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对于批评家，不仅意味着是一种职业实践、一种价值追寻，而且意味着是一种生活方式。批评即生活。在批评这种文学生活中，批评家既是读者，是对话者，更是创造者。

批评的本真是对话

“对话”是人类生活交往的常态。从表层意义上，批评是批评家与作品、批评家与作者的平等对话，扩而言之，是批评家与文学界的内在对话，从本质意义上，批评乃是批评家与世界的独立对话。首先，批评家面对的是文学作品，他需历经赏读、体验、研玩、审阅、思辨、批评之途。于作品而言，批评家是作为读者与之对话，正如德国阐释学理论家伽达默尔所认为的，“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本文的对话之中”，在他看来，“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与本文对话中生成”；亦如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所指，“文学本文是一个不确定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在其可能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去丰富、补充文本。”没有读者自身体验和认知的渗入，作品价值就不能实现。批评家首先是读者，当然他是区别于普通读者的特殊读者，因为他肩负着别样的批评使命。对于批评来讲，作品是原点，阅读是起点，文本分析是基点，生命融入是燃点，任何完全撇离文学文本的批评都会失去支点。其二，批评家与作者也处于对等交流关系。通过作品，两者实现文学的漫步、思想的沟通、精神的互补。如果批评家以上者检点、师者指点、裁判者查点，那就会遮蔽文学的亮点，放大作品的斑点，批评就会成为无底线的批判，背离批评的公允性；如果批评家以追随者仰慕、依附者仰视、诠释者仰承，批评则会成为无原则的庸颂，那就丧失了批评的有效性。其三，批评过程又是批评家与文学界的对话活动，批评家通过批评实践，或呼应、或反拨、或涵括、或强调、或拔升、或超越诸种文学批评形态，解析文学现象，阐释文学思潮，建构文学理论，与批评同仁形成对话互动关系。最终，批评乃是批评家与世界的对话。批评家与作家一样，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具有自己独立的追寻与探索、独有的思考与见解，只不过作家是以创造艺术形象表达，而评论家则假借作家作品为蓝本，通过评析申辩，以逻辑力量来呈现。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尔斯·米勒将文学批评称为“意识的意识，文学的文学”，他认为，“文学批评家，像小说家或诗人一样，也是在进行着他自己的灵魂探险，虽然这种灵魂探险采取的是隐秘的或间接的形式。”诚哉斯言！批评家面对一个个文化载体，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以理性冷静的理论视野和感性随心的心理体验，穿越习以为常的观念和司空见惯的表面，展开价值考量和批判重构，力图寻找被扭曲的真实，全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还原世界饱满丰富的深邃内涵，实现永恒的精神获得。批评文本乃是评论家对世界认识的复写与提升，对历史的个性追忆与重建，对现实的精神解读与审视，对未来的想象揭示与敞开。“对话”，是批评家与世界的关系定位。

批评的魅力在创造

生活就是创造，创造赋予生命以意义。文学批评本然是人类重要的文学活动，它以鉴赏为基础，以理论为指导，以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为对象，甚而像普希金所称的，“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亦即贴近时代生活，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独立阐释和评价。从文本意义上，文学批评文本并行于文学作品，其本身同样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独立审美范式。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批评涵蕴着对优秀文学的卓然发现，对人类精神秘密的去蔽追寻，对批评文本的创造性建构。批评是判断。恰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批评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作出判断’；因而在广义上说来，批评就是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既评判内容，也评判形式”(普列汉诺夫语)。批评也是发现。别林斯基说，“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现实的认识……”批评不能就作品而作品，它应通过个别现象揭露普遍法则。途经现实状况追寻理想典范，建立多重联系打开意义世界，是批评家自觉经由作品而产生的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发现。正缘于此，高尔基才呼唤艺术家“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对生活、对人们、对特定的事实的主观态度，并把这种态度用自己的形式和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批评又是创造。一切优秀批评都是创新性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提倡“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审美对象，不是揭示已经先验地构成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贝尼特语)。马克思鲜明标举他的理论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按照列宁的诠释，“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正是秉持这种唯物主义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思提出了“现实关系的本质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文学批评概念，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巨大历史穿透力。鲁迅的文学批评特质在于超越“文学批评”而延伸至“文化批评”。他不满足于仅仅通过批评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作平面化批判，而是尖锐地透过表层现象对潜藏背后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立体化剖析，这成就了鲁迅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格与艺术魅力。刘西渭(李健吾)则钟情于中国传统文论重直觉顿悟的品文精神，强调批评家的任务是鉴赏作品和完善人格，从而独创以感悟印象方式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生命的批评模式。考察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无论是茅盾的宏观整体性“社会—历史”批评，还是胡风的“心理体验”型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无不是创造性成果。至如西方的结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语言批评、神话批评等等，莫不是产生于西方文学土壤的创新性文学实践。这里的创造，不仅涵盖批评模式的开创建构，而且包含批评文本的特异表达，就像屠格涅夫所说，在文学天才身上，“我以为也在一切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我敢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东西。是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生动的、特殊的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这些音调在其他一个人的喉咙里是发不出来的”。秘鲁作家略萨指出，“博尔赫斯的风格是不可能混淆的，也是不可模仿的”，“由于博尔赫斯是一位惊人的创造大师，因此留给‘小博尔赫斯们’的就只有愤怒和烦恼了”。一个有追求的文学批评家，必然敏锐地把握文学现实，超前发现文学问题，承继传统并予以创造性转化，接受新知而实现多学科融通，创造新概念，构建新理论，发挥创造性思维的敏觉力、变通力、独创力、精进力、流畅力，赋予自己的文学批评以全新的生长力，努力呈现独一无二的成熟徽记和鲜明风格。创造乃是批评家与世界的意义定位。

批评的品格靠底蕴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吐纳英华，莫非情性，生活的辩证法同样适用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和精神实现形式，它必然是批评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表达。批评家的思想境界、审美态度如何，决定批评文本的品质。歌德曾说，“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威克纳格则指出，“风格是由含蓄着无穷意蕴的内在的灵魂产生出来的”。这里的风格既直指文学风格，又内蕴文学品格。普列汉诺夫认为，“批评家应该既是美学家，又是思想家”，“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批评家”。可见，提升批评品格的关键在于涵养批评家的底蕴。批评家必须提升思想境界，能够站在人类思想的最前沿，达到时代思维的最高度，透视社会生活的最深层，像19世纪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样，把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体现时代前进的方向，成为深邃的思想家。要把握精深的文学理论，杜绝鲁迅所批评的20世纪所谓的青年文学批评家那样的现象，“独有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要做他所提倡的“坚实的，明白的，真正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批评家。要练就高超的审美嗅觉，达到蒂博代所倡导的“进驻到文学内部——从里面认识文学，就是要感受文学的潮流，分辨它们，追踪它们，对它们进行分类”，甚至在“艺术家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在描写什么”的地方，挑明“隐藏在艺术家创作内部的意义”，促成文学作品的“增值再增值”(韦勒克语)。要锻造强大的思辨能力，以唯物辩证的逻辑思维，促成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由现象洞察到本质、以特殊扩展到普遍，纵向上打开深远的文学史视野，横向上拓张同代比较眼光，心向上浸入深切体察解读，从而将文学作品在历史的承续性与整体性中加以析解，发现作品发生的偶然与必然，存在的凝滞或超越，找寻同种背景下作品的不同与不凡、流俗与不俗，进而透过作者的精神碎片，探询作品背后隐蔽的含义，捕捉作品内涵和外延上最灵魂的特质。要确立庄严的批评立场和态度。抱持公正、客观、冷静、善意，是其是，美其美，非其非，既不庸俗奉承，又不恶意贬斥，从而抵达既推动文学创造又推进世界发展的批评使命。底蕴的深浅，决定了批评家之为优秀或拙劣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