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名片】

叶圣陶（1894.10.28～1988.2.16）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笔名叶、圣陶、斯提等。江苏苏州人。父亲在地主家做账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闲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应聘到吴县甪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称甪直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曾与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心》《文章讲话》等。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主编或编辑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笔阵》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后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小说《隔膜》《线下》《倪焕之》，散文集《脚步集》《西川集》，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并编辑过几十种课本，写过十几本语文教育论著。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 张中行

叶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总想写点什么，一则说说自己的心情，二则作为纪念。可是一拖延就三个月过去了。依理，或依礼，都应该尽早拿起笔来。写什么呢？这有困难。一是他业绩多，成就大，写不胜写；二是遗体告别仪式印了《叶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业已经简明扼要地说了；三是著作等身，为人，以及文学、教育、语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摆着，用不着再费言辞。但纪念文是还要写。为了不重复，打算沿着两条线选取题材：一是写与我有关的，二是写不见于或不明显见于高文典册的。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以字行，用叶绍钧的名字。我的印象，比如与鲁迅、郁达夫相比，鲁迅笔下多锋芒，郁达夫有才任情，叶先生只是平实规矩而已。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虽然不能说错，也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掺合的情况很复杂，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等等。叶圣陶先生则不掺合，而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虽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做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文革”的大风暴来了，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幸而这有如阵风阵雨，不到片刻就过去。但交往总是不便了，何况其时我更是自顾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够如《尚书》所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旧，也就放了心。其时我是依据70年代初的什么文件，干校结业，因为妻室是有两只手仍在城里吃闲饭的人，所以没有返城居的权利，双肩扛着一口下了乡。大概是70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表现得更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大概是“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大题目吧。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风是对是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这里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感觉，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德的力量会比力大，因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人，思想和行动，范围太广，我想损之又损，只说说我深知，而且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语文”方面；这仍嫌范围广，只好再缩小，限于写作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个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说是不成问题，理由之一，看历史，似乎早已解决。那还是民初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说“我觉得对”，文则要写“余然之”，既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又不容易懂，所以应该合二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为然，但这是大势所趋，众意所归，不久就统一了天下，理，认定怎样说就应该怎样写，行，用笔写白话。理由之二，看现实，写，都不用文言，而用普通话。但这里还隐藏着不少问题。由文学革命时期起，就应该有所谓白话指什么(如有孔乙己的白话，鲁迅的白话，北京市民的白话，等等)，能不能这样写，应该不应该这样写等问题。这且不管，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广大的能执笔而不成家的，总是这样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数人、个别文体(如小说、戏剧里的对话)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离”。不即，是与街谈巷议的口语不尽同；不离，是无论如何，总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炼化的条理化的口语。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在现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数，从用语方面看，与过去相比，不即的成分显然增加了，从而不离的成分就相应地减少了。这表现为冗长，扭曲，修饰，晦涩，不像话。不像话，有影响，是不自然，不简明，不易懂。这样写，有的来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来于看什么，学什么；但更多的是来于认识(纵使是不很明确的)，以为不这样就不成其为文，甚至不足以称为文。有认识为依据，不即而离的文就会发荣滋长，终于成为文风问题。叶圣陶先生坚决反对这种文风，他提出正面的主张，要“写话”。写话，粗略说是嘴里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加细一些说是，所写，从用语方面看，要是简明而有条理的口头话。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止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付之一笑。这里为题目所限，不能牵涉过多，甚至挑起论辩。专说我的看法，写话，虽然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但大体上说，或当作为行文用语的一个高标准看，总是既正确又对症。说正确，因为这是坚持文学革命以来求言文一致的老传统。说对症，因为时下的脱离口语甚至有意远离口语的文风正在制造“新文言”。称为文言，是因为只见于书面，嘴里并不这样说。新文言，就其难于为绝大多数人轻易了解说，会比旧文言更糟，因为旧文言简短，新文言冗长，旧文言直说，新文言要多绕弯子。不简短，不直说，再加上结果的难于了解，就成为症。去症要有对症药，那就是写话。写话的主张会碰到两种性质的难易问题。一种是执笔之前，刚才说过的，认为这样就不成其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认识，属于一念之差，可是变却大不易，要慢慢学，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求速成办不到。另一种是执笔之后，我的经验，就说是下里巴人吧，写得简明自然，让下里巴人听着像话，不是容易，而是很难。这也要靠慢慢学(多念像话的文)，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此外还要加上叶圣陶先生提到的办法，写完，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活，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叶圣陶与《倪焕之》

□ 董宏猷

叶圣陶先生一辈子为人真诚质朴,温良敦厚。著名诗人臧克家就曾经说过:“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是文学研究会在创作上最有成绩的作家。可以这么说,在五四时期,除鲁迅之外,叶圣陶应该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不仅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而且,还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倪焕之》和茅盾的《子夜》一道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真正开端,而且被茅盾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

　　我收藏有开明书店1930年初版、1947年再版的《倪焕之》。该版作者署名“叶绍钧”。书前有文学家夏丏尊做的序言。这个版本有味道。一是开明版。叶圣陶与开明书店的渊源深厚,不仅长期在开明当编辑,而且,还主持过开明书店的事务,是开明书店的灵魂。由开明书店推出《倪焕之》,自然是题中之意。二是署名。“叶绍钧”其实是他的原名。叶圣陶12岁入苏州公立小学时,请先生章伯寅取一个爱国强国的字。章先生为其取名“秉臣”,教育他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辛亥革命爆发,苏州光复,叶绍钧找到章伯寅先生说:“清廷覆没了,皇帝打倒了,我不能再作臣了,请先生改一个字。”先生笑了笑说:“你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字吧。”1914年6月10日,叶绍钧在《小说丛报》第2期发表文言小说《玻璃窗内之画像》,署名“圣陶”。后来,又把姓与笔名“圣陶”连了起来,便成为著名的笔名。

　　《倪焕之》是叶圣陶1928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连载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上。小说的主人公倪焕之是个小学教员,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纯洁、天真、爱幻想,但是,很少考虑社会环境与实现理想的现实可能性,是五四理想者的典型。五四运动爆发后,倪焕之思想发生突变。从潜心于教育改革变成投身社会革命。但是,大革命遭到失败,白色恐怖蔓延,倪焕之又一次感到了绝望。最后,由于饮酒过度得了绝症。临死时,倪焕之突然觉悟过来,热情地期待与召唤和他“全然两样的人”的出现。他说:“成功,不是我们配领的奖品,将来自有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让他们去受领吧。”

　　理想的张扬与幻灭,是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大革命失败的现代作家们几乎都接触过的母题。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用小说描写过倪焕之似的充满五四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而用长篇小说来展开那个特殊的时代,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叶圣陶是第一人。难怪他的老朋友夏丏尊在序言中说:“《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以说是可以划一时代的东西。”

　　叶圣陶当过多年的小学教员。上世纪40年代,他曾应某大学聘请,担任教授。那时,他已经盛名满天下,而且在各大书局掌握过文柄。可是在自己的经历栏中,叶先生只写了4个字:“小学教师”。在他看来,“小学教师”是一个极其光荣的称号。正因为如此,当他写起小学教师倪焕之时,自然是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叶先生一辈子对教育情有独钟,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有着卓越而独特的贡献。有人说,叶圣陶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和最有成就的“教育小说家”,《倪焕之》便是最好的文本。他熟悉下层的知识分子,常常毫不留情地暴露旧中国教育的黑暗内幕,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对下层知识分子贫穷悲苦的生活状况,他有着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同情；同时,对这一群体的弱点,也有着严峻的解剖与审视。他手持现实主义的解剖刀,简约而锋利。

　　我感到倪焕之其实一直没有走远,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的纯洁与天真,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懂世故的冲闯,乃至由此而产生的失败,幻灭,其实一直附体于一代代的青年身上。撇开小说特定的结局,我们谁不曾倪焕之过?就像一位朋友见到我年轻时候与文友的合影,惊呼道:“天哪!这个小伙子,竟然是你吗?”当然。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当然是我,也许就是叶绍钧,或者,倪焕之。

　(来源:《大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