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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俄语：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和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深切的同情，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丑恶现象。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契诃夫：由幽默走向忧郁

皖 文

在文学领域里，俄罗斯是个微妙的国家。善写长篇小说的大师，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巴尔加科夫、纳博科夫、高尔基，他们的大部头厚重得可以砸死人；但善写短篇的，却相形见少，普希金、纳博科夫、皮里尼亚克就算是短篇能手了，真的纯以短篇胜出，也许只有契诃夫和巴别尔。

托尔斯泰想陈述一个社会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写一个人的内心情感，抖开来就是一个小中篇的分量。大家满心郁积，浩浩荡荡，都不缺内容丰满，所以俄罗斯小说家里，但凡沉得下心来，善于剪裁的，就言简义丰，余味无穷了，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说契诃夫、莫泊桑和欧·亨利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还是比较公允的。

契诃夫有不少作品入选了中国语文课本，比如 《凡卡》，比如《变色龙》，比如《装在套子里的人》；又因为他风格变化之大，大家总习惯按着《变色龙》或 《装在套子里的人》 去理解他：漫画式的白描，尖锐的讽刺，俄罗斯式的市井幽默感……所以仿佛他就是个冷幽默的俄罗斯小说家似的。

实际上，最讨厌《变色龙》作者的人，是契诃夫自己。他属于早慧的小说家，23岁在大学时，已经写出了《在钉子上》《胖子和瘦子》《公务员之死》等幽默讽刺小品；24岁大学毕业那年，《变色龙》发表，他出了自己第一本集子。直到那年，他才开始琢磨一个现实问题：“也许我可以不当医生，改当小说家？”

26岁那年，他写出了《烦恼》和《凡卡》。他依然不想用太冷峻的笔调，但已经开始触及弱势群体的灵魂深处。他写小人物，便是小人物，契诃夫将自己放得很平。他早期的聪慧和幽默，保证他的文章无论主旨如何，终究不会丧失可读性。27岁那年，他到了创作高峰。他28岁时发表了《草原》，他得到了俄罗斯科学院的普希金奖。

30岁那年，他去库页岛，看到流放地的苦难。索尔仁尼琴很多年后触及到的古拉格惨状，契诃夫在19世纪末就感受到了。他开始写得更深，更不快乐。那个幽默滑稽的契诃夫逐渐流逝了。他甚至为自己有过《变色龙》这样的小说而苦恼过，因为“无论我如何变化，读者总还希望我给他们讲点笑话”。

30岁之后的契诃夫，可能是人类史上最忧郁的小说家。《农民》《挂在脖子上的安娜》《第六病室》。他沉郁顿挫，深刻敏锐，幸而还有他轻逸自如的文风，让他的小说不至于令你产生阅读障碍。他成了个战士，他曾经用来开玩笑的讽刺笔调，让他可以轻易找到俄罗斯社会的症结，并精确地予以攻击。托尔斯泰推崇他精确到位的描写：“每一笔的意义都独一无二！ ”

莫泊桑未到44岁死去，契诃夫死在44岁，欧·亨利死于48岁。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都有着超卓的幽默感，也许欧·亨利的小说欢腾些，契诃夫的更漫画些，莫泊桑的更讽刺些，但私下里，他们都比小说里表现出来的更不快乐。就像你所知道的：喜剧大师如卓别林和周星驰，同样性格沉郁。他们的简洁和冷幽默，都是以自己为祭品的。契诃夫晚年急转直下的阴郁，也许只因为，他无法再继续强颜欢笑了。

错过契诃夫，是这个时代阅读的遗憾

边文  辑录

在很多国人心中，俄国作家契诃夫以短篇小说著称，《变色龙》《套中人》等充满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脍炙人口。相对而言，契诃夫的戏剧成就少有人知。2014年是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推出《契诃夫戏剧全集》(总四卷)，收录契诃夫一生创作的17个剧本，共53万字，这是契诃夫戏剧在我国首次以“全集”形式呈现，译者有焦菊隐、李健吾、童道明三位名家。
　　童道明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戏剧评论家。1959年，童道明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读三年级，因暑假回国而错过选课，后来只得选择了年轻讲师拉克申的“契诃夫戏剧”。他的学年论文是《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被拉克申打了5分（最高分）。论文讲评会后，拉克申留住童道明：“童，我给你的论文打5分，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拉克申对童道明说了一句令他至今难忘并赞同的话：“契诃夫尽管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属于20世纪。”1963年后，童道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96年开始剧本创作。多年来一直出书、撰文推介契诃夫，在他所著《阅读契诃夫》一书中写道：“我不擅长译事，翻译契诃夫是因为心仪契诃夫。”
    契诃夫戏剧为什么在今天值得阅读？他的戏剧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童道明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契诃夫对戏剧的贡献要大于对小说的贡献，他所传递的人文关怀穿越时空。“《契诃夫戏剧全集》是一个早该填补的空白。”童道明说，错过契诃夫，是这个时代阅读的遗憾。
　　发现契诃夫戏剧，中国晚了半个世纪。2004年，契诃夫逝世100周年。当年的北京戏剧节，主题为“永远的契诃夫”。童道明清楚地记得，戏剧节现场有记者疑惑：契诃夫不是小说家吗，他也写戏剧？在那年的戏剧节上，由童道明翻译的《没有父亲的人》（又名《普拉东诺夫》） 成为在中国首演的契诃夫戏剧。从此之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频频上演。“在他戏剧价值的发现上，中国比西方足足晚了半个世纪”。
　　在契诃夫戏剧中，《樱桃园》是童道明最喜爱的一部。剧中的樱桃园，因贵族主人无可避免的没落，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占有。“难道我们看《樱桃园》只是为了解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阶级变动吗？显然不是”，童道明说，当代人可将“樱桃园”视作一种象征：虽然老旧，但依然美丽的事物。人类在时代前进的过程中，总是无奈地与这些事物告别。“好的戏剧应适合任何时代的解读，在这方面，契诃夫戏剧是正是典范”。童道明曾撰文《惜别樱桃园》：“谢谢契诃夫。他的《樱桃园》同时给予我们以心灵的震动与慰藉……他启发我们这些即将进入21世纪的人，要懂得多愁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
　　契诃夫的代表作《海鸥》成为其戏剧文学化的开端。“他的戏剧很注重文学性，有着很强的诗性与美感，这正是他的戏剧超越其小说的地方，这一点影响了我的戏剧创作。”童道明说。　　1996年，正值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诞生100周年，童道明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写一个中国人演《海鸥》的故事，他们的命运和100年前如出一辙。剧本《我是海鸥》应运而生。“《海鸥》中有不少关于文学的谈话，我在《我是海鸥》中也引入这种方式，借此表达我对文学及人生的看法”。2009年，童道明创作的第二部戏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在蓬蒿剧场首演，已故诗人冯至成为该剧主人翁。之后，《秋天的忧郁》《歌声从哪里来》等相继出炉。这些剧本无不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并将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投射在创作之中，因此，戏剧界称其作品为“人文戏剧”。2013年，童道明的戏剧《一双眼睛两条河》尝试了契诃夫所提及的“强劲地开始，柔缓地结束”，采用对话朗读的表演形式，全剧除了男女主角的一次拥抱，没有任何肢体动作，但充满诗意的台词极具感染力。2014年2月7日，童道明完成了自己的第8个剧本《契诃夫和米齐诺娃》。他还将出四本关于契诃夫的新书，均已撰写完毕。长达400页的《契诃夫书信集》即将出版。他一直将契诃夫的一句话视作座右铭：“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的脉搏在我身上跳动得越加有力。”
　　记者问：“很多中国人认识契诃夫，是通过中学课本中他的小说《变色龙》，在很多人印象中，契诃夫是一位充满讽刺、批判意识的激进作家，事实是这样吗？”童道明说：“这是一种误解。相比19世纪的其他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很温和的。他并不非常激烈，他更善于挖掘人性本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高尔基都非常喜欢契诃夫。高尔基曾说：‘每一个来到安东·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他在回忆录中也曾说他想成为契诃夫那样自由的人。我曾经编过一本《阅读契诃夫》，其中收录了很多以前在国内知名度不是很高的作品，其实就是想扭转人们对于契诃夫的认识，让人们认识到，契诃夫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作家。”
　　记者问：“契诃夫逝世半个世纪后，他的戏剧价值才被人承认，你认为他戏剧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童道明说：“上世纪50年代，西方现代派戏剧崛起。当时的戏剧研究者发现，现代派戏剧剧中人物之间没有直接冲突，也没正面和反面角色，戏剧冲突不再是个体之间的冲突，而是一群人和社会现实的冲突，反映人的生存境遇与现实环境对人性的压迫。于是，人们向上溯源，发现了契诃夫。契诃夫的戏剧人物同样没有冲突，但他们都痛苦着、渴望着。关于契诃夫还有一个关键词——人文关怀，虽然这个词并不新鲜，大家都在说，但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品质。他的人文关怀可以穿越时空。”
　　记者问：“我们如何形象地理解契诃夫戏剧在戏剧界的地位？”童道明说：“在如今的戏剧界，被演出剧目最多的戏剧家，一个是莎士比亚，一个是契诃夫。著名戏剧导演、英国人彼得·布鲁克有两部经典剧目：一部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部是契诃夫的《樱桃园》，这两部剧被国际戏剧界公认为经典戏剧的典范。”
　  在回答“在契诃夫戏剧成就的发现上，中国为什么晚了西方50年”这个问题时，童道明说：“契诃夫描写的是在没有物质匮乏的时代之下，人们精神所遭受的痛苦，关注的是人们超脱于物质追求之上的精神追求。契诃夫曾说过，多年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会变得非常好，但依然会有人说：我们不快乐。他预见了100年以后的现代生活。在亚洲，经济较为发达的日本先于中国理解契诃夫。当我们衣食无忧后，才能发现契诃夫所倡导的精神追求是多么重要。”至于契诃夫为何能在那个年代预见未来的生活，童道明说：“因为契诃夫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人。他没有宗教信仰，蔑视一切权威，对任何事物都不顶礼膜拜。最重要的，是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认为，时代是前进的，人们的精神追求是永恒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俄国作家罗扎诺夫曾说：‘他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不过他更精致、更典雅。’”
　　在谈到契诃夫戏剧对中国文学的启示时，童道明说：“一个美国文学史论家曾说过：‘在反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剧作家能超过契诃夫。’这给我们的启示重大。人与人的隔膜也是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主题。中国文坛，最能反映‘隔膜’的作家唯有鲁迅。我很同意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句话：从20世纪到21世纪，说哪个中国作家比较伟大，如果真的有的话，鲁迅肯定是伟大的。”
　　记者问：“59岁时，你尝试写戏剧，契诃夫给了你怎样的影响？”童道明说：“现代派戏剧所展现的，是一群人跟包围这一群人的社会环境的冲突。契诃夫的作品是如此，曹禺的作品也是如此。那时候，我就想写一部悲剧，因为中国没有当代悲剧，戏剧缺少悲悯情怀，这是中国当代戏剧最大的缺憾。而曹禺在他的作品中的所展现的善良和充满悲悯的人文关怀，自他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
　　记者问：“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戏剧是在剧场欣赏的，而不是在剧本里读的。剧本为何值得一读？”童道明说：“戏剧的文学魅力不应该被忽视。我一直坚持，好的剧本是值得阅读的，契诃夫的剧本也一直不乏读者。契诃夫剧本中的语言与日常生活拉开距离，游离于原始化语言，剧中的语言充满诗意、哲理，并能深深触动读者的内心。
　 谈到如何认识契诃夫的7部多幕戏剧，童道明说：“7部中，《没有父亲的人》是契诃夫最早一部戏剧，与《林妖》《伊凡诺夫》同属他早期作品，这些作品与莎翁的《哈姆雷特》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描写一个时代给予人的精神痛苦。《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被认为是契诃夫的四大经典剧目，文学成就更高。从《海鸥》开始，契诃夫有了明确的戏剧革新意愿，打破传统的戏剧模式，包含更多创新元素，也是他戏剧散文化的开端，从此，他的戏剧更接近于诗歌。读者要阅读契诃夫，可从这四部开始。
 

契诃夫书信，是童道明对契诃夫的研究的新发现。他说：“要深入了解契诃夫，读他的书信是一个好渠道。契诃夫的书信有4000余件，占他文学遗产的1/3，与列夫·托尔斯泰的日记并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两大奇观。从他的书信中，你可以读出他的人格：怀有善良之心、悲悯情怀。而这正是他能写出伟大戏剧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