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汤汤的记忆里，语文课本是小时候最好的读物，每次发新书，她都会迫不及待地把最喜爱的语文书从头到尾先看个遍，然后眼巴巴地等着老师讲到她最喜欢的那几篇课文。她小时候最喜欢的课文是《神笔马良》。同样喜欢《神笔马良》的还有作家孙卫卫，包括《小抄写员》《一碗阳春面》等都是他最喜欢的篇目。后来读了《爱的教育》后，他才知道《小抄写员》是从这本书里选的，只是当年并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他上学时喜欢看故事性强的文章，没学前，很期待，学过后，依依不舍，反复再读。应该说，正是语文课本给了他们最早的文学启蒙，为他们开启了文学写作的大门，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之路影响深远。

　　语文教材是孩子们步入汉语言殿堂的第一扇门，他们使用母语的能力，他们日后的表达和写作能力，都由此习得，他们在语文教材中所接收到的真善美的教育，形成他们一生的精神底色。语文教材在学生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什么是好教材

　　语文教材问题，历来为大家关注，从鲁迅被删到周杰伦进入，每次教材的改动都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学生到家长，从老师到作家，目前的语文教材似乎很难取得各方满意。在近年的教改中，虽然语文教材与以往相比，无论在内容的选定上，还是在教学的编排上已经有显著提升，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语文教育家王尚文直言目前的语文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甚至令人担忧。“主要的问题是对汉语言文字应用这一语文课程的‘独当之任’(叶圣陶语)重视不够，而对在此之外的其他任务则比较热衷，造成了我们的学生语文水平、语文能力普遍不太理想的后果。这和教材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以百分制计算，对于目前的语文课本，作家汤汤给出的分数是70分，失分的地方在于：鸡肋一样的文章偏多，营养不丰富，感情假大空，不能和孩子们的心灵发生碰撞。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是——被应试教育挤压得捉襟见肘，缺乏情怀和诗意。

　　作家邓湘子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认为目前的语文课本，主要是从教学与考试的角度来编选单元内容的，而不是从学生的心灵成长与语文素养的自然生成来确定课本内容。教育观念还比较保守，有较浓的说教色彩，童心的愉悦、审美的力量与思维养成的含量都有待加强。

　　“究其根源在于语文教育缺少对规律的探求，缺少真正的研究，更缺少追寻与坚守的勇气。”特技教师、儿童阅读推广人周益民坦言，“这个规律即是儿童究竟是如何学习母语的。无论教材的编制还是教学方法的运用，都应该以之为遵循的依据。”

　　教材存在的痼疾，从另一方面所折射出来的是语文教学能力的欠缺，“唯教材，教材至上，欠缺整合意识与能力”，对课文理解偏差，教育方法机械单调，应试教育色彩浓重，目的太过功利化等等，这些都是目前的语文教学中仍然存在的问题。面对目前的语文教育水平，教材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教材编选的难度也更为增大。

　　那么，什么样的语文教材才是好教材？

　　周益民认为，好的课文首先应该是符合优秀儿童文学标准的，即作品应该是文学性与儿童性的结晶体。其次，应该是便于儿童母语学习，并通过母语学习健全人格的。

　　从题材上看，一是贴近儿童当下生活的，二是描写儿童想象世界的。从语言形式看，那些充分展现母语之趣之美的作品，儿童更喜欢。孩子们不喜欢说教的、干巴巴的课文，他们喜欢语言有趣的，情感饱满的，情节生动的作品。

　　语文不同于其他学科，除了要学习文本的内容之外，文本的形式亦在学习范围之内。因此在课文的选择上，应该同时兼顾两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

　　以情感和语言的艺术性见长的文学作品，和强调应用性、信息性的文字作品，指向的是语文教学的两个不同维度，它们都是个体语文素养的重要构成部分。方卫平认为，这两个维度其实是相通乃至统一的。比如，优秀的应用文、议论文同样需要讲究语言的艺术，只是这种艺术的考量与文学作品不尽相同；反过来，文学作品也是语言的其中一种应用方式，它也在语言的通道中寻求着特定的意义和信息传递的实现，只是这种意义和信息的性质与非文学作品并不全然相同。语文教学应当兼顾二者，不可偏废。

　　因此，对一篇进入教材的作品，应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既要有内容的标准，也要有形式的标准。邓湘子认为，所谓内容的标准，是指审美、思维、启智方面的信息含量。所谓形式的标准，主要是指语言、体裁等要适合相应年龄段的学生。具体到语言上的标准，应该是优美、生动、纯正的汉语。真正优秀的作品是经得起多角度标准的考察的。

　　黄岚是北京景山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她在日常的教学中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于课本各有偏爱：在低年级，儿童诗、儿歌、童话、寓言故事都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这些体裁往往带有童话色彩，欢快活泼，读起来又朗朗上口，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到了高年级以后，现当代作家的名家名篇，则更为受欢迎。比如巴金、老舍、冰心这样的作家的一些作品。一些故事类的，讲述动物的，以及科普方面的文章，都能吸引孩子们的目光。

　　好的教材应该受孩子们喜欢。学生喜欢看，愿意去读，自然就会对语文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好的教材能吸引孩子们的目光，能让他们不仅有阅读快感，还能有反复咀嚼的兴趣，不仅能拨动他们的心弦，还能有丰富的语言营养可以汲取。正如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言：“真正的教育在于能让学生实行自我教育。”一本教材毕竟容量有限，爱语文，就会主动去寻找、阅读更多的作品，拓宽阅读面。

　　统筹兼顾  比例得当

　　目前的语文课本中包含有不同的内容：古文古诗、白话文经典、当代作家作品、儿童文学以及非文学类文本等等。不同内容的构成比例是需要编选者斟酌的问题。

　　评论家方卫平认为，这个结构比例应该随着年龄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宜一概而论。在低幼年级，应以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学习为主，儿童文学的比例自然要重一些，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儿童文学甚至不妨占到八九成。而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作品的样式应该趋于丰富，前三种作品类型的比例需要适当和逐渐地增加，这就好比孩子越大，给予安排的食物和食谱也应当更加丰富多样，至高年级，上述几类作品的比例可以达到基本相近的程度。当然，所有入选的古文古诗、白话文经典和当代作家作品，其内容和情感还应在特定年龄段儿童的生活见识和理解能力之内。

　　在文学与非文学文本的比例上，评论家刘绪源提出，选入语文课本的课文应以文学为主，同时兼顾其他非文学类的文本。在文学之外，可以加入历史、哲学方面的文章，例如李泽厚《美的历程》中的片段，以及费孝通等一些学者的文章，都是内容和文采俱佳，完全可以作为课文来学习和欣赏。此外，科普类的文章，甚至科学论文的片段也可以收录一些，来丰富孩子们的知识面，拓宽他们的视野。

　　古文和古诗词是语文学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仅可以培养孩子们纯正的文字品位，也会让孩子们在学习中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打下坚实的汉语基础。课文中的古诗文内容也应该由浅入深，不断增加比重。随着大家对古诗文重要性的认识，语文课本中古诗文的比例近来也有所增加。

　　黄岚介绍说，景山小学在教材的编选上一直特别重视古诗古文，一二年级的课本中有几十首古诗，从三年级开始，每个学期都会学习10首古诗和3篇古文，至小学毕业，学生至少能通晓18篇古文。

　　孙卫卫认为这样的安排还是很有必要的，当下社会文化中的去中国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年轻人不热爱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很多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不会写诗，不会写对联，看不懂文言文，长此下去，让人忧虑。所以，有必要让孩子们在学生阶段，花功夫去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通常认为，古诗文因为深奥难懂，而且远离当代生活，不易被学生喜欢。但其实古文也分清浅的和深奥的，好读的和不好读的，语文教材在古诗文的编排上，应该随着学生的年龄增长做出调整。可以依据学生不同年龄段，安排相应的古文，不断地增加深度和难度。小学低年级可以学一些清浅的古诗。到高年级可以有更加深奥的内容增加进来。由浅入深，难度和深度慢慢增加，由此形成循序渐进的阶梯，逐步把中国最优秀的语言文化传递给他们。

　　刘绪源谈起自己小时候的阅读经验。他在小学时曾经把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读得滚瓜烂熟，后来读《古文观止》，因为前面的内容都是《左传》里面的故事，都是他所熟悉的，所以看起来毫不费力。正是依靠这样的办法，先读白话文，再读同样内容的古文，以此作为突破口，帮助刘绪源在学生时期攻克了古文的难关。

　　由此刘绪源提出一个设想，可以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学一点类似《东周列国故事》这样既有趣又好读的白话文，在课外可以选读《上下五千年》这样的历史读物，进入中学阶段之后，再读《战国策》《左传》这样深一点的古文，就可以循序渐进，自然过渡，减少学生在学习古文时的困难，增加他们的学习兴趣。如果教材的编选者可以采用这种前后呼应编排的方法，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还可以适当让学生们学习一些繁体字”。刘绪源认为，在中学阶段可以安排少量篇幅的繁体字的范文，为以后学习古文打下基础，到大学以后，阅读繁体字和竖排的书籍就不会有障碍，这些知识应该都是语文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儿童文学也是需要在语文课本中增加比重的类型。儿童文学作为一种以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坚持儿童本位的文学，天然地具有语文教育的能力。朱自强曾在《回到原点：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只有从儿童文学中汲取资源和方法，充分实现儿童文学化，才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小学语文教材对儿童文学的重视一直在提升，这从近年课本主动吸收一些儿童文学新作品入内的情形可以见出，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儿童文学作品所占份额仍然太少。方卫平强调，我们关心的不应只是这类作品的数量比例问题，更是如何将优质的儿童文学作品选入教材的问题，可以说，后者才在根本上决定着儿童文学对小学语文教学的真正意义。

　　“小学语文课本收录的作品，首先应该是儿童本位的，但儿童本位不应等同于唯儿童主义。”方卫平说，这些作品应该是孩子们喜欢读的，但并非只要孩子喜欢就可以了，而需要编选者从更成熟的视角来判断、考虑作品在语言、文学、文化等层面的价值高下，进而选择那些既适合孩子阅读、为孩子所喜爱阅读，同时又具有丰富、深厚的情感和人文精神蕴涵的作品。

　　传承经典  贴近时代

　　作家刘绍棠16岁上高中完成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是写当时翻身农民搞互助合作的故事，在当时是紧贴时代潮流的作品，第二年，小说被选入《高级中学语文课本》(1953年第三册)。这也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刘绍棠在语文课本里居然学的是自己的文章。

　　语文课本该不该跟当下生活贴得如此紧密？语文课本是应该多收录一些文学经典，还是多收录一些与当下儿童生活结合紧密的作品？

　　实际上，经典与时文一直都是选择课文时的一对矛盾。刘绪源认为，经典的传统的文学的内容应该占到一半以上，反映当下生活的作品应该选入，但是不宜太多。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作品，代表了当下社会的一些新的动向，有崭新的面貌，可以选入教材，这就要求编选者有精准的眼光。

　　而且，选入课本的经典作品最好不要删改，更好的办法是加注解，让学生知道来龙去脉就可以。刘绪源说，“删改作品的办法等于是咀嚼碎了让儿童吃，其实多此一举，只需要告诉学生这个地方有硬核，有鱼骨头，避开就可以了”。通过加注解的方法，不仅能增长孩子们的知识，让他们了解文章的背景，而且能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让他们在以后的阅读生活中学会处理类似的问题。

　　王尚文认为语文课本当然应该选经典，我们有责任让下一代读到最好的作品，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但是不能把经典与“当下儿童生活”“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简单地对立起来，因为凡是经典一般都可以在当下的语境中作出新的诠释。课本应该从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出发进行编写，同时进行必要的引导，不加引导显然也是错误的。

　　事实上，阅读经典与培养兴趣并不对立，通过阅读经典培养起来的兴趣，才会更深入心灵。周益民举例说，在儿童文学领域，经典与时文的矛盾似乎并不突出，那些已获得广泛认同的经典，诸如《木偶奇遇记》《柳林风声》乃至《夏洛的网》等，今天的孩子读来，兴致依然。因为，儿童文学的经典性中有一个至关因素，就是其间闪烁的童心，而古今中外的儿童，皆可在这个层面获得对话。

　　之前歌曲《天路》，以及周杰伦的歌词都曾被收入语文课本中，引起大家的广泛争论。周益民认为，这种广纳资源的意识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更关心的是，除此之外，这套教材还收入了哪些相关体裁、题材的作品，因为，中外优秀乃至经典的儿童诗很不少，却鲜见收入教材。

　　课本编选能与时俱进自然是好的，但是邓湘子担心此举不要变成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更不应该去追逐时尚。“教材的编选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教材编选者要有求真求实的眼光和探索论证的科学态度。这样的眼光和态度来自其所秉持的教育理念，来自对学生的成长和教育规律的思考和探索。”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个方式来提：语文课本收录文学经典时，如何更多地关注那些与儿童生活或情感结合紧密的作品，反过来，收录当下童年生活题材的作品时，又如何更多地关注这些作品的经典品质？这样，不论文学经典还是当下作品，对孩子们来说就既是他们所喜读乐看的，又能够给予他们丰富的语文营养。”方卫平说。

　　深浅适宜  不避难度

　　此前，鲁迅的《风筝》将要从语文课本中删除的传言炒得沸沸扬扬，而且引发了一场学生到底应不应该读鲁迅的讨论，赞同者认为，鲁迅的文章过于深奥难懂，以学生目前的年龄和阅历尚难以理解，起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而反对者则认为，鲁迅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文章博大而深刻，且文学造诣极高，以此让学生们学习文学了解中国历史再好不过。

　　对于学生是否应该读鲁迅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而应该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篇目的选择，以及我们选择的角度，要让儿童读适合自己年龄的文字。

　　方卫平认为，那些语艰意深的鲁迅作品，虽然非常著名，但是不适合引入小学语文教材，以孩子们的心智还无法全部理解。鲁迅的作品不少比较艰深，但也有适合儿童阅读的篇什，比如《朝花夕拾》中少量单纯的童年回忆散文，再比如小说《社戏》中与乡间小伙伴看夜戏的经历等，清澈而富于童趣，情感也美，完全可以拿给小学生阅读。

　　广西教育出版社的《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第六册就有“鲁迅笔下的小动物”这一单元，分别从《兔和猫》《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狗·猫·鼠》节选出《白兔》《我家的泥墙根》《隐鼠》等三篇课文，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选鲁迅的作品，课本编者应当舍得花时间读《鲁迅全集》。这其实也是抛给教材编选者的难题，它要求编选者在选用教材文章时，不但理解孩子的阅读能力、愿望和需求，也对相应的作家、作品有足够深入的了解和读解。所以在课文的选择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景山小学的课本所选择的名家名篇，多为自然、母爱、友情等主题，这些内容孩子都能读懂。而且名家名篇不一定非要孩子做到完全理解，语文学习是一个逐步的积淀和熏陶的过程。黄岚介绍说，在景山小学，朱自清的《匆匆》在三年级就会学到，但到了初中还要再学一遍，两次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孩子在复学的过程中会有更深的学习体会。

　　邓湘子认为，学生的语文课本首先要结合儿童不同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状况，但同时也不能放弃难度，不应让教材变得浅薄直白。好的教材要引导学生学会审美、学会思考、学会探索、学会发现，要构建这样一个心智发育的体系。选入教材的作品，应该具有审美探索与心灵发现的价值。所以，以“艰深”作为理由，让鲁迅作品淡出语文教材，这样的做法过于简单化。因为现在的学生较之以往的同龄孩子，其阅读能力普遍要好，在阅读过程中思考探索的能力也更强，应该给他们提供有一定程度挑战性的阅读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