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名片】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县，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14年留学日本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 “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时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郭沫若著述颇丰，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女神》评析

杨红霞  

　　《女神》所展示的，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五四”青年——的心灵震颤：他们的痛苦、绝望、挣扎、反叛、憧憬和创造。这种心灵的震颤，实质上就是生活中新与旧、美与丑、明与暗、生与死、爱与恨相互冲突而给青年们造成的情感矛盾与生命裂变。

　　《女神》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女神》的成功正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正是这个抒情主人公形象：在交融着叛逆与创造的“五四”精神冲击下，迸发出强烈的个性自觉和自我超越、自我更生意识，以空前豪迈的气度渴望创造崭新的世界、美好的人生。这一自我形象不仅是诗人自我，也是“五四”时代青年的自我，更是在斗争烈火中锤炼着裂变着的中华民族自我。这一形象正是《女神》的诗魂。

　　内容概述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虽然略迟于胡适的《尝试集》，但却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取得了强有力的突破，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奠基作。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56首，包括1916～1921年间的诗作，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和《棠棣之花》，取材于古代传说或历史，独具风韵，令人神驰，是歌德式的作品。第二辑是30首自由体诗，包括代表作《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等，是《女神》最重要的部分，是《女神》的精华和灵魂。这些作品大都写于“五四”运动的高潮期，明显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最能体现《女神》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征。第三辑收23首作品，大多是小诗。包括诗人最初的试笔及“五四”之后的作品。诗人受外国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诗作表现出一种恬淡清新的格调。

《女神》是“五四”狂飚突进精神的典型体现，它燃烧着对一切旧秩序、旧传统、旧礼教的大胆否定和无情诅咒，海啸般的呼喊着创造与光明、民主与进步。

　　思想内容

　　通观整部《女神》，反抗、创造、爱国是贯穿诗集的基本思想内容：

首先，是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这里的个性解放不仅是个性本身，而是将个性解放作为社会、大众、民族、国家解放的前提，将个体与社会、大众、民族、国家融为一体。因此，《女神》中的“自我”不全是诗人自己，而是包含上述内涵的“大我”。《天狗》中天狗的形象，把日月星辰和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我”便是全宇宙了。《凤凰涅磐》中的凤凰形象，《炉中煤》中的炉中煤形象，也是这样。个性解放要求既表现对“自我”的发现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也表现为破坏一切旧物实现新我的精神。如《天狗》中那个要将身上的光与能通通释放出来的飞奔、狂叫、燃烧的“天狗”，这种冲决一切罗网，毁灭一切旧物的强悍形象，正是“五四”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诗意的极度夸张。

其次，是反抗、叛逆与创造精神的歌唱。

《女神》诞生时期的中国正是一个黑暗的大牢笼，黑暗的现实激发了诗人反抗的、叛逆的精神。《凤凰涅磐》中凤凰双双自焚前的歌唱，对腐败的旧世界作了极真切、极沉痛的描绘，传达出一个古老民族觉醒之时的深刻的悲愤。凤凰的自焚，乃是与旧社会彻底决绝的反抗行动，是叛逆精神的强烈爆发与燃烧。与反抗、叛逆精神联系的是创造精神，即《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歌唱的“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在诗人讴歌的创造精神中，一是对20世纪科学文明的讴歌。如《笔立山头展望》中，诗人觉得眼前的山岳海湾、轮船屋宇都在涌动，那黑烟是“20世纪的名花”。二是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歌唱。《女神》歌颂的自然，是与人相通的力的自然，创造的自然，具有雄奇的力量、飞动的气势、辉煌的色彩。

第三，是爱国情思的抒发。

《女神》时代的郭沫若，身居异国，感于祖国的贫弱落后、列强的虎视眈眈，常常怀着忧国的情思。“五四”精神给他以鼓舞，使他在忧国之外又更多地对祖国新生抱有热望，这种爱国情思就如千尺飞流奔涌在他大部分诗作中。《炉中煤》用拟物法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又用拟人法把祖国比作“我心爱的年青的女郎”。“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作者正向亲爱的祖国诉说着那颗燃烧的赤子衷心，即使化为灰烬也绝不后悔遗憾。用“炉中煤”的口吻向“心爱的人儿”祖国倾诉衷肠，抒发了对祖国的强烈热爱之情，表达了甘愿为祖国献身的愿望。

《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色，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所以说，《女神》是一部激情澎湃的诗集，是一部焕发着新思想芳香的诗集，是一部引人深思反省、积极创新的诗集！

　　艺术特色

　　《女神》以其非凡的艺术想象力，鲜明而富于动感的形象及不羁的形式，显示出中国现代新诗的巨大进步：

　　（一）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的新形式

　　郭沫若在诗歌形式方面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让诗的形式服从于诗人感情的倾泻，让诗人的情绪支配诗的旋律。在《女神》里有三百多行的长诗《凤凰涅槃》，有短到只有三行的《鸣蝉》。这些诗不固定行数、字数，不注重押韵、对仗，段落或分或无，诗篇或长或短，真所谓变化多端，不拘一格。但是《女神》中的诗篇决非随意写出，而是篇篇都独具匠心，可以从不统一中找出一些统一的规律，主要表现在诗行参差中有着某种规律，节奏于和谐中有规律的变化和大体押韵等。

　　（二）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使表现的对象变为诗人理想化的形象。有不少诗篇取材于“太阳”，把太阳当作生命的源泉和光明的化身加以歌颂，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光明理想的渴慕与追求；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巧妙地处理古代神话、传说，既表现了古代英雄人物的崇高壮美，又使他们跳动着现代的脉搏，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运用生动的比喻、奇特的夸张。《女神》中，诗人运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奇特大胆的夸张，如《炉中煤》里，诗人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把祖国比作自己心爱的“年青的女郎”，表现了一个觉醒的“五四”青年炽热的爱国情怀；《天狗》中，诗人说天狗吞食了“日”“月”“星球”和“全宇宙”，非常有力地刻画了一个具有个性解放的彻底勇猛精神的“自我”形象。

　　（三）雄浑豪放的崭新风格

“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郭沫若受惠特曼的《草叶集》影响，产生了“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并用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抒发出来。这些诗如《凤凰涅槃》《天狗》《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等。有的高歌，有的长吟，有的咏叹；时而嘹亮悠扬，时而悲壮急促，时而柔婉舒缓，使诗作充满了昂奋腾越的音调、浓烈瑰丽的色彩。

艺术形象

　　《女神》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可以视为郭沫若“自我表现”的产物，但这“自我”是与他心目中的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的。在他的诗里，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已经消失了界限，整个宇宙都在诗人内心情感与情绪的波动中辉映涌动着，而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又在整个宇宙中滚涌着、流泻着。

　　《女神》中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即“五四”时期人们心目中觉醒的、新生的中华民族形象。郭沫若有着先于同时代任何作家的敏锐的洞察力，他最先感受到了“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新生和民族的觉醒。如《凤凰涅槃》，象征着古老中华民族的凤凰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浴火重生，诗中凤歌与凰歌以葬歌的形式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再以凤凰更生歌吟唱着一个自由的新时代的到来。

　　其次，这个“大我”是一个有着彻底的破坏力创造力的新人。这种“大我”的情怀，是古老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种崭新的精神，也就是“五四”式的彻底、不妥协、战斗和雄强的民族精神。《女神之再生》中，“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旧了的破囊”，“破了的天体,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这些都是彻底的破旧立新的体现——于是，诗人笔下的我呼喊着：“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这个“我”立在地球边上，呼唤着“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于是一切的妥协中庸都没有了，代之的是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觉醒。

　　第三，这个新生的“大我”崇拜着自己的本质，热情地追求着自由的个性解放。《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梅花树的醉歌》等诗作中处处体现着这种自我的自觉的呼声。“我崇拜我，我赞美我自己，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如烈火一样的燃烧，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我便是我呀。”这些激越的呼喊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自我尊严得到尊重，自我创造力得到承认。这无疑是对封建伦理的彻底的粉碎和伟大的思想解放。于是《女神》显示出的极端的自由状态，才能令人神往。这种民族精神与作家创作的自由状态的完美统一，使女神不可复制。

　　第四，这个时代的“大我”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国，更关注到了全世界全人类。在《晨安》中，我不仅向着我年轻的祖国“我浩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问候，且向着恒河、印度河、红海、尼罗河，向着大西洋边的新大陆，天平洋上的扶桑致意”。这样的眼光和胸襟，在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总之，《女神》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热情洋溢，对自我的力量充满自信、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向往的“五四”青年，他厌恶一切陈腐的事物，厌恶平庸无为的生活；憎恨现实生活的黑暗和冷酷，赞美一切新鲜的生命，崇拜一切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伟大事物，同时也在自己的青春的生命力面前感到惊异和欣喜。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和创造的精神构成了《女神》的主旋律。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而诗人郭沫若正是“偏于主观的人”，艺术想象力极其丰富。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浪漫主义这里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口的方法。《女神》中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不仅是民族精神的符号，也是诗人自我个性与灵魂的真实写照。无论是诗中“我”对于理想的追求，还是放眼世界的眼光，都真实地反应了郭沫若热情、乐观、开阔的个性；无论是民族精神之“大我”，还是个人灵魂之“大我”，都因为作者不受羁绊的自由状态和彻底的创造性以及极端的浪漫主义，而显得不可复制，且恒久生辉。

闻一多评论《女神》说：“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