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经学统治时代。在经学时代里，经书几乎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它不仅是共同的读本，而且还是世俗生活的规范与标准，因此，阅读经书既是私人的事情，也具有整合社会的基本功能。此外，经书还是社会教育的基本读本，只有研读经书、通过科考方可进入仕途。但是，这一切在文学时代被阻隔了。单就教育而言，被阻隔的不仅仅是一个读本问题，而是基本的教育理念发生了裂变。中国经学时代的教育理念其实是极其完备且井然有序的。就个人而言，受教育就是要学会敬天、亲民，达到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这一教育理念在现代社会戛然而止了，取代它的是现代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从周作人的《美文》开始，就提倡白话文要用美妙的语言写出美妙的文章，但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美”意味着什么？在古代，美是要归于敬天、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在天人合一之中归于完美。现代之所谓“个性”，在其崛起之时其实就凸显了它的苍白与柔弱。“个性”飞扬后的迷茫，生命的颓废与堕落，执笔的那颗心灵不复有经学时代的那种沉静与安详。

而中国近代所谓的“语文”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建立的。“语文”的叫法是很晚近的事情，大抵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具体的时间并未考证过，单知道20世纪50年代还发行名叫“国文”的课本，里边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而且白话文居多，可当作“语文”的前身。这一传统大概是1920年之后的产物，因为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是在那一年明令全国通用白话文教材。但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语文教育中始终存在，即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语文教育，语文应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面貌？直到现在，这还是我国基础教育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文学时代经历了一个世纪，我们的语文教育同样也在这个世纪中摸索前行，至今，基础教育中关于语文教育的争论最多，也最混乱。

文学取代文章学成为新的标准

“文章”这个词现在还在频繁使用，我们习惯称一篇稍有文采的文字为文章，无论小说、散文、随笔或是其他，似乎是个总称。其实，文章的历史贯穿整个经学时代，所谓文章是有特指的，即诗、词、文、赋，而小说、戏曲、传奇、杂说等都不能算作文章。经学时代，文章关涉大学之道，并非小事，所以曹丕才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典论·论文》）。到了“五四”时期，千年的文章传统断裂了，不仅如此，就连原本较为清晰的“文章”概念也变得模糊不清了，究其原因是文学的兴起。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成为中心，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文章没落了，文学兴起了。于是，人们开始习惯用文学而非文章的眼光打量一切。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出现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和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写作。将中国历史上的文章也好传奇也好，都按照文学的标准重新洗牌，重新打量。今天，我们对这种以文学来打量古人文字的方式已经习惯，几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其中的“颠倒”。其实，“文学”（literature）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事物，“文学”之成为文学，最初肇始于16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末才最终定名为“文学”，而这个词语及其相关的内涵“旅行”到汉语界，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后。文学在汉语界的展开，其影响及其后果，恐怕至今都难以估量到底有多大。

文学的建立，在“五四”新文学第一代作家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至少在鲁迅那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鲁迅一直徘徊挣扎于文学还是文章的选择之间。其20世纪30年代所谓的“在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里找不到的杂文写作，其实质就是抛弃所谓纯文学创作而向文章写作的回归。周作人也是这样，或者他比鲁迅更彻底，他一生的文字如果剔除早期的像《过去的生命》这样的几首白话诗，我们几乎很难说，那些随笔和小品文是纯粹的文学还是文章，以我们的阅读经验来讲，恐怕更接近传统的所谓文章的写作。然而，到了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这样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作家身上，已经很少有鲁迅和周作人的气质了。实际上，20世纪中国的文学时代也正是从这样比较纯粹的文学环境中开启的，这其中一定不能漏掉茅盾的功绩。有学者研究指出，茅盾的“子夜模式”奠定了后来40年代延安一直到共和国文学的宏大叙事的基本基调，甚至一直影响到80年代路遥的写作。

从茅盾到路遥，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现代中国所经历的经典的文学时代。而中国的语文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崛起并且最后定型的。除鲁迅外，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经典文学作品都长期是语文读本的基本选篇，而且对鲁迅的解读也被纳入到这样一个“文学”范畴当中。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在思考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时，文学是无论如何绕不过的话题。

关于中国语文教育，是要文学还是要文章，早期的教育者如夏丏尊、叶圣陶等人都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从现在存留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其对文章与文学关系的处理上至少还是模糊不清的。在他们多数人看来，文章的概念要大于文学，即文章包含文学。今天，我们站在文学时代之外来重新梳理这样一个问题时，或许比身在其中的他们看得清楚一些。

“焦点叙事”趋于固定化与类型化

那么，文学给语文教育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最大的影响是“焦点（消失点）叙事”的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篇文字要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不能跑题，而且整篇文字是一个封闭的结构。

经典文学的写作，其内容大概不外乎三种，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是谁”的写作即现代性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认，从根本上讲是笛卡尔“我思”意义上的主体建立。具体表现在文学写作上就是“成长”文学，“五四”时期郁达夫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歌是属于这一类的典型写作，后来丁玲、巴金、萧红也都继承了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我从哪里来”和“我要到哪里去”就是“起始”与“终末”的问题。从“五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按照“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个先后顺序在写作的，其文学写作线索基本上是清晰的。

但无论这三种写作有怎样的区别，各自有怎样的特点，都不妨碍它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即主题性。这个主题性也就是“焦点”。在经学时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天道”。当时，“天道”就是它们的主题性之所在，同时也是它们的焦点和消失点。进入文学时代以后，这个原本清晰的消失点“死去”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现代人在那个原本属神的位置试图填充“人的理性”，将人类有限的触角伸向无限世界的所有领域。以有限而控制无限，这本身就是一种僭越。人起初以为是可以做到的，可是现在却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这种控制的不可能性与虚妄。在这样的一种僭越中，人是不可能同世界和解的，因此，小说或者说文学是人类不能同世界和解的产物。文学中四处流溢的焦虑、反抗与不和解正是这种关系的写照。

同时，因为人类不能遏制自身对无限的向往，因此，当这个世界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主题，而人类的理性一直充当着主题之时，不断地追寻新的主题便成为“现代”的永恒主题。而文学作品正满足了这样的需要。这或许能解释经典文学经常会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写的原因。这也就形成了作品当中的焦点或者透视点或者消失点的问题。欧洲20世纪以前的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的特点，这一点在古典绘画之中显现为“聚光点”，亦即透视点。围绕主题的“焦点”写作，其结构一定是封闭的。“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展开同世界并不同步，而是大部分时间里停留在欧洲19世纪经典文学的写作结构之中。因此，中国的文学时代格外强调“主题性”这个问题。这一点自然也影响到中国的语文教育思想。中国语文写作当中遵循的“形散神不散”的铁律，其实就是这种“主题性”焦点写作的最好例证。

毋庸置疑，文学时代及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它对语文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前，厘清二者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对语文教育也有启示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