开创、丰富并完善着这一全新的文学体裁。
阿列克西耶维奇1948年5月31日生于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克夫斯克市，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1972年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做过中学教师和报刊编辑。她写于1975年的处女作《我离开了农村》由一些离开家乡的人们的独白构成。书没有得到出版，但其写作风格已初露端倪。她坦言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体裁——短篇小说、政论文、访谈录等，不过对她产生关键性影响的是同为白俄罗斯作家的阿达莫维奇及其著作《我来自火红的农村》和《围困之书》。这两部书都不是阿达莫维奇一人写成，而是他和多位作家合作的成果，但这种对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都比较新颖的体裁属于他的独创。阿达莫维奇一直在为这种新的体裁寻找准确的定义——“集合性小说”“清唱剧小说”“自己说自己的人”“史诗性合唱小说”等。阿列克西耶维奇视其为导师，多次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说他帮助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路。现在看来，阿达莫维奇确实启迪了女作家的心智，使她发现了自己真实的内心需要及获得这种满足的途径。阿列克西耶维奇在一次采访中说：“我长久地寻找自己，希望找到这样一种能够接近真实的方式，正是真实折磨着我，吸引着我，也令我着迷。抓住真实，就是我之所想。而这种体裁——由多人的声音、忏悔、人们心灵的证据和见证组成的体裁瞬间就攫住了我。是的，我正是这样看待和倾听世界：通过声音，通过日常生活和存在的细节。我的视觉和听觉就是由此组成的。而我做过的一切都成为必需：因为它需要你同时是作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家、说教者……从成千上万的声音、我们日常生活和存在的片段、词语以及词语和词语之间、词语之外的东西中——我组织起的不是真实(真实是无法企及的)，而是形象，是自己时代的形象，是我们对它的看法，我们对它的感觉。真实性产生于视野的多样性……我从和我同时代生活的人中组织起自己国家的形象。我希望自己的书是编年史，是我所遇到的和与他们同行的几代人的百科全书……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信仰什么？他们怎样去希望、又是如何没有能够成为幸福的人。”
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路，女作家就以其执着一路走来，收获着累累硕果：从1983年写完《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之后，作家又相继出版了《最后的见证者》(1985年)、《锌皮娃娃兵》(1989年)、《被死亡诱惑的人们》(1993年)、《切尔诺贝利的祈祷》(1997年)和《二手时代》(2013年)。这些书是众多普通人关于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及苏联及后苏联生活的讲述，著名评论家列夫·安宁斯基称之为“我们绝无仅有的著作”，说它“可能是俄罗斯(或者准确些说是苏联和后苏联)文化中的第一部——对几代人的生活和70年社会主义现实本身进行跟踪、纪实和艺术加工的作品”，是“活生生的、人民自己讲述、由天才与诚实的编年史作家记录、倾听和整理的历史”。而且，阿列克西耶维奇笔下的历史不是干巴巴的史实，而是“情感的历史”：“我的书都是我在街头仔细观察和倾听得来的。其中都是真实的人讲述自己时代的主要事件——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切尔诺贝利，他们把这些都存在脑子里——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旧的也是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微小的个人的命运史。”例如《切尔诺贝利的祈祷》这部作品，作家认为这不是一本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书，而是关于切尔诺贝利之后的世界的作品，“它讲的是人们怎样去生活，去适应新的、正在发生但还不能理解的现实。那些经历过这起事故并在事故之后生活的人们得到了新的知识，是整个人类的知识。可以说他们已经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核战争之后，所以这部书的副标题是——未来纪事”。这些作品组成了苏联和后苏联人们心灵的艺术纪实编年史，印证了列夫·托尔斯泰多次强调的观点：“跟踪生活本身远远比对它进行臆造更加有趣。”它们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冠之以“乌托邦之声”系列，成为作家获得该奖的主要依据。
当然，批评之声也时常出现，比如和平主义、自然主义和对苏联女性英雄形象的去神圣化等。应当说，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获奖还是说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些偏好。
﹡侯玮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
【书评1】高莽：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
直到现在，读者围绕着《锌皮娃娃兵》的争论仍然未休。
到目前为止，阿列克西耶维奇已出版了五部纪实文学作品，即《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和《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现有三部话剧和近二十部纪实影片，是根据其纪实文学作品改编、拍摄而成。她准备再写两部书，即《永恒狩猎的美丽》和《啊，傍晚的光亮！》。这两部作品虽还没有着手，但她已联想到它们诞生时的情形，这也许正是女性作家的一种特殊感悟。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和书写“真实”的特色。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连接的事件、局部的现象，却给人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记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让讲话者倾诉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
世界是斑斓的，而真实是刺眼的，更是刺心的！
我想起九年前与她会晤时，她一再强调的创作“文献文学”的原因与其重要意义，我想起她在赠书上写的题词。如今，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又会晤了，这次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作品。这是值得纪念、值得庆贺的会晤。
选自2014年8月31日《深圳晚报》）
【书评1】高莽：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
直到现在，读者围绕着《锌皮娃娃兵》的争论仍然未休。
到目前为止，阿列克西耶维奇已出版了五部纪实文学作品，即《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和《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现有三部话剧和近二十部纪实影片，是根据其纪实文学作品改编、拍摄而成。她准备再写两部书，即《永恒狩猎的美丽》和《啊，傍晚的光亮！》。这两部作品虽还没有着手，但她已联想到它们诞生时的情形，这也许正是女性作家的一种特殊感悟。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和书写“真实”的特色。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连接的事件、局部的现象，却给人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记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让讲话者倾诉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
世界是斑斓的，而真实是刺眼的，更是刺心的！
我想起九年前与她会晤时，她一再强调的创作“文献文学”的原因与其重要意义，我想起她在赠书上写的题词。如今，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又会晤了，这次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作品。这是值得纪念、值得庆贺的会晤。
（选自2014年8月31日《深圳晚报》）
﹡高莽，翻译家，《锌皮娃娃兵》中文译者。长期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与对外友好活动，同时从事文学与美术创作。2013年11月，因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获“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
【书评2】姚莉：我是通过人说话的声音来聆听世界的
锌皮，苏联用它来特制存放尸体的棺材，而装在里面的，是在历时十年之久的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二十岁左右的娃娃兵。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抱着满腔报国的热忱并以为自己是去为一场正义战争献身的。
“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认识真理；二是回避真理。莫非我们要再次遮遮掩掩？”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发问。然而，揭穿一场以国家名义发动的战争的真相，需要怎样的勇气，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立场无比坚定——战争就是战争，无论以怎样的名义。秉承如此立场的记录，无疑是站在了人道主义的高度。无论战争的正义与否，对人的伤害都是惨重的。书中的几十篇文字，每一篇都是对战争血淋淋的控诉。除了参战将士、医护人员以外，更有许多来自于母亲和妻子的伤痛回忆。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非常艰难，刺眼刺心。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人世间的悲痛有百种反映。”这些反映，如不是你亲耳听闻、亲眼所见，当真难以想象。母亲的痛呼：“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抚养大的不是一个小伙子，是一棵大橡树啊！有两米高。”精神失常的小兵 “从喀布尔开始他就乱挖，手里有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挖，不管是铁锨、叉子、棍子，还是自来水笔”。
从战场回来的人去拔牙，拔了一颗又一颗，他在休克中痛得突然嚷了一句，女医生瞧着，近乎厌恶地说：“满嘴是血，还说话……”于是，“我心想，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讲真话了，因为人人都这么看待我们，满嘴是血，他们还说话……”
与当事人沉默中的愤怒相较，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被施以高压的情形下仍坚持完成了《锌皮娃娃兵》的创作，拼着满嘴是血也要吐露真言。本书甚至一度被列为禁书。在书中，她引用了尼·别尔嘉耶夫的话“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我仅仅是自己的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拼尽最后力气的高喊“真理高于俄罗斯”，来佐证自己的立场。其实，无须任何佐证。这几十篇真实到不忍卒读的口述，已经是最强大最有力的呐喊。真实，自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尽管阿列克谢耶维奇自陈——我是通过人说话的声音来聆听世界的，但她所呈现出的“声音”却是别样的，在素朴的不露痕迹的文字背后，暗含了作者精心的加工，全书在挖掘人物的心灵和思想方面的水准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而这一点，仅凭对口述的忠实记录是无论如何难以望其项背的。
战争的残酷不容置疑。在被残酷笼罩的幕布下，亲身经历的人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应该被世界听到。阿列克谢耶维奇掀开了幕布的一角。只是，这样的声音，听到的人太少太少。
（选自新浪博客）
【书摘】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运输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