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河北诗人，有着令人钦佩的风范，他们那一代人在创作和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他们性格坚韧、直率、纯真，对待写作严肃、苛刻，有着近乎相同的精神气场。

　　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体，无论他们当时的作品怎样受着政治的影响，但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创作准则。无论那些岁月离开我们多久，那代人的经历和诗篇，都已经成为河北文学壮阔而璀璨的长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诗人纷纷投入反侵略的战争，诗歌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形式。如果说抗战以前，中国的文学和诗歌还没有与人民群众密切结 合，那么，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这种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诗歌风格变化得尤为迅速，战时诗歌那种风吼雷鸣的气势，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心驰神往。无论是国统 区还是边区，诗歌创作可以说“盛极一时”。

　　有一次我与田间谈起“街头诗”运动，他说自己的诗歌“最有价值的时期就是那个时期，那时候把自己写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鼓舞军 队和人民的斗志”。看得出，他对那种生活状态依旧充满着向往。闻一多称他为“擂鼓诗人”，因为他的诗“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抗战 期间，在冀中这一带，田间等诗人创作的诗歌应该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并且是真正写作于当时的、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的。

　　魏巍在《晋察冀诗抄》的序言中曾经说道：“晋察冀，是由一支背着斗笠、穿着草鞋的队伍从日寇手中夺回的土地。她是在威胁北平、天津、保定、唐 山、张家口、石家庄、太原等敌人战略要点的坚固堡垒。我们热爱晋察冀，不仅因为她是抗日的堡垒，而且还因为她是一个崭新的社会，是人民的希望所在。”正如 邵子楠在一张诗传单上所说的：“人民有了晋察冀，/心眼里像开了花。/花，/又鲜明又大！/花，/长生不老/要开出新中华。”从延安到晋察冀，田间一直是 街头诗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这一时期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毛泽东同志》《义勇军》《啊，游击司令》等，诗行简短，寓意深长，朴素的诗句里充满着 火热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爱憎情感。此外，写街头诗、传单诗比较活跃的作者还有邵子南、史轮等。街头诗的作者也不限于诗人，“在冀中某些地区，已经有群众自 己创作的街头诗出现”。

　　史塔曾说：“目前，一切应服务于抗战，诗自然也不例外。处在敌人后方的晋察冀边区，同其他地区比较，更直接处于战斗环境，因此，就更加需要诗歌 工作者努力来写诗——用大众的语言写，来鼓舞战士，教育群众……晋察冀边区的诗歌工作者们，到街头上去！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 族的，大众的！”(《抗敌报》1938年10月26日)诗人曼晴也在《边区诗坛》一文中说：“一年来，边区诗运在蓬勃发展着。这种现象在边区以外是少有 的，在中国诗坛上也是少有的。边区的诗，在产量上是相当可观的。质量也有所提高。边区是站在抗敌最前线的。富于战斗性，形式都相当大众化，主题的明朗，字 句的简练，边区的诗歌工作者都参加了战斗，他们的生活是充实的。”(《抗敌报》1940年1月7日)孙犁曾激情洋溢地赞颂“街头诗运动”——“这里没有数 字，因为每个村庄墙头上都有了街头诗。如果要数字，那就是边区全部的村庄、全部的墙壁。” (《晋察冀日报》1941年1月26日)孙犁的这句话，也是晋察冀边区街头诗运动的真实写照。

　　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文学组织异常活跃，1940年7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成立，边区文学创作会1941年5月15日成立， 晋察冀的文学创作和诗歌运动取得了快速的发展。那时出版条件极其有限，但诗歌、文学报刊的出版异常活跃。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极多，单 是1938年初统计，冀西、冀中、冀东地区当不下百种。发表文学作品的除《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救国报》《察哈尔日报》《冀东导报》等报纸的 副刊外，还有1939年创刊，晋察冀边区历时最久、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诗建设》，这份刊物先后由田间、邵子楠、方冰等担任编辑。晋察冀各地还出版《诗》 《边区诗歌》《新世纪诗歌》《诗战线》《战地诗刊》等十余种诗刊以及边区创刊最早的大型刊物《长城》，还有田间主编的《晋察冀文艺》《战地文艺》《文艺 报》等数十种文学类报刊。这些刊物和报纸，因为战争关系，有些时出时停，有些则不断创刊，然而以此残缺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晋察冀边区文化繁盛之一斑。

　　抗战时期，河北的诗人数不胜数，除了田间之外，还有从各地来到河北的何其芳、卞之琳、鲁黎、沙可夫、杨朔、邵子南、曼晴以及丁玲、艾青，贺敬 之、丁毅等，本土的诗人有远千里、孙犁、张秀中、郭小川、刘艺亭、李满天、管桦、葛文、张庆田等，还有抗战后来到边区的康濯、魏巍、蔡其矫、陈辉、方冰、 徐明、丹辉、邢野、秦兆阳等等，这些诗人及其作品，构成了河北恢弘博大的抗战诗歌史。

　　1938年，田间来到延安，成为身穿八路军军服的战地记者和战士，实践着“首先是战士，其次是诗人”的诺言，到延安后写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坚壁》两首诗，传遍全国。我们应该重温田间的名篇《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这首诗，成为当时解放区人民内心的一种力量，它的热度一直持续至今。田间身上有着浓郁的战士气息，是一位有个性的、让人敬重的长者。 他独有一种诗人气质和刚毅的内涵，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也把大量时间用于写诗，心无旁骛。

　　邵子南1916年出生于四川，1938年4月至1944年6月，曾与田间等人一起编辑《诗建设》，在冀中创作了《告诗人》《英雄谣》《李勇大摆 地雷阵》等作品，还参与写作了现代戏剧史上的名著《白毛女》。孙犁在回忆邵子南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最初认识是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虽大，但同志们真是一 见如故，来往也是很频繁的……他们那个文学组，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看见他们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紧张，有秩序，活泼团结……那时，他们的文学组编印 《诗建设》，每期都有邵子南的诗，那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的诗传单上，也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头诗。”

　　陈辉是一位传奇的诗人。他1938年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边区通讯社当记者。他写了一万多行诗，曾在《晋察冀日报》《群众文化》 《诗建设》《鼓》《子弟兵》等报刊上发表。田间在陈辉诗集《十月的歌》的引言中写到：“陈辉是十月革命的孩子”，“他的手上，拿的是枪、手榴弹和诗歌。他 年轻的一生，完全投入了战斗，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下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词”。陈辉也是一位真正战斗着的诗人。1944年夏天，陈辉带领武工队跨越平 汉路，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开辟工作，10天中连续5次被敌包围，他们5次冲出了包围圈。1941年6月，陈辉完成了著名的诗作《为祖国而歌》的初稿，诗中写 道：“祖国呵，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我高笑，因为呵，/我——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崇高的 ‘赞美词’/我高歌， 祖国呵/在埋着我的骨骼的黄土堆上/也将有爱情的花儿生长。”诗作深切表达了一位投笔从戎的诗人热爱祖国的情怀。正如他的自白：“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为 着人民的利益，我将时刻准备为他们去战死，把自己投入到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去。”

　　曼晴是河北广宗人，1938年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晋察冀边区任战地记者，后到边区从事文艺工作。他曾对我说：“要深入生活，不去深入生活怎么能够了解百姓了解人民，不了解人民写什么也没有味道。”

　　还有艾青，抗战时期，他随华北联大来到张家口，他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绝唱；还有刘艺亭， 这位耄耋之年的抗战老人质朴深厚，他的《六月的乡村》和《滏河之歌》描写了冀南的富庶、安详以及日寇侵略带来的血腥；还有方冰，魏巍说：“方冰的《拿火的 人》写的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方冰诗中，不仅使你看见火绳毕剥的火星，闻见火烟的香气，而且使你感到这不是一个人在活动，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庞大的人群 在活动”；还有远千里，他的《你想想吧》刺人心扉，平实而震撼；还有抗战作家、诗人葛文，田间先生的夫人；还有李满天，他处世淡泊，沉稳、内敛、从容，即 使是面对名利也从不失态……

　　抗战时期的河北诗人，有着令人钦佩的风范，他们那一代人在创作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们性格坚韧、直率、纯真，对待写作严肃、苛刻，有着近 乎相同的精神气场。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体，无论他们当时的作品怎样受着政治的影响，但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准则，比如，他们都留下了情节和细节，塑造了典型人 物；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语境；他们的作品都能够代表那个时代。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是一件非凡的事情。无论那些岁月离开我们多久，那一代人的抗战经历和诗 篇，都已经成为河北文学壮阔而璀璨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