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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当代著名小说家、编剧。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1981年考入军校，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电视剧《暗算》《风语》《刀尖上行走》（编剧）。小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被译成30多语言，其中《解密》英文版被收进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是继鲁迅、钱钟书、张爱玲后唯一入选该文库中国当代作家 。麦家的小说具有奇异的想象力和独创性，人物内心幽暗神秘，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多被改为影视作品。由他编剧的电视剧《暗算》和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是掀起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开山之作，影响巨大。

麦家“走出去”的解密

□ 白烨

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而言，2014年也许算得上是一个“麦家年”。

2月起，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卫报》等美英主流媒体，对中国作家麦家的创作成就及其作品《解密》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密集报道，不惜笔墨，不掩惊喜。3月，《解密》英文版由美国“FSG”（法劳·斯特劳斯·吉罗出版公司）与英国的“企鹅兰登”两大出版集团联手出版，并在所有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初版同时被纳入英国著名的“企鹅经典文库”。目前，《解密》已相继与西班牙、法国、俄罗斯等13个国家的17家出版社签约。企鹅兰登书屋集团也正在组织翻译麦家的《暗算》，预计将于年内出版。

对于麦家其人其作在海外的走红，美国《纽约时报》在题为《一个中国谍战小说家笔下的秘密世界》的报道里认为，麦家在作品中所描述的秘密世界，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外国人更是一无所知。麦家自己向媒体坦陈：“其中有巨大的偶然性。如果我的译者当初没有在机场书店看到我的书，她的爷爷没有从事情报工作，可能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麦家特别强调个人的“运气”，但这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因为，译者看了《解密》，觉得“好看”；出版商看到译稿，惊呼：“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的作家。”这些都源于《解密》这部作品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麦家小说创作的别有洞天。换句话说，一个出色而独特的麦家和他的小说文本，本来就存在着，现在恰巧遇到合适的译者，又恰逢适当的时机。译者、出版者，包括媒体、读者，以接力的方式联袂发现了麦家，一个当代版的“伯乐相马”的故事便应运而生。

从一些英美媒体有关麦家的文学创作报道看，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欧美主流媒体的特定视觉，但在阐说英美书业何以看重麦家、英美读者何以看好麦家的因由中，折射出来的看法，却对我们重新认识麦家小说，理解麦家的创作个性，乃至揣摸“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脉动等，不无启发意义。

麦家从《解密》开始，到《暗算》和《风声》，都脱开常规写“谍战”，很受读者欢迎，但文学评论圈的评价始终不高，并不时伴有到底是严肃文学还是类型文学的种种争议。《解密》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才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麦家的文学地位，使这个另类作家进入到主流作家行列。与文学评论界的迟疑形成鲜明对比，英美的书业界与传媒界对于《解密》的肯定却极为果决，如《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道：“《解密》一书的可读性和文学色彩兼容并包，从一种类似寓言的虚构故事延伸到对谍报和真实的猜测中，暗含诸如切斯特顿、博尔赫斯、意象派诗人、希伯来和基督教经文、纳博科夫和尼采的回声之感。”

《解密》在善于营构故事和精于叙述故事的两个方面，都显现出了麦家在小说艺术上的造诣与气质。作品里有着家族遗传与数学天赋的主人公容金珍，本可成为国际数学大师，但因国家安全急需解密人才，便倾心倾力地投入进来，在破解顶端密码的工作中与自己的老师——著名的数学大师与制密权威希伊斯暗中斗智角力。小说在悬疑丛生的叙事里，既写天才斗智，又写人才互耗；既写性格悲剧，又写命运悲剧；既蕴含了丰富的东西方文化内容，又挖掘出潜藏于人性深处的灵性与魔性。在数学奇才献身国家解密事业的故事里，从正面看，是个人命运交织着国家命运；从背面看，则还有科技的进步常常构成对人性的钳制，智慧的释发往往会形成对文明的反制等悖论。这种以小见大、以少总多的叙事，使作品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富含了引人反省的深刻内蕴，从而具有多角度解读的可能。糅合了“东”与“西”，打通了“雅”与“俗”，辨识度高，个性化鲜明，这种风格得到不少海外读者的认同，也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通往世界的另一扇窗户。

《解密》的英国出版方，企鹅经典书系的总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麦家先生颠覆了我们对中国作家的传统印象，他写作的题材和价值是世界性的。”还有一些要言不烦的评说，更直白也更有意味。如美国《纽约客》主笔说：“麦家的成功源于他的某种能力，他的小说专注于故事，而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上去。”要看好故事，看有关中国也有关世界的故事，是许多海外媒体在报道和文章中显露出来的强烈的阅读期待，而麦家和他的《解密》，正好满足了这样的期待，这也是中国作家与海外读者在写作的“供”与阅读的“需”上，少有的达到高度契合的成功范例。

因为种种原因，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构成的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不仅差强人意，而且与日益崛起的大国地位不大相称。这种情形，连海外的汉学家也为之着急。英国的汉学家、剑桥大学的蓝诗玲就不无忧虑地指出：“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的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这种情形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文学的对外输出与传播，委实任重而道远。

随着国家日益重视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和对外影响上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们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译介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力度。但毋庸讳言，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更为巨大的，可能还是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以及2014年走红英美图书市场的麦家。“黑马”麦家无意中的“被发现”，同样对海外的人们了解中国不无启迪。中国当代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与当下世界完全接轨的。值得了解的作家，值得欣赏的作品，不只莫言与麦家。只要不带成见，取下有色眼镜，将会看到一个与中国历史一样辉煌、与中国现实一样多彩的当代中国文学。

有心的企鹅兰登集团董事局主席马金森，在远赴杭州给麦家送样书时说：“这是我履新来第一次给作家送书。我们现在每年出版12000册图书，但中国作家的书还是很少。这是一种仪式，也是一份期待，希望通过你，让我们能淘到更多中国作家的‘金子’。”有着这样的眼界，这样的热望，相信马金森在中国定会大有收获。

《解密》是我的一次历险　

□ 麦家

《解密》在国内知者不多。但我坚信，书像人一样，有自己的命运，命运总的说是公平的。《解密》于我而言，似乎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更像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总算苦尽甘来，有个完满结局。

过去那么多年，我还清楚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那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恐怕不是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战士，到武警士兵、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的闲人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在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最后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抛弃它，从六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十一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经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和蛮劲。我深切地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是我的一种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解密》有今天的善终以及给予过我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甚至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纪念。

（来源：2014年7月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