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一批来自基层的诗歌写作者以他们真诚、质朴的诗作，引起读者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在工厂打工的诗人许立志，以“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的心态，决绝地选择离开人世，留下一批关于苦难和死亡的优秀作品。来自钟祥市横店村的诗人余秀华默默写了6年诗，经过《诗刊》和众多新媒体的推荐迅速成名，近日推出了两本诗集。由作家吴晓波、诗人秦晓宇等人策划的“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则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将更多打工诗人诗作推介出来，让这些发自“底层”的声音，耸入“云端”。

实际上，这些已经被关注的诗人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其他一大批写作者，他们在平凡生活中拾取诗意，写成优秀诗篇，值得我们持续去阅读和讨论。2月9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诗刊社、文艺报社联合主办的“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副主编李少君，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彭学明，以及十多位诗人和批评家与会，大家就“草根诗歌”的特征、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新媒体对诗歌生态的影响、诗歌批评的标准等问题展开研讨。

真诚的声音最为可贵

这次研讨会以余秀华、郭金牛、陈亮、曹利华、笨水、老井、玉珍等15位诗人为研讨对象，由点及面地讨论草根诗歌。正如曹利华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的，这些诗人“无需硬性置身某种底层写作的氛围，自然而然与泥泞一道，与杂草一道”。李敬泽说，我们现在积极提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而这批诗人就是“人民”，就处在我们要深入的“生活”之中。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些身份和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草根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真”。这些诗人在生活中经受着苦难，试图用诗歌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诗歌带着挥洒在乡间的汗水，带着流淌在工地上的血痕，带着发自生命本身的野性呼唤。何向阳谈到，诗歌是一个人内心图景的文字显现。借助这些诗歌，我们得以走进一个个心门，了解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他们也因为诗歌，将自己从一个庞大群体中区别出来。

他们的个人心理也是时代氛围的一种折射。在评论家罗振亚看来，草根诗歌来自一个个独立的“小人物”，但它们拼贴、聚合在一处，却通向了人类深层的共性情感和经验，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精神面影。梁鸿鹰认为，这个群体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革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在诗歌中得以生动呈现，借此我们得以了解一个时代的部分社会心理。

无论是对个体心理的呈现，还是对时代氛围的表达，草根诗歌都以其鲜活性、直接性为人们所称道。诗人大解说，草根诗歌把社会现实溶于个人生命体验之中，以鲜活的诗作表达个体在大变革时代中的价值和意义。评论家张清华认为，这些诗歌有质感、有痛感，还有一点专业性，这就足够了。甚至可以说，它们比一个专业诗人的作品还要重要一些——他们的作品不一定能够成为最好的诗歌，但正是这些诗歌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

“诗之真”必须与“诗之美”相结合。吴思敬、林莽等与会者谈到，草根诗人不能因其真诚的写作态度而获得“美学上的豁免权”，必须“按照美的规律造型”。同时，诗歌写作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真实”，书写鲜活现实不等于自动具备“文学的真实”，这需要诗人有想象、提炼、转化的能力。成熟的诗人要和审美对象若即若离，既能做匍匐于土地上的“兽”，也能做超越大地、盘翔于天空的“鹰”。

回到文本内部谈论诗歌

对于余秀华的诗歌，人们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的人将之拔得很高，认为她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而有的人则认为她的诗本质上是心灵鸡汤，她的走红是因为满足了人们对底层人物的想象。这两种看法都来自专业的诗歌界内部，这让人产生一个疑惑：对于一个诗人、一首诗，我们是否能够找到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

在商震看来，一个诗人的作品有其优点，也有其劣势，产生不同的评价也正常。但是，余秀华及其诗歌现在成了很多人释放情绪的通道，想批评人用余秀华说事，想表扬人也用余秀华说事。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至少不是对诗歌本身负责任的。

评论家霍俊明认为，围绕着“草根诗人”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大众批评”之间出现的差异、龃龉甚至矛盾正显现了文学批评生态亟需及时矫正和正确引导。既然连专业人士内部都没有共识又何谈诗歌写作和诗歌评价标准的公信力？这既在于现代汉语诗歌传统自身建构还不完善，尚需时日，又在于一些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存在着话语幻觉，他们急于成为引导者，但却没有真正走进诗歌内部。媒体故意将诗歌之外的部分放大，以诗人的“身份”“苦难”“传奇性”来炒作新闻。但历史是铁面无情的，它不会记住诗歌事件，也不会记住诗人的身份遭际，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因此，我们应该回到文本内部进行讨论。

在评论家李云雷看来，很多评论者在谈论诗歌时，其实是在谈论经典作品或理想中的诗歌，甚至只是在谈论诗歌的技术，而这样的谈论在面对新的诗歌或美学经验时，可能是无效的。中国现代新诗自发生以来，在传统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巨大阴影下，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或自足的美学传统，我们很难以某一种固定的诗学观念来解释一切诗歌。面对这一状况，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从具体的诗歌经验出发，探讨新的美学可能性的生成。就“草根诗歌”来说，我们应该从文本出发，分析他们是否将独特的生命体验转化成了真正的诗，这些诗是否提供了新的审美因素。

新媒体助推诗歌传播

在这股“草根诗歌”热潮中，新媒体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许立志、余秀华等人的作品就是通过微博、微信的传播而为众多读者所了解。李敬泽认为，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文学生态的新变。在过去的时代，诗人、批评家在与公众对话时是掌握主动权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对话在何时何地发生，议题是什么，常常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确定的”。这应该是值得高兴和支持的，这说明我们的公众更有文化创造力和话语主动权了。另外，诗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精英的事业，一个写诗的人，如果他的诗不只是被10个人喜欢，而是被10万个人喜欢，其心里反而有些别扭。但在新的文学生态中，我们要重新思考这样的心理。

李少君以“草根性”来概括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他认为，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瓦解了以公开出版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发表流通体制，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使之呈现出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现在，只要诗歌足够优秀，风格鲜明，个性突出，就会在新媒体上迅速传播。从理论上说，一个身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在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与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并且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

但诗人李壮却看到了新媒体的另外一番景观。他认为，人们在碎片时间里去浏览微博、微信，追求的是一种快速的阅读效率。所以自媒体在发表东西时会有所考虑，一是编发的内容讲究一针见血、易于理解，有意地缩小思维跨度，二是在形式上下功夫，讲究标题新颖、有漂亮的警句，吸引人点开看。余秀华诗歌之所以走红，与媒体炒作她特殊的身体状态和那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有关。但那些没有炒作点的诗人，那些具有复杂诗意、需要读者深入思考的诗作，却很难借助新媒体这条“捷径”产生广泛的影响。

(文：黄尚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