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著名的作曲家、管风琴及羽管键琴家，虽然终身未出国门，却是将西欧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融为一体的开山大师。他萃集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传统音乐中的精华，曲尽其妙，对后来将近三百年整个德国音乐文化乃至世界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赫生于在德国图林根的一个美丽的小镇——爱森纳赫。9岁丧母，10岁成了孤儿。由于他嗓音美妙，经济拮据，少年时期靠奖学金进了在吕讷堡的圣·米歇尔学校。1702年毕业，翌年在一家室内乐队当小提琴手。随后的20年中他干过许多行当。巴赫主要以一位卓越的风琴家而闻名，虽然他还是一位作曲家、教师以及乐队指挥。1723年他38岁时开始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任歌咏班领唱，此后27年一直担任此角。

　　巴赫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包括近300首的大合唱曲、组成《平均律钢琴曲集》的一套48首赋格曲和前奏曲，至少还有140首其他前奏曲、100多首其他大键琴乐曲、23首小协奏曲、4首序曲、33首奏鸣曲、5首弥撒曲、3首圣乐曲等，总计谱写出800多首严肃乐曲。巴赫的作品深沉、悲壮、广阔、内在，充满了18世纪上半叶德国现实生活的气息。他谱写了许多充满戏剧性因素的大型声乐作品，其中《马太受难曲》《b小调弥撒》是最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巴赫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教徒，通过宗教音乐形式（受难曲、弥撒、经文歌、康塔塔等）抒发了对人类灾难、痛苦的怜悯、同情以及对和平与幸福未来的渴望。与前人的作品相比，巴赫这种充满宗教内容及复调音乐思维的作品更为广阔地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但同时又从来没有脱离德国的音乐传统。《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巴赫在“纯音乐”领域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作为一部具有德意志精神的作品，它体现出了严谨的德国式思维。另外，他的《法国组曲》《英国组曲》和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等乐队作品，也都表达了作曲家对和平和美好生活的祈求与渴望。这些作品在德意志民族人民的内心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巴赫一生的主要功绩是：第一，把音乐从宗教附属品的位置上解放了出来，从此音乐不总是歌颂上帝，也歌唱平凡的生命；第二，他把复调音乐发展成主调音乐，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第三，他确立了键盘乐器十二平均律原则；第四，除了声乐作品外，巴赫奠定了现代西洋音乐几乎所有作品样式的体例基础。因此巴赫被后世尊称为“西方音乐之父”。

　　在巴赫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音乐大体上无人问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极为欣赏巴赫的天赋）。新的音乐风格在发展，巴赫的“旧式”乐曲一时声消音灭。但是1800年以后，人们对巴赫乐曲重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他的声誉和名望与日俱增。在现今这个非宗教的时代里，巴赫远比他在世期间的名望更高。一位两百年前在风格和主题方面都被认为是旧式的作曲家，今天却受到了广泛的颂扬。

　　巴赫是所有著名作曲家中水平最高的艺术家。他谙熟他的时代的所有音乐形式，并对其中任何一种都能运用自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例如他对旋律组合法（同时演奏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曲调的方法）在艺术上的精通程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他的管弦乐作品逻辑性强，变幻多样，主题贴切感人，旋律丰富多姿，因此他愈加倍受赞颂。

　　巴赫的音乐，可以说是构成欧洲音乐殿堂的一根重要支柱。对于整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来说，巴赫的音乐成就可以说是架在这座殿堂上的圆顶；对于其后的欧洲音乐发展来说，虽然直到19世纪巴赫才具有真正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一旦产生，便对欧洲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有当巴赫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具有新的文化意义时，他的音乐作品才对现代音乐具有“启示录”的意义。而对于后人来说，没有研究过巴赫，就不可能理解欧洲音乐；未能深入研究过巴赫的作品，就难以成为一个严谨的、精通其专业的音乐家；若不能透过巴赫音乐纯朴的形式、精练的技巧乃至宗教音乐形式上的“外壳”，体验到巴赫音乐中蕴藏着的很深的思想情感，也就难以透彻地认识巴赫音乐的本质。

　　巴赫生活的时代，德国处于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状况，文化艺术暗淡无光。外国的（例如法兰西、意大利、英吉利的）文化在德国占绝对优势，民族文化受到轻视。恩格斯曾形容道：“从那个时候起，棍棒和鞭子就在国内占了统治地位；和整个德意志一样，德意志农民降低到极卑微的地位。”在这样情况下，教堂自然成了人们寄托精神情感的地方。在德国的图林根州，“巴赫们”曾成为音乐家的代名词，巴赫一族上溯到好几代人都从事一种组成行会的音乐职业，属于音乐艺人阶层。在领主的宫廷中，巴赫的社会地位是仆役性质的，与厨子列在同一个名册上。他不具有自由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其作品并不能成为其经济收入的来源，而是归于领主所有。即使成为托马斯的宫廷乐长，也很难维持在莱比锡的生活，死后也无遗产，不似贝多芬死后还留有股票。他的作品除在教堂中以外，演出也很少，死后长期默默无闻。他的作品有不少是为统治者写并对其歌功颂德的，但是他不满足于自己屈辱的地位和现状，所以不断转换他的恩主，寻求能更好发挥自己艺术才能的栖身之处。他甚至说过自己是不得不生活在被人厌恶忌妒的环境中，并且也曾和宫廷、教会中的恩主发生冲突，所以他也有傲慢、倔强的一面。

　　巴赫1703年曾在阿恩施塔特的教会担任风琴师，同时也为宫廷作曲。从那时起他写了许多著名作品。1704年创作的d小调托卡塔中具有某种威力，像在用非常有力的语言在说话。在中间转调处他杰出地运用了许多减七和弦，似狂风一般有力。过去一度有人认为这是其晚期的作品。因为他带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妇女到教堂唱歌，被城市议会列为罪状，就自动辞职了。

　　1708年他曾在魏玛宫廷任风琴手。虽然这时他的身份也很低，但是作为一个风琴师的地位和名声却逐渐提高。在德累斯顿，巴赫应邀与法国演奏家作即兴演奏的比较竞争，虽然那位法国人跑了，而他却成为德国音乐家和外国人竞争获得第一次胜利的好榜样。

　　1717年，巴赫生平第一次担任奎登宫廷乐长。奎登公爵非常爱好音乐，他甚至在国家支出中抽了三十分之一作为经费组成18个人的乐队。巴赫在这里服务了六年，他的重要器乐创作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献给勃兰登堡侯爵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富于生活气息，也具有骄傲、华丽的贵族性格。此外，他还写了《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为独奏小提琴用的三首奏鸣曲、三首“帕蒂塔”（Partita）等。1721年写了C大调、d小调的管弦乐组曲、法国组曲，1722年写了《平均律钢琴曲》上集，1723年写了两部和三部创意曲等等。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认为具有广阔和大胆的思想和技术手法。

　　巴赫在1723年到了莱比锡这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在当时也是自由的都市，在法制上可以不受那里的萨克森公爵的统辖。在那里他演奏了一首自创的教会康塔塔，使该市的议员们听了非常饮佩，因而获得了圣·汤姆士教会的乐长工作，此外还做其他三个教会的音乐指导。这期间，他为教堂写了许多很好的音乐作品，如有名的《约翰受难曲》《马太受难曲》等。此外，为了谋得宫廷作曲家的职位，他曾写了一部伟大的作品《b小调弥撒》。这部作品与《约翰受难曲》《马太受难曲》一样，虽然是宗教作品，但是其音乐精神广阔，就像是在面向全人类说话，已经远远超过了宗教的局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巴赫的成名有赖于他的受难乐。受难乐所表现的耶稣的悲剧性经历，不仅具有某种史诗性，同时也是现实生活情感的表现。这种宗教音乐，所表现的悲哀、沉重、压抑的感情，应当说是只有当时的德国人才是具有感情。这种感情，从我们能够听到的，也只有德国人写的最深。当然，由于巴赫本人是新教徒，而宗教显然是他的精神寄托之处，所以这种情感的表现，就很难与某种宗教感情分开来。只是巴赫在受难乐中创造的宗教气氛，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能够体验到当时某种社会情感和心态的宗教气氛。甚至巴赫本人也已经在其中充当了一个感情力量充沛的角色，通过他自己的音乐表达，时而抒情的刻画耶稣悲剧性经历中的细节，时而展开史诗般的广阔和宏大。以至于当时莱比锡的听众抱怨教堂竟然上演了像歌剧一样的作品。

　　巴赫在《马太受难曲》中，让两组合唱、两组管弦乐戏剧性地对立，而让圣咏的主题在它们之上自由飘荡，也具有很强的抒情性，结束合唱非常有力量，使用两个合唱队、八个声部描写耶稣下葬时人们的感情。宽厚的低声部恰似广阔的河床，旋律在上面奔流，保持着复调音乐的感觉，而庞大的合唱自由宽广，充满着力量。甚至他的器乐作品，也能使人感受到一种冲破束缚、有冲击力的情感。如《d小调托卡塔赋格》曲调自由豪放，旋律线幅度大，音域宽，朗诵似的起伏，充满激奋情感。而《半音阶幻想曲赋格》更倾向于内心，不求表面的壮丽，而富于内心的刻画，有较强烈的表现。

　　由于德国宗教是德国音乐的土壤，历史上德国宗教管风琴音乐也很发展，所以在巴赫的创作中，仍然保持着复调音乐的典型性，并且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是，这种复调音乐思维方式，恰恰是在主调和声音乐发展到相当水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不同于过去带有教会调式痕迹的复调音乐。仔细分析，其中有清晰的和声结构与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能正是巴赫在复调音乐领域集大成的做法，终于将其发展到完美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