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之于楚文化、李劫人之于蜀文化、赵树理之于晋文化、莫言之于齐文化……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无不打上文化地理的烙印。中国作协、作家出版社近日就文化地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召开研讨会。与会人士认为，文化地理尤其是地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突破，需要作家的文学书写。这既是文学的根基之所在，也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印记。文化地理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既包括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也包括传统文化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历史、风俗、方言等。地域文化作为作家的生成背景与最初的文化接受源头，是探讨作家创作的重要参照维度。

　　以小说形式留住传统文化

　　湖南作家李怀荪历时1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湘西秘史》以湘西浦阳镇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为主线，抒写了清代末叶浦阳镇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图景，生动再现了百年前一个神秘而真实的湘西。这部作品不仅折射了百年湘西的市井百态，也反映了一位数十年从事湘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的人生历程。

　　《湘西秘史》是李怀荪数十年民俗文化积淀的成果，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在民俗中得到渐次彰显，同时通过人物事件的复杂关系，再现了南方特别是湘西一带巫傩文化的神秘与深邃。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评价说：“《湘西秘史》是我们认知当下小说创作中虚假浮华问题的一个路标性作品，它体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像我们踩在脚下的大地一样真切、朴实的东西。”

　　李怀荪早年从事戏剧、文学创作，先后奔走于湘西各县。为了搜集湘西历史文化资料，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地理民情，他跑遍了沅水中上游(包括湖南、贵州、湖北、四川毗连地区)所有的县，有的还去过两三次，做了几百万字的笔记。其间，他还曾沿着沅水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考察，来了解湘西人的水上生活。“为了解沅水流域各地码头的状况，曾经花了17天时间从托口古镇顺江而下到达常德市，考察放排工人到达常德以后的生活状况。为了采访‘飚滩’的‘滩师’、潜水的‘汨师’，在沅陵的青浪滩住了一个月。”李怀荪说。

　　“梅山虎匠”“目连戏”“送瘟”是在湘西流传了千百年的渔猎、戏曲及民俗文化，如今都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有的已经无法延续，只能留在湘西的记忆里，有的则作为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留存。李怀荪回忆起若干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候熟知辰河目连戏所有剧本和排场的只有一位80多岁的石玉松师父。1984年9月，我到石师父在农村的家中，住了一个多月，记录了辰河目连戏所有的剧本和排场，就在我离开石师父家中20天后，老人便过世了。把这些古老的文化展现在小说里，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流传于后世，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不能被标签束缚住创作思维

　　从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兴起至今，作家多从文化史迹、文献史实、人文印记中探寻地域文化，挖掘其文学价值。经过多年的提倡与解读，如今读者看到众多贴着地域标签的作品时很难产生共鸣。评论家李国平表示：“现在一说起陕北文学，似乎路遥就是典型或者唯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路遥的叙述空间，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是相对典型的规范化的叙述方式。在路遥之后，关于陕北文化地理的文学书写，大部分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沿袭着路遥模式。但是，在路遥的符号之外，关于陕北这块土地上生命的书写，实际上还有巨大的空间。”

　　作家龙云在出版长篇小说《女人红》之前，还出版过《信天而游：陕北民歌考察笔记》，不仅对陕北民歌发生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促成变革的因素进行了阐述，同时对陕北民歌的主题元素、音乐魅力、历史传承等进行了剖析。这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文化地理背景是龙云有意识的追求，他力图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历史感，并用知识转化为文学性表达。评论家雷达认为：“作者的叙述中有民间的故事、眼光和韵味。《女人红》是龙云长期研究陕北史形成对小说的一种渗透，信天游的巧妙运用，使它产生了一种如同叙述诗的风格，从而形成和别的小说完全不同的品质。它几乎囊括了近代陕北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作为背景，写了这片土地近百年的风雨沧桑，并很自然地糅为一体，这恰恰是先前一些小说家的创作中所没有的。”

　　“龙云的《女人红》在对陕北的书写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路遥模式的一部延伸之作，是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历史空间和意义空间的一部作品。”李国平说。

　　厚土上筑起大厦

　　地域文化对文学发展一直有时而隐蔽、时而显著的影响，这不仅影响了作家个人的思维方式、气质脾性、审美志趣，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于是产生了陕军、京派和海派等地域文学概念。文学的地域性具有根系的作用，它能部分地决定作家的创作特色、文学含义和成长高度。

　　评论家王鸿生提倡创作要去文人气，作品中的语言、材料需要从生活、历史中重新发掘，而又不带有古董的感觉，不能当成考古对象，文学就是要活生生的。学者汪辟疆曾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写道：“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上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文学的启迪下兴起，但就某个作家来说，其创作同时也受到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熏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创作追求。当一个作家置身于地域色彩很强的地方时，这是他的有幸，也是他的不幸。地域既是一个载负希望的方舟，也是一个需要突破的囚笼。作家与地域的关系是互动、相互促进的，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文艺作品。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表示：“强烈风格化的同时应该还有一个度的把握，很多希望通过风格化标识来达到小说的效果的作家，都需要处理同一个问题，即极度的民间或个人的语言习惯，和文人本身描述习惯有效融合起来。”如今，随着社会信息化步伐加快，区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作家关注的话题趋同，需要以更多的突破来实现文学理想。作家心存传统文化、坚守文学底线、直面社会问题的风骨不会变。通过一定地域文化的文学表达，向时代奉献带有泥土芳香的文学作品，表现出其文化个性的多元、丰富和现代生命力，是作家的责任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