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有典籍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一词最早由孔子提出。在《论语·先进》中，孔子以“四科”来称许自己的高足弟子，其中就有“文学”科，并且认为子游、子夏为“文学”科的代表，即所谓的“文学子游、子夏”是也。此处的“文学”一词，并不等同于当今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因为当时的“文学”，还远未进入“自觉”的状态，不是以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和情感世界为目标的一种审美意识形态。

　　正因如此，当今学界对孔子时代的“文学”充满了好奇，在范宁、皇侃、邢昺等古人的注释基础之上，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追寻其本义，或以为是古代的典籍学术，或以为是有关礼仪制度的学问，或以为是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这些说法虽然不尽相同甚至有的看似相去甚远，却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义提供了线索。

　　所谓能够付诸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实即礼制之学。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沿用孔子提出的“四科”来区分孔门弟子中的“异能之士”，并对子游因何被称为“文学”的代表作出解读：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

　　子游为武城宰的记述，原载于《论语·阳货》，司马迁不过是引述而已。这段引述中所谓的“道”，正是“谓礼乐也”（《十三经注疏》）。子游为官，以礼乐之道，也就是文治来教化百姓，并对自己如此行事的缘由作出了说明，深得孔子的赞赏。司马迁在这一段文字后面加上自己的观点——“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说明在他眼中，孔门“四科”中的“文学”是与礼乐之道，也就是文治教化有紧密关系的。

　　而且，当时的礼乐制度又多记载在古圣先王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中，故而“文学”又与当时的典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前述关于孔子“文学”观念的各种说法，虽然未必一语中的，却也非“颇谬于圣人”。尽管如此，贸然将“文学”与礼乐制度之学或古代典籍学术等同，仍有武断之嫌，它们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功能与定位差异。

　　《礼记·礼器》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有本与文的不同。所谓本，即根本；文，即外在表现。礼之根本在于忠信，而外在表现则要合乎义理。人能以忠信为本，则可以自立于社会之中。然而，犹如一棵树木虽内在根本已固，尚需展现出枝繁叶茂之状，方能独秀于林。所以，礼在内主忠信的基础上，仍要求有外在文采的充分表现，即礼之行为要合乎义理，如此方能行之久远。

　　因此，文与礼，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所谓“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在当时的语境下，礼具有至高无上的历史使命，而文仅仅是作为礼的义理部分，自然不可等同视之。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自然也不能等同于礼仪制度之学，更不能泛指古代的典籍学术，而只能是关于礼的义理之学，其学术目的在于使人的行为合乎义理。

明了这一点，再来分析《史记》中记载的子游为武城宰一事，可以发现司马迁记述的重点并不在于子游如何以礼乐教化百姓，而在于他对老师质疑的回应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毫无疑问，这正是他以礼乐教化百姓这一行为的义理所在，同时也是他获得孔子赞许的地方。孔子和司马迁对子游的“文学”之称，当原本于此。

　　与子游同为“文学”代表的子夏，也是一位精通礼文——义理之学的人。在《论语》和《礼记》中，有关他和孔子等人讨论礼之义理的事迹屡见不鲜。例如，《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夏和孔子讨论《诗经》，便从《诗经》中的句子引申到了礼：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所谓“绘事后素”，朱熹引《考工记》中的“绘画之事后素功”，指出“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论语集注》）。“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亦即“礼之本”、“礼之文”之谓也，就是说人必须以忠信为本，然后方能行为符合义理，文采焕然。对于这个道理，孔子只是用绘画来进行比喻，并未明言。而子夏则从老师的比喻中悟出了“礼后”之理，说明他与子游一样精研义理之学。至于《礼记·乐记》等篇所载子夏事迹，更是以阐发义理为务。

　　此外，从先秦其他典籍中，也可以找到“文学”为有关礼的义理之学的明证。如《墨子·非命》说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言谈不合义法，则为不切实际之空言，无以自立而服人。“文学”所为，和言谈一样以立义法为先，表明义理为“文学”最为基本和必要的因素。又《荀子·王制》中说到：“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修行文学以正身行，则能达到“属于礼义”的境地，也充分表明了“文学”与义理的紧密关系。

　　正因为“文学”即探讨礼之义理的学问，其目的是使人之行为合乎义理，才能够在当时的礼乐社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即内在之忠信，忠信需要言行来表现。只有符合义理的言行，才能充分彰显内在忠信。“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就是《礼器》中提到的“无本不立，无文不行”。一个人唯有言行合乎义理，才能将自己的内在品质充分展示出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这恰恰是当今文学应从孔子及其时代的“文学”中，所要汲取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习近平同志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文艺工作，尤其是文学作品要做到“以文化人”，必须要以作品的义理阐释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言行，进而彰显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品质，最终达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效果。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