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名片】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2.27～1968.12.20），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品有小说《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珍珠》《伊甸之东》《烦恼的冬天》等。他熟悉社会底层的人们，许多作品都以他们为主人公，表现了底层人的善良、质朴的品格，创造了“斯坦贝克式的英雄”形象。同时，他的小说艺术造诣很高，将写实风格与幻想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后来美国文学，尤其是西部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

约翰·斯坦贝克的创作之路

 □ 易文

“人类已被证明具有伟大的心灵和精神——面临失败的勇气，勇敢无畏的精神，宽恕和仁爱之心。作为一名作家，必须宣扬和赞颂这些。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能热忱地相信人类有自我提高的能力，就不会献身于文学，也不能算是文学界的一员。”这是约翰·斯坦贝克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时说的话。约翰·斯坦贝克的许多作品以美国的土地和人民为题材。他替穷苦人说话，为被压迫者申辩。他的小说刻画了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他们生活时世的广阔壮丽的图景。 
    约翰·恩斯特·斯坦贝克于1902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小镇萨利纳斯。他的父亲是个磨坊主，母亲曾经当过教师。在母亲的熏陶下，小约翰有了对读书的强烈爱好和对写作的兴趣。学生时期，他很早就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还经常给他中学的报纸写文章。不过他的许多课余时间却是在室外度过的，或在农场干活，或在加州的山岭谷地中漫游。这些地方后来就成为他的小说的背景。1920年，约翰毕业于萨利纳斯中学，入加州斯坦福大学就学。由于生性好动，加之对自己的职业举棋不定，他还长期离开学校到农场、制糖厂和修路队去干活。 最后在1925年，他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年轻的斯坦贝克决意要当作家，并认为纽约市是自己起步之处，因而启程东行。在纽约，他做过各种工作，包括在《纽约日报》当记者。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对记者这种职业感到失望和厌烦。于是，他返回加州，投身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斯坦贝克的第一部小说《金杯》发表于1929年。这是一部描写17世纪加勒比海海盗的历史小说。这本书虽然不成功，但毕竟为他挣得一笔钱，足够他1930年和卡罗尔·亨宁结婚的开销。不久以后，他又写了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比起前一部来，更为逊色。不过，巧遇良机，其中名为《天堂牧场》的那一部为他的作家生涯奠定了根基。有一天，一位乘火车出门远行的纽约出版商帕斯卡尔·科维西，偶然间买了本《天堂牧场》在火车上看。这本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立即与这位年轻的作者取得联系。他得知斯坦贝克还写好了另一部小说，但是已经有七家出版商拒绝给他出版，科维西便把小说要去看了。这部小说就是《煎饼坪》，1935年由科维西出版，这本书成为斯坦贝克第一部大获成功的作品。1936年，他又发表了《胜负未决的战斗》。这是一部描写加州采果工人罢工的现实主义小说，饱含着辛酸苦楚。 
    斯坦贝克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人与鼠》发表于1937年，写的是两个流离失所的农业工人的故事。斯坦贝克开始动笔时写的是剧本，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写成了一部小说。大获成功之后，他又把小说改编成剧本。斯坦贝克因《人与鼠》而获得1937年纽约戏剧评论家奖金，被誉为“触及了真正扎根于美国生活的主题”。这部小说使斯坦贝克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 
    两年后，斯坦贝克写的又一本书《愤怒的葡萄》给他带来国际声誉。这是他的杰作，是一部饱含着愤怒的长篇小说，写的是贫苦农民从风沙迷漫的俄克拉何马州平原流落到富庶的加利福尼亚州谷地的悲惨故事。1940年，《愤怒的葡萄》作为当年的最佳小说获得普利策奖金。但是，对斯坦贝克个人来说，这部小说也带来了成名之后的苦恼。他喜欢过简朴安静的生活，不喜欢参加文艺界聚会、应邀讲话和亲笔签名。他觉得与农民、采果工人和工厂工人这样的普通百姓在一起最自在。 
    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坦贝克以《纽约先驱论坛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过英国、北非和意大利。 斯坦贝克战后写的第一部小说《罐头工厂街》又是以他的故乡加利福尼亚为背景。随后，他于1947年发表了《不如意的公共汽车》。但是这两本书都不大成功，于是斯坦贝克就把注意力转到写作电影剧本和戏剧方面去了。 
    其后，他在1951年发表了《伊甸园以东》。他自认为这是他一生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伊甸园以东》是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在加州开拓新生活的两家人在美国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 
    在50年代，斯坦贝克继续写作。但是，评论家们认为他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不是上乘之作，有些人甚至说斯坦贝克大概已经开始从作家生涯的顶峰走下坡路了。然而在1961年，斯坦贝克却随着《我们不满的冬天》的发表而东山再起。在这部小说里，他描述了一个出身于新英格兰世家的男子如何由于为安全问题提心吊胆而背弃了他的理想主义。这本书博得许多评论家的好评，尤其给瑞典文学院的评选委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些评选委员在1962年给斯坦贝克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同年，斯坦贝克发表了《同查利旅行》，描写了他和爱犬在美国的游历。这是迄今对美国最生动的描述之一。 
    1966年初，斯坦贝克作为纽约报纸《新闻日报》的战地记者前往南越。 
    斯坦贝克返回美国后，继续在家中写作。但是，在1968年5月，他的身体开始垮下来。1968年12月21日，他因心脏病发作逝世，终年66岁。

【作品选介】

《愤怒的葡萄》

□ 博闻  辑

1937年秋，作者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沿途见到他们处于绝境，感到非常震动：“有五千户人家快饿死了，不光是挨饿，是快饿死了”，“问题非常尖锐”。这使他觉得他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写农民的悲剧，要为他们说话。这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动机。这部小说以经济危机时期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描述了乔德一家十二口从俄克拉荷马州向加利福尼亚州逃荒的艰难经历。他们将家中的一切变卖，换来一辆破旧的汽车，一家向西逃荒。年轻的诺亚和康尼半路上开了小差。到了加州，一切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剩余的劳动力压低佃农的工资，各地势力敲诈勒索和迫害流浪的农民。于是农民愤怒了，他们团结起来，奋起抗争。小说突出描写这些破产农民互助友爱的精神。互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从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作者通过人物的口强调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种互相救助与奢侈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坦贝克笔下的农民以切身的经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提高，体会到团结战斗的重要。小说中凯西、乔德、乔德的母亲三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牧师凯西随乔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大批农民破产、逃难的形势下，思想发生变化。他口头上虽说“人人都有罪”，心里却感到这是一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过、被捕入狱之后，懂得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成了一个罢工组织者，教育新老工人团结起来，警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凯西虽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传的道理、表现出来的英勇的行为使许多人受到教育。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不慎打死了人，蹲过监狱。出狱之后随家里人西迁，成了全家主要的劳动力。他性情耿直，见义勇为，敢于同欺压人的现象进行斗争。凯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个警察。他经过几次斗争，总结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最后他走上凯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乔德的母亲是家庭主妇，也是一家人的灵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发生动摇，她却始终满怀希望。她不仅照顾好家里人，而且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她同意凯西随一家人逃难，帮助比他们更饥饿的邻居的孩子，表现出劳动妇女无私的高尚品质。这位劳动人民的母亲不仅善于体谅别人，而且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劝说乔德，不要单枪匹马去对付警察，要参加集体行动。乔德打死警察、准备外逃时，她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穷人的路“越走越宽”，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朝前走”。斯坦贝克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现了从“我”到“我们”的主题，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工人阶级转化。

斯坦贝克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表达了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赞美。环境主义者提出：“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乔德的妈妈就是人与人和谐方面的光辉榜样，即使自己家处于困境，她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把宝贵的食品分给别人。她是这篇小说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就是一位导师和女神。她没有姓名，一直被称做“妈”，这使她的母亲形象更加完善。她细心关爱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需要帮助的邻里的孩子。她善待公公和婆婆，看到邻居的孩子围在饭锅的周围，她慷慨地把本来不足的食品均给孩子们。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或是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当威尔逊怕因为自己钱少会连累乔德一家时，她说：“你们绝不会连累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亚了。”另一个必须关注的人物是罗莎夏。她接过了母爱的大旗，把爱心传递。她在许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替妈妈照看生病的奶奶，她帮助奄奄一息的人，也帮助活着的人。尽管她有孕在身，还忙着做饭、洗衣、摘棉花，帮着挣钱养家。最为感人的是，罗莎夏忍受着孩子夭折的极大痛苦，用自己的乳汁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正如乔德妈在最后说的：“从前总是先照顾到自己一家人。现在不是这样了。对谁都是一样。日子过得越不顺当，越要帮别人的忙。”作者还借人物之口说：“我想我们成了一体，我们也就神圣了，人类成了一体，人类也就神圣了。”人类中心主义不但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导致人与人的对立。斯坦贝克笔下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

作者把联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浪的不是个别的农场主，不是警察，也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而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给了大公司侵占、没收个体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多办一些收容所，农民的处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收容所能容纳上百万破产的农民，这也不是劳动人民应该容忍的生活条件。斯坦贝克目睹这些惨状后，曾向政府提出给农民“分配小块田地”，“确定工资标准”和“不准镇压”等三项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如果书中描写的那些农民能够各自占有“小块田地”，他们又何苦流浪？他们破产了，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不可能“确定工资标准”。斯坦贝克的本意无疑是善良的，真诚的，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的解决办法是调和的，妥协的。正如批评家彼得·里斯卡所说：“仔细读来，《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产阶级放规矩一些，聪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状况。”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贝克看来，“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在斯坦贝克的观念中，人与人互不了解，难以沟通，生活有时甚至是无望的，但斯坦贝克始终保持着一点希望的火花，他相信人类最终还是能抵达乐土的。从小说最后一句话罗莎夏“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这句话看出，作者认为只要普通人之间互相关照，生活是有希望的。这就是他的灵感的来源，也是他的作品的精神所在。他认为人类有面对失败不气馁、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在与软弱和绝望进行的漫长战争中，这些是希望所在。

西方文化的主要权力结构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制度。在这一结构体系中，女性必须服从男性的利益，自然则必须屈服于机械化和文明社会的主宰。而生态女权主义正是结合了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的目标，挑战一切统治关系，并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观和社会结构。它的目标是改变权力结构本身。书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是为了凸显大地的母性特征及其神性，斯坦贝克敏锐地观察到，要想真正恢复对土地的敬畏，人类必须颠覆男权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观念，即土地的他性特征。斯坦贝克相信，作为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妇女将起到重要作用，给危机中的美国社会带来生机。

 “葡萄”一词的含义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圣经》中“葡萄”一词包含多层象征意义。其中之一，“葡萄”象征着主耶稣的子民。《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主是真葡萄树”中，耶稣对民众布道：“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耶稣把自己看成是一棵“真葡萄树”，而跟随他的苦难的民众——他的子民，则是“葡萄树”的“枝子”。斯坦贝克把《圣经》中“葡萄”的这层含义用进他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用“葡萄”来象征成千上万受尽压迫的劳苦大众，真可谓是独具匠心。

《愤怒的葡萄》是左翼文学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学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主流。一般说，凡是反映了当时群众斗争的作品，都属于左翼文学之列，包括党员作家和像斯坦贝克那样的非党作家的作品。斯坦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经历描写了经济危机期间广大农民的苦难和斗争，代表了左翼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愤怒的葡萄》出版之后，引起美国各州统治集团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有的议员出来指责；俄克拉何马州阻止电影公司去拍电影。有个人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快乐的葡萄》，说一户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亚时生活很贫穷，后来银行给他们贷款，农场主欢迎他们，给他们土地，他们经过辛勤劳动，变得富裕起来。据说这是为了“揭穿”斯坦贝克的“谎言”。事实究竟怎样呢？据到那里去拍电影的人说，流浪农业工人的苦难远远超过斯坦贝克的描写。所以，《愤怒的葡萄》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它的积极影响并不因为抵制、禁读、诬蔑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