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长篇小说选刊》给我一次谈创作的机会。我说过的一句话，被媒体广泛引用：“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关注现实，特别是农村的现实，我很感兴趣，我不想离开现实。直面现实是有风险的，如何处理好现实与文学的关系，是贴近还是保持距离，文学与生活是怎样的关系？现实生活艺术化的途径，也就是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我们如果躲避的太多，必然在真实性上大打折扣。所以有时我想，直面现实，需要作家有意识地培育自己的思想能力。
　　我写今天的现实，没有拉开距离，作家和批评家都知道，这个距离，其实就是审美的距离，我想迎接这样不确定性的挑战，关注现实不变，还要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让自己作品安上翅膀飞扬起来。我认为，文学来源于生活是对的，但是，作家光有生活积累是不行的，作家对生活的认知、理解、过滤和把握更为重要。
　　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我们首先要有面对现实写作的勇气。当下的现实，既复杂难辨，又变动不居。直面这样的现实，其实难度很大。难点在对时代生活的认知上。如何深刻认知当今变动的现实与复杂的乡土？是横亘在作家面前必须正视和思考的难题，现实有丑恶，但作家不能丑陋；人性有疾患，作家内心不能阴暗，要有强大的爱心，要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因此，作家的内心要不断调整，要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还要有化丑为美的能力。自己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还要从反思中给人民以情感温暖和精神抚慰。这其实是精神层面上双向互动。作家所需要的这些精神力量，要经常补充，不断更新，办法就是要到时代的热流、基层的民间和普通的大众中汲取精神力量。这个时代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但向前行进，是主流，是大势，作家应与自己所处时代肝胆相照。
　　就文本仔细一想，宏大叙事带来厚重，同时也是笨拙的，如果作品艺术手法单一，全能全知的视角较为固定、重复，人物类型也相对单调，那就没有从文化角度深挖其行为根源。只写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改革的进程解决了，小说还有读的必要吗？没有必要读的小说还有必要写吗？创作中，我常常怀疑自己的艺术能力，同时也怀疑小说。小说到底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有没有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我走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农业现代化、土地所有权、农产品价格、农村剩余劳力出路、贫富分化、城镇化拆迁、农村社会保障、怎样融入城镇生活等等。农村走进了时代的漩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非但不能跨入现代社会，甚至会出现混乱、停滞或倒退。农村问题急迫而严峻。乡土叙事还处在摸索阶段，怎样才能找到适应新情况的新的写作手法，让我们困惑，我无法面对这样巨大的农村变化。一个小村庄，有几十亿富翁，有中产，有一般贫困户，还有很穷的农民。怎样概括它？这是一个严峻而复杂的问题。仇视城市吗？廉价讴歌乡土吗？展示贫苦困境吗？整合破碎的记忆吗？每一个单项都是片面的，应该理性看待今天乡土的复杂性。土地流转也好，城镇化也罢，都需要时间来印证。这些流动的、新鲜的、不确定的因素，给我带来创作的激情，以我们对农民和土地的深爱和忧思，描述这一历史进程中艰难、奇妙和复杂的时代生活。
　　话题回到《日头》这部小说上来，这部小说创作源起，要说到“天启大钟”，这篇小说是由天启大钟而起的。我的故乡稻地镇有这样一口大钟，与北京怀柔红螺寺的天启大钟是一对儿。由大钟联想到这部小说的十二律结构。我这人有个习惯，总是在小说开笔之前，把自己的构思讲给朋友听，在朋友那里获得验证，然后我才有写作的信心。有一次，我浏览河北作家网，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你的创作不错了，但还有遗憾，不能回避今天残酷的现实，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这个留言给我触动很深。过去歌颂土地多了一些，这一篇再也不能与农民的苦难擦肩而过了，要加强批判色彩。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这部作品能够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写农民的书，怎样才能做得好？有人说，农村小说只有写得不像农村小说了才有可能出现好小说。《日头》跳出了农民种地的传统模式，抛弃了原来用过的精神资源，带着忧患意识去写一种新的形态。农民的生活伴随着苦难和眼泪，小说必然是沉重的。这类小说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现实，所以说，作家必须是勇敢的。这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在写提纲阶段，不断对自己说：前面有《天高地厚》和《麦河》，这是“农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书，一定要面对良心说真话。所以，在风格上就尖锐一些，想大胆地探索一些问题，写出时代的漩涡，写出新农民的精神裂变。其实，小说解决不了所有的精神问题，但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态，代表时代的良心。我想以此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真正为中国农民着想，就应该认真地去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一时还不能做到位，也要将此作为长远目标来努力。以此看来，我想借助金沐灶这个人物在思想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远一些。不知读者会不会满意？
　　回想创作期间，我多次到农村搜集素材。写作过程很痛苦，其间，确实出现过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比如，故事的传奇性，人搅着事，事推着人，农民在生活中探索性地往前走，这本身是故事，作品有了逼真的写实，这是不够的，作家要超越现实。显然，这需要作家的想象力，将现实打碎再加以重塑。我想应该在隐喻和象征中建构传奇。我想在故事和人物身上抹上一层传奇色彩，让他们部分地异于常人，异于常理。然后又在玄幻、诡秘和神奇中回归常人，回归常理。另外，我在这部小说中格外在乎故事，故事性、传奇性、情感性的渲染会使小说有效地避免了简单化、概念化图解现实的弊端。故事的背后有一个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
　　有的小说是读味道，有的小说是读故事。《日头》故事性较强，讲述了文革红卫兵砸钟伤人、焚烧魁星阁，以及后来大钟埋入墓地被盗，城镇化拆迁挖湖挪钟事件，强拆中的自焚事件等一些传奇事件。我想在隐喻和象征中建构传奇，故事的传奇性会给小说增加野逸风格，会淡化政治色彩，所以热闹的背后我还是想让读者读故事背后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背后的思想和文化含量。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殖民，这一惨烈的过程，用孟繁华先生的话说，那是乡村文明的崩溃。我们目睹了崩溃，还是要呼唤新的文明形态的建立。比如，按佛家的因果关系来说，文革压抑人性是因，改革开放人性的解放就是果。人性大解放，人性在金钱面前的疯狂，造成人格裂变的果。人格分裂的因，又造成如今国人精神困境的果。这些东西都与乡村文明的崩溃相关。
　　必须埋下问题，浮起追问。我塑造的农民金沐灶是个民间思想者，借助他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这样方能带领读者思考。一幕幕活生生的事件促使金沐灶对“文革”后的日头村生活产生了深刻真切的顿悟与认识。面对着自己心爱的火苗儿，金沐灶痛心疾首地说：“火苗儿，我对不起你。我不配提爱情。烧掉魁星阁、砸毁天启大钟的时候，日头村人的心里是不是黑暗一片？是不是到处充满仇恨？可是谁来化解仇恨？谁来拯救苦难？流血的悲剧还会在日头村重演吗？我以为没有‘文革’，悲剧就不会重演了。然而，我错了。事实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在资本时代里，你姐姐大妞留下的那只脚、披霞山铁矿流血惨案、披霞山大火。汪老七的死、大拆迁中的强暴、失地农民的血泪，这都是悲剧啊……”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强调，金沐灶的这段话语，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善于思考的人的心中呐喊。《日头》没有对城镇化引起的弊端过分情绪化地诅咒，而是通过金沐灶试图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中，从“人心”的角度思考城镇化的正确方向。从体制上看，我们目前的城镇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野蛮性。错误的政绩观与恶意资本的联手，会伤害农民的，资本与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和变异是触目惊心的。这时候我想成为乡村文明的审视者，特别是体现在土地属性上的追问和审视。比《麦河》讴歌土地更进一步，土地属于谁？这是个重要问题，我想在故事的背后探微农民的精神困境与迷失的文化根源。
　　由此，我想起乡愁话题。因为我的童年、壮年和青年都是在冀东平原一个小村庄和小县城度过的。小时候，在大槐树下，听盲人唱大鼓、算命，下雨了，下雪了，我们到外面看雨，看飘舞的雪花，那是怎样惬意的事情？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温暖而闲适。古老和谐的农家亲情，一直是我们这些走出乡村游子的精神慰藉。恶意资本和极权对这个氛围的冲击和破坏，使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从没有过的震荡。农民的命运的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丰富、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裂变后的乡村和农民，怀着难解的忧患和繁复的向往走向了历史的新形态。
　　我走进开始新生活的农民中间就想，他们是新人还是旧人？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人，看见农民、土地和庄稼，还能感动吗？还能感动，说明我还能写乡村小说。《日头》小说中的毛嘎子在天上的云顶议论抒情，其实是在痴人说梦，他还会围绕二十八星宿解梦，他在天空中见证了一个村庄由兴盛到消亡的过程，但是，他是超脱的，因为超脱才是乐观的，他离太阳最近身体是温暖的，作家应该以温暖写冷酷，唤起的不是仇恨，而是对同情、怜悯、善良和博爱的憧憬。实际上，我是借毛嘎子的嘴说出我心中最温暖、最隐秘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乡愁和恋乡情感。
　　二十八星宿照亮了我小说里人物的内心，太阳照亮了大地。我赞成一个说法，小说要照亮生活。也就是说，小说最重要的是要点燃或者“照亮”人性中最柔软的东西。这柔软的东西是珍贵的，那就是大地乡情带来的悲悯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