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学与新闻的关系被指认为“纠缠不 清”、暧昧不明，其深层的问题在于作家有无能力再造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想象世界。新闻指涉的是事件的“客观真实”，而文学的优势在于，它始终聚焦于人性，它 有强大的主体意识的重塑和再造功能，它创造的是“主观的真实”，因而是更深刻的真实。

　　近些年来，新媒体的高度发达使文学与传播媒介的“交集”日趋频繁，不少作家有意识地在文学叙事中“采热点”，将社会新闻拿来与小说叙事元素快 速、直接地黏合，力求在“新”字上做文章。于是有人断言，当下文学叙事已患上了“新闻依赖症”，作家的想象力已无法触及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实，甚至认为文 学叙事即将沦为新闻素材的奴仆。在我看来，这不算危言耸听，社会新闻进入文学的界面确实较前扩大了，有可能成为新媒体时代影响写作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它 折射出新媒体时代文学与新闻的“新关系”；对此需细加辨析，很难用对与错，是或否的简单断语来说清。

　　在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和手机文化作为第五媒体之前，文学与新闻的边界大致是比较清楚的。文学是文学，新闻即新闻，各行其道，少有相扰。但这种判 断正面临着挑战。尤其是，当文学力图对现实发言，或感到不发言会受到读者冷落时，却又未经接地气的足够化合，不得不大量借助新闻，文学与新闻的纠缠就会发 生。另一方面，在浅阅读时代，很多读者的价值判断乃至社会观，不是来自“有长度的生活”，也不是来自切身的完整体验，而是来自快速的网络新闻和碎片化的信 息。这样，对于与“新闻”相沾边的文学叙事，读者的判断总是先入为主。比如，贾平凹《带灯》中展示的乡村日常冲突以及乡镇干部经历的种种困惑艰难，乡镇 “维稳办”遇到的种种麻烦——上访、征地、拆迁、招商等等，在社会新闻中几乎全都涉及过。有论者指出，那还需要文学干什么呢？现在是“微时代”，若论反映 现实的速度，文学根本无法与网络和新闻比，那文学的价值又何在？是啊，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者并不浅薄。我能理解这种说法，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 读《带灯》是在读情怀，读情感的微妙，读人生的韵味，读转型时期世态的变化万端，也是在读我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当然，《带灯》在创造一个理想境界上， 在思想的锋利上是不够的，使文学之为文学的魅力仍未得到充分展现。

　　到了余华的《第七天》，问题就变得更尖锐了。这部小说被戏称为“新闻串烧”，因为里面罗列了强拆、杀警察、洗脚妹杀人、卖肾等等奇观化的新闻。 我感到，余华非常珍视这些社会奇闻，以为它们本身就有存留的历史价值，于是他小说里的现实感、尖锐感，想主要依赖这些新闻支撑。余华并非不懂文学与新闻的 区别，而是他认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般意义的小说已失却了阅读价值，当今的某些新闻，已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能力，其价值在文学之上。然而，这看法对 吗？问题在于，这些新闻奇观到底能撑多久呢，直接出现在小说中，究竟是破坏了、还是成全了这部小说的审美价值？不管多么惊悚的新闻，寿命都不会太长，因为 它是指向事件的，很容易事过而境迁。现在看来，《第七天》中最动人的地方，既不是新闻事件的重复，也不是新闻素材的“新奇”，而是写普通人相濡以沫的充满 人情味、人性味的日常生活，如杨飞的身世之痛，他与杨金彪的父子深情的曲曲款款，还有杨飞与李青的爱情畸变，以及余华对鬼魂世界里依然等级森严的大胆想 象，都显示了卓然的才气。

　　事实上，上述贾平凹、余华的例子引发的诘问，一方面显现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话语较量，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某些读者缺乏耐心，没有细读出作家在处 理新闻题材时的良苦用心，没有看到文学对新闻事件“超越的努力”。的确，依赖新闻事件发掘出来的“热点”，很容易让读者产生“网已有之”的误解，作家也很 容易做出就事论事的平面判断。但是，如果文学能在新闻事件背后创造出完整而富于生气的“第二现实”，那就非同一般了。王可心的《同顶一片天》和王十月的 《人罪》是在实践中探索的例证。《同顶一片天》写了一个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卖肾”与“换肾”的故事，在同一片蓝天下，同样出于“爱”，但这一生命对另一生 命的掠夺又何其残酷！人性的复杂与心理的深度，偶然中藏凶险与平淡中寓深刻，平民的生存状态与黑社会的魔影，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它的素材来自真实的案件。它 被完全地艺术化了。

　　王十月的《人罪》，似乎有众所周知的两类案子的背景，同名同姓的“高考冒名顶替案”和小贩杀死城管案，但他处理得从容有致，天衣无缝，成就了另 一个自足的世界。可以承认，故事的缘起和触点来自社会新闻，具有“元新闻叙事”的意涵，但小说完全打碎了新闻元素，通过合理想象，运用生活积累，重新塑造 出两个“陈责我”以及陈庚银、杜梅甚至吴用等“自我救赎者”，微妙而真实。在《人罪》中，作家写出了每一桩“罪”背后的无奈与被动，更写出了当事人在面对 道德难题时的悔恨与救赎，小说的叙事逻辑丝丝入扣，叙事的伦理处处动人，人物个体的“片面正义”也被合情合理地打开了，从而避免了读者在面对“有罪”心理 时可能出现的单向度的道德审判。

　　可见，文学叙事是否与新闻相关并非判断一个作品成就高下的重要因素。中外很多名家大作的素材就来自新闻事件，却终成旷世经典。作家以某一新闻事 件为起点，为契机，为触媒，能发掘出题材背后的深意，将其超越到审美的新高度，值得大力首肯。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 等等，要么素材源自于新闻事件，要么叙事起点就是报章新闻。可是，当我们读到《红与黑》中于连由乡进城、由家庭教师逐渐进入市长夫人造设的温柔之乡后，短 暂的满足和陷入长久的焦虑时，发现它与1827年的那条报章新闻已毫无关系了。我们读到安娜·卡列尼娜卧轨时所画的十字，赴死时仿佛入浴的心情以及“如笼 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深刻笔墨时，我们感知的是主人公对生命的尊重、绝望与决 绝，也早忘光了那件出轨与婚外情混合的猎奇之事和耸人听闻的“新闻”。

　　然而，必须看到，今天新媒体时代作家所面对的文学与新闻的纠缠又与19世纪巨匠们有所不同，可以说更为复杂。为什么今天文学与社会新闻之间的关 系忽然变得更加敏感，而像须一瓜、阿乙等作家表现出对法制类新闻的尤其敏感？这是需要思索的。据我了解，现在一些直接以网络法制新闻为题材的作品得到读者 较高的认可。孙浩元的新闻悬疑小说《人肉搜索》、刘剑的犯罪小说《天使不在线》等，由于抓住了当时、当下的热点事件，将新闻事件重新加工，显示了以文学的 方式处理新闻事件的多种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想象“或然律”下可能发生的事。今天，文学与新闻的关系被指认为“纠缠不  清”、暧昧不明，其深层的问题不在于作家涉猎了什么样的话题，也不在于是否“亲近”了媒体新闻，而在于作家有无能力再造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想象世界。新闻指 涉的是事件的“客观真实”，而文学的优势在于，它始终聚焦于人性，它有强大的主体意识的重塑和再造功能，它创造的是“主观的真实”，因而是更深刻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