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晚深圳中学生文联秘书长谢晨老师用短信发来喜报：三名深圳学子的大作将于半年内在全国书店上架。这三部作品分别是深圳实验学校高二欧阳同学创作的20万字国内首部中学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著《情越千年》，红岭中学高三张为创作的10万字国内首部中学生哲学心得文集《一个人的方舟》，以及从深圳走出的青年作家、动物小说王子袁博的最新著作。

收到短信时已是半夜十一点多，我能感受到谢老师的激动和喜悦。但这样的好消息或许也会让一些人提不起兴趣——在升学的重压之下，文字和阅读的效用实在有限，与之相比，英语、数学等科目显然更具价值，这一点，从相关培训班的火爆即可窥见一斑。

这些天，大家都在谈论高校在校生可休学创业的新政策。政策本身当然指向一种更开放和国际化的制度设计，并承接了李克强总理“在中国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的讲话精神，但也有人担忧，此举会进一步强化教育的就业功能和工具化导向。曾有论者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学校如同一个个“职业培训所”，从教学内容到管理模式都形同工厂流水线，标准、精密、高强度却缺少人文温度。这样的观点虽不无偏激的一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中国教育的病灶，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擅长英语、数学考试的“学霸”，但钟情于文学和哲学等阅读和写作者则实属异数。

前不久，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引发广泛关注。杨校长在致辞中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仅仅靠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得人类获得快乐而又有尊严的生活。虽然通过专业教育可以使他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但不能造就和谐的人格……仅有专业知识的学生，不过更像是一条经过良好训练的狗。”这番话说得很重，但却发人深省。

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本意是“休闲”。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学校是一个休闲场所，在身心放松、没有太多功利因素羁绊的状态下，学生们可以自由地追求知识。直到今天，欧美许多著名大学的核心部分仍是“人文学院”，除了传授单纯的知识，其更重要的使命是推行“人的自由教育”，注重培养有德行、有思想和判断能力、有人类共同理想的人。某种意义上，高质量的教育应该指向人性的舒展和人格的健全，其培养的应是“有温度的全人”而非“冷漠的工匠”。

诚如有学者所言，加缪的《瘟疫》不会告诉你如何辨别鼠疫和淋巴感染，但会教你辨别背叛和牺牲的意义、存在和救赎的本质；卡夫卡的《蜕变》不会告诉你如何给一个重度忧郁症患者开药，但却能让你看到一个人比海还要深、比夜还要黑的内心深沉之处……今时今日，我们确有必要重新评估人文教育的价值，重拾文字和阅读的力量。

眼下三名深圳学子的人文作品即将出版，这多少让人感到鼓舞。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转变绝非朝夕之功，但有亮光，就有希望。深圳这片因改革而闻名的南粤之地，是否能在教育中植入更多人文因子，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高地，亦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