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从小养成良好读书习惯的有效途径；同时，要打破僵化、刻板、教条的语文教育模式，文学教育还是一副良药；往长远说，面对科学理性精神居统治地位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还是灌注诗性精神性，提升全民族人文素养正能量的需要。

　　■美英法德各国都堂而皇之地把“文学教育”列入他们的中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去，那么多文学经典在人家的母语课堂上学习。有的国家不仅仅让学生学习名著欣赏，还要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还学习文学批评。这些并不是大学而是高中、初中开的母语课，是否也都体现了他们的“国家意志”呢？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一

　　我这里说的“文学教育”，是指让孩子们从小上语文课开始，一直到初中和高中，教师都要针对不同年龄段，在现代教育理念指导下，不仅一篇篇的，还要一本本的，有计划、有系统、循序渐近地学习古今文学经典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或篇章。指导学生从课内到课外阅读、鉴赏、体味经典的魅力。而不是像过去的语文课那样，只是一篇篇零散学习一些诗文篇章；更不像过去那样，只任凭学生在校外随意地自发地接触一点名著。

　　为什么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中，要特别强调文学教育呢？

　　我想，这首先是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及其地位决定了的；这也是面向21世纪，世界上先进国家关于母语教育理念的一个共识；这还是在这个重物质、轻精神的后工业时代，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从小养成良好读书习惯的有效途径；同时，要打破僵化、刻板、教条的语文教育模式，文学教育还是一副良药；往长远说，面对科学理性精神居统治地位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还是灌注诗性精神，提升全民族人文素养正能量的需要。

　　但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有1956年和1957年两年时间，我国学习苏联经验，把语文课分成了《汉语》和《文学》两门课程（那时笔者正在读初中，至今也还保留着当年一套厚厚的《文学》课本）。1957年“反右”之后，“分科”取消了，又恢复了语文课。大体来说，我们的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缺失了几十个年头。

二

    这种奇怪的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呢？

　　当然从宏观来说，这种语文的病态主要是那个时代极左政治思潮决定的；往微观上说，就不能不首先谈到语文课程的“纲领性文件”——过去的《语文教学大纲》，即现行的　《语文课程标准》。《大纲》太久远了，“文革”十年又在实际上取消了语文课。我们就从新世纪编写的两个《语文课程标准》谈起吧。

　　改革开放后，国民对教育的重视也是空前的，语文教育的种种弊端也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在民众一片责怨声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先后兴起了两次社会性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其结果是于世纪之交诞生了2001《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这个《语文课程标准》与极左政治冲击一切那个时代的　《语文大纲》相比，是一大进步，它明确提出了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让语文课摆脱了“突出政治”的干扰，不是很大变化吗？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小学课外读名著的问题，并列出了分级阅读书目，这都是功不可没的。

可是，这个《语文课程标准》也留下了后患———为后来语文教育的困境（说“危机”也并不过分）埋下了伏笔。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在语文课性质的界定上，只强调其“工具性”和“人文性”，为何就不提“文学性”呢？文学教育本来就是语文课的应有之义啊！这里偏偏一字不提。而所谓“人文性”呢？并非是语文课的独有属性吧？诸如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不也从不同角度体现着“人文性”吗？况且，“文学教育”本身必然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人文性”；但“人文性”却取代不了“文学性”。所以，2001年　《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性质的界定排除了“文学性”，就遮蔽了语文课固有的一个本质功能，这还不是重大缺失吗？

三

　　我们看到，语文教学越来越把那个“工具性”推向了极端，应当活泼有趣的语文课变成枯燥刻板的实用工具课了。再好的篇章也要生硬地大卸八块，闹得学子们兴味索然。语文教学连“人文性”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审美教育/情感熏陶/诗意感受！学生往往连课文都没读通，就舍本逐末，天天埋头在作业堆里，大卷一堆堆写，练习册一本本练，填空题没完没了，问答题稀奇古怪。作文呢？更糟糕！让小学子死记硬背无数的名人故事和格言警句，一拼二凑三套，组装成一篇篇新八股文，制造死样活气的模式化作文满天飞。其结果就是作文的优劣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倒置现象，小学生比初中生好，初中生比高中生好——年龄小的有真情实感，亲切自然；年级越高接受作文教育越多，作文越矫情越虚假越模式化八股腔，师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至于《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课外读名著”这件大事，在这样大大小小的环境桎梏下，“课内”都如此，又遑论“课外”！对于绝大多数学校和学生来说，“课外读名著”怎能不是一纸空文？事实证明，没有文学趣味的语文课，是连工具性的知识和技能也落实不好的。这个道理许多人就是搞不明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代人就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长大，加上互联网长驱直入，动漫和游戏至上，消费和物质至上，娱乐和享受至上，满脑子唯“新”主义，学子们怎会对真正的经受漫长时间考验的文学经典有感情？难怪他们那样绝决愚痴，“至死也不读”《红楼梦》；难怪他们酷嗜“浅阅读”，拒绝稍有难度的教育，编了语文“三怕”的顺口溜，难怪也无文学也无艺术的《小时代》，凝聚了那么多年轻“粉丝”愚昧的欢呼。这是一代人接受畸形教育的可怕后果。说语文教育陷入了危机，并不过分吧？

更奇怪的是，明明在新世纪头一个十年，语文教育种种乱象都早已暴露无遗。不知为什么，在教育部前年（2012）编写的《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稿）中，对语文课本质的阐述，仍与十年前那个“实验稿”一模一样，只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表述，还是不见“文学性”的字样。无视“文学性”，文学教育缺失，是语文出现危机的重要表现和根源之一。

四

　　在《语文课标（实验稿）解读》一书中，读到这样一段话：“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功能，里面既有学术的问题，也有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问题。”这里，所谓“国家意志”，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强调语文课的“人文性”就体现了我们的“国家意志”？而强调其“文学性”就体现不了我们的“国家意志”？语文性质本身的客观存在性到哪里去了？

　　我们就看一看，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在他们的母语课程标准中，是怎样体现他们的“国家意志”，阐述本国母语课教学基本理念的吧。

　　许多先进国家的母语课程标准，都明确提出了一个共同理念——“文学熏陶与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并重”。注意，是“文学熏陶”，而且是“并重”。例如：“要求学生通过具体的、有解释性的、创造性的评价反应证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要求从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角度阅读文学作品（美国宾州标准）。”英、法、德各国课程标准均要求相当大的文学作品阅读量。法国的课程标准强调“给文学作品以重要地位”，“法国文学应当是首选对象”。英国要求在“第一、二阶段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受儿童文学”，“到第三、四阶段则详细地列出学生应该读的经典文学作品清单”。

　　美英法德各国都堂而皇之地把“文学教育”列入他们的中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去，那么多文学经典在人家的母语课堂上学习。有的国家不仅仅让学生学习名著欣赏，还要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还学习文学批评。这些并不是大学而是高中、初中开的母语课，是否也都体现了他们的“国家意志”呢？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依我看，在文学教育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有着浓郁的艺术品质，一种审美的乌托邦精神，所以俄罗斯一直在中学开设文学课，系统学习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从“黄金时代”学到“白银时代”一直到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我手头有一部厚达700页的巨著　《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大社2001年版），就是俄国高中生（十一年级）的文学史教科书，而且与此书配套的还有两大册文学作品选。这还只是一个年级的母语文学教材。他们对文学教育何等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该书主编阿格诺索夫教授在《致中国读者》一文中自豪地说：“在这个世纪里，俄罗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一次国内战争，取得一系列影响世界进程的胜利，也遭遇许多悲剧，给民族带来无穷的苦难。尽管如此，俄罗斯终于挺过来了！”显然，这就是俄罗斯精神，与俄罗斯一直普及文学教育的传统是大有关系的。

　　俄罗斯与我们的国情是很相近的。还有那么多先进国家，在其中小学母语教学中，都把文学教育明确放在重要地位，培育、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学、文化素养。国外那些成功的文学教育经验，我们应当实行“拿来主义”，认真学习借鉴吧。我想起韩愈老夫子扪心自问的一句大实话：“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人家能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呢？

五

　　把文学教育明确列入12个年级的语文课中去，能够以课堂为主很好地调动、整合校内外的文学教育力量和资源，把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都激活起来。例如，教育部早已提倡的“课外读名著”活动、正在兴起的“校园文学”活动、“作家进校园”活动、家长们的“亲子阅读”活动、遍布各地的学生“文学社团”活动；还有各社会团体研究编选公布的“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90种”、“中国家庭理想藏书120种”等等。这样多方促进阅读的连锁反应，积聚起来，其能量和影响不可小觑。

　　最近，传来高考语文加分改革的消息，明确肯定了语文在众多学科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文学是软实力。真正改革语文教育，动真格的，就从千方百计对青少年普及文学教育入手吧！因为语文是个重灾区，而文学教育是其最艰难的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带动教育全局的改革。苟如是，中国的语文教育庶几有救，我国的教育亦将有望。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