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24日晚，美国纽约卡立兹堂灯火辉煌，贵宾云集。由美国、加拿大、南美各国及墨西哥的几百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在这里举行。大会由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哈洛·沙普列博士主持：“几百年来，哥白尼的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科学界，推动近代科学不断发展，优秀的科学家层出不穷。今天，我们将在此表彰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扬哥白尼精神、为人类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这份“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是经过几个月广泛地征求提名和酝酿推选出来的，其中包括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汽车大王亨利·福特、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但最年轻的却是一位东方人，而且是唯一的东方人，他就是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

“苦力”意象

　　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七日（1890年10月26日），晏阳初生于四川巴中县一四代书香家庭。
　　1903年夏，年仅13岁的晏阳初在大哥的陪同下，辞别家人，踏上了去保宁府西学堂求学的旅程。那时巴中到保宁300多里全是山路，只能步行。旅途中，他们遇上几个“背二哥”，于是与他们一道同行。巴山地区，交通不便，人们所需物资全靠人力背运，从事这种背运职业的人便被当地人称之为“背二哥”。自古“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背二哥”们却背负一两百斤重的货物，上坡下坎，过河涉水。这几个“背二哥”第一次让晏阳初体会到平民生活的异样艰辛，从此，“苦力”这个意象就深深地烙在晏阳初生命的印记中，终其一生，他都再也没有和它分开。
　　晏阳初在保宁待了四年，就在第二年，他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在这四年中，每年的寒暑假，他都要回巴中，往返300里的山路，晏阳初大多数时候都是与“背二哥”们同行，他们的艰辛与豁达让他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责任感，要用耶稣的精神去解救这些苦难的同胞。

             1943年5月，晏阳初（右）与爱因斯坦（左）等被膺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时，与主持人沙普列博士（中）合影。

　　1907年夏，晏阳初独自一人步行了1200里，来到成都，就读于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华美高等学校。两年后，他离开学校，协助贵族出身的英国人史梯瓦特（James Steward，即后来与晏阳初亦师亦友，对晏阳初一生帮助极大、也影响极大的史文轩，“史文轩”这个中文名字也是晏阳初帮着取的）创办了“辅仁学社”，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帮助在成都求学的学生。
　　1912年冬天，在史文轩的主动帮助下，晏阳初来到了香港，顺利成为圣保罗书院（今香港大学前身）的旁听生。在港期间，奖学金风波一下子让晏阳初成了名人。
　　事情是这样的：1913年夏，晏阳初报考圣保罗书院，竟拔了头筹，成为新生状元。按照学校规定，可得1600元英皇爱德华第七奖学金，这对晏阳初来说可真是天文数字。但是，要领取这笔奖学金，领奖人必须是英国国籍。当校长问晏阳初是否愿意加入英国国籍时，晏阳初一口回绝：“这对中国人来说，代价太高了!”
　　1916年1月2日，晏阳初突然感到心神不安、恍然若失，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他当时不解何故，三天后，从史文轩的妹妹、时在圣保罗书院任教的凯塞琳处得知：是日正是史文轩牧师在法国战场为英军祷告时被敌人炮弹炸伤逝世的时候!这个消息让晏阳初如受电击，深感身受史文轩教益极多，当天人永隔之际，相距万里而心灵相通。从此，晏阳初即以史文轩的英文名字James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字，永远纪念这位良师益友，这也更坚定了他矢志献身为国为民服务的宏愿。
　　1916年夏，晏阳初离开了殖民地气息浓厚的香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入耶鲁大学政治系。
　　当时耶大政治系的台柱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即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此时，卸任后的塔夫脱决定回母校耶鲁担任宪法法律讲座教授，以便在有生之年向青年学子传授其“宪法维护”和“国际和平”两大目标。作为曾是叱咤风云的美国总统，塔夫脱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有一次上课，他迟到了10多分钟，一进教室就气喘吁吁地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我去华盛顿开会，回来时火车误点了。”这件小事让晏阳初感触很深。塔夫脱的儿子查理和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威廉都是晏阳初的同级学侣，他们待人热忱，丝毫没有富家子弟那种骄矜恶习。此二人后来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事业颇多支持，但在当时，他们让晏阳初体会到的是，民主需以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为根基。这也促使晏阳初去思考，中国自古就有“民为贵，君为轻”的传统，可为什么一般人就不能奉为习惯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后来在与留美学生的讨论中逐步明晰起来。当时留美学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成志会”，取“众志成城”之意。王宠惠、张伯苓、孔祥熙等人都是该会成员。该会不定期地在纽约举行集会，围绕着如何改造中国、建设中国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晏阳初通过中国大陆、香港、美国三种社会的对比，提出了中国的落后，在于教育落后，民智不得开发的观点，要振兴中华民族，必须要从开发民智入手。

战场上的识字班

1918年6月，晏阳初从耶鲁毕业，和另两个中国同学一起参加美国青年会战时工作，赴法国担任战场华工服务中心干事。正是在法国的战场上，晏阳初开启了他一生的事业。
　　当时晏阳初所在的法国布朗有5000多名华工，无法与家人联络是他们最苦恼的事情。所以，青年会服务中心成立后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代写代读家信。这实在是一件繁忙的工作，但晏阳初乐此不疲。也正是这一工作的繁忙让他想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中国古话，并创办了华工识字班。
　　开始，华工们没有自信心，甚至感到羞惭。在晏阳初的动员之下，终于有40人愿意参加，每日工余饭后上课一小时。四个月后，35人完成课业，能够运用所学的一千余字写信。其余六七百名华工大感惊奇，纷纷前来参加。
　　当时，英军主持福利工作的科尔少校每晚听到华工大声朗诵文字，不知是读书，误以为是吵闹，经晏阳初说明后大感惊喜。他以为十五万余华工应该都有识字兴趣，而青年会服务人员不够，因此建议英军总部分函欧洲各校中国留学生前来协助。一百余人陆续来法——林语堂即其中之一。
　　为了扩大战果，晏阳初决定让那些已识字的华工来教不识字的华工。这一方法经试行，效果良好，许多识字班陆续设立，识字写字的华工也一天天增加，这些人又教其余不识字的人。一波一波，层层扩散，这可以说是我国平民教育运动的起源，也是30年代“定县实验”的“导生制”的最早溯源。
　　识字班成功后，晏阳初又着手推行另一计划，即用手写石印一周报，他认为这种方法比较应用识字课本来增加华工们的知识效力会更大。1919年1月15日，基督教青年会《驻法华工周报》创刊。
　　晏阳初自己也亲自为《华工周报》撰文，其中《革心》一文最重要，它可说是晏阳初一生努力目标第一次公开披露，也是他首次将“三C”——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苦力(Coolie)——合在一起，儒家的豁达、耶教的博爱和对“背二哥”的同情融为一体，道出了他一生持之不辍的信念。
　　一年的服务期满后，晏阳初决定回美深造，矢志终生为苦难同胞服务。1919年6月，晏阳初返美，入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历史学，他希望从历史中获得政治经济种种演变的真相。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恰值此时，晏阳初接到长兄来信，告知母亲生病。警觉之中，他决定提前回国，临行前，在与北美基督教青年协会副总干事薄克曼的交谈中，晏阳初表露出自己的心迹：“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他说：“我在美国的几年，使我觉得美国的富裕与民主的深化是分不开的。中国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消除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文盲。所以我决定回国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后来，当平民教育运动遭到各方非议时，晏阳初将平民教育的意义作了更为鲜明的阐发：“全国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20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的老愚民……中国的问题虽然复杂，但必须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
　　1920年7月，晏阳初满怀着推行平民教育的决心启程回国。

“平民教育是中国的救星”

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晏阳初就带着薄克曼的信去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余日章对晏阳初推行平民教育的宏愿钦佩不已，当即表示愿意在该会设立平民教育科，利用青年会的组织网络来推行这项事业。当时的青年会在全国各大都市均有分会，会员人数达四万六千多人。
　　但在工作真正展开之前，最紧要的工作却是调查，晏阳初认定：“做这事先要调查，先看病症如何然后发药。”因此，从1920年9月到1922年春，晏阳初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游历十九省，调查各省平民教育的现状。
　　在北京，他拜访了老朋友王正廷、蒋廷黻，他们都非常支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计划。在他们的引荐下，晏阳初又拜访了教育总长蔡元培。蔡元培对他的计划很感兴趣：“这方面的工作是政府想做而目前无力顾及的，晏先生能以社会力量推动这一工作，实在是帮了政府一个大忙。”晏阳初也从蔡元培所介绍的全国的教育状况中受益良多。

晏阳初在河北县平民学校授课

　　在考察中，晏阳初发现“虽然个别地方有一些零星的贫民夜校、工人夜校、义务学校、工读学校，但成绩甚微”，甚至绝大多数是失败了，他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一是教员无经验。教目不识丁的人比教大学生还难得多，而办平民学校的人都是学校的青年，他们无时间无经验。二是无良好课本。办平民学校不能拿小学的国文课本作教材。但各地平民学校都是如此。三是无组织。彼此所办的不相联络，没有经验上的交换，不明了优劣所在。这样自然很难奏效。
　　由此，他得出结论：国内平民教育不能照搬华工教育的教材和办法，必须研究如何利用平民的闲暇，以最经济的时间，教授最适用而不可缺少的知识，使最大多数的平民耗费最少的金钱和精力而收最大的效果，达到“所学即所用，所用即所学”的目标。
　　当务之急无疑是编写合适的教材。1922年2月，青年会书局出版了由晏阳初主编的《平民千字课》。全书共分四册，九十六课。每课有十或十一个生字，“每课前有图画一幅，把课中的意义，描绘出来，以帮助学生明了课义，并引起他们的兴趣”。在《平民千字课》讲授大意中，晏阳初特意强调：“本书每课的材料，是图画在首，课文在中，生字在后。所以教授的时候，应当顺着这个次序，不可紊乱。因为图画是已知的，课文是有已知也有未知的，生字是完全未知的。这样由已知而未知，由未知而记忆，循序渐进，是教育上的一个紧要原则，不可不遵守的。”《平民千字课》除认字之外，还注重常识。第一、二册专重认字，第三、四册兼重常识。与此同时，青年会书局又刊行了《平民教育小丛书》12种，提供具体的计划和办法，供各地推行平民教育的人士参考。
　　课本一印出来，晏阳初就带上课本奔赴长沙进行实验。在长沙青年会干事蓝安石的协助下，晏阳初邀请了当地官吏，学校校长、绅士、名贾、报刊编辑、教员、学生、牧师等各行各业的代表开会，向他们宣讲了平民教育运动的意义。到会各界人士均热烈拥护，当即在会上推选出75人组成“湖南平民教育委员总会”。湖南省长公署发了500份布告，劝告儿童入学，又将1000多幅劝学的宣传画贴满长沙的大街小巷。全城组织了52处劝学队，挨家挨户动员入学，整个长沙城区弥漫着平民教育的热烈气氛。仅3天，便招收学生1400名，年龄从6岁至42岁不等，主要为低收入者和无业居民，甚至还有2名乞丐。征聘的合格教员120人，男性80名，女性40名。他们纯属社会服务，没有工资，每月只有4块银元的车马费。
　　3月15日，60余所平民学校正式开学，每晚教两小时，共上课96次。7月15日举行毕业考试，共有1200名学生参加，及格者967人。7月20日，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毕业典礼，湖南省省长何键亲自向毕业学生颁发“识字国民证书”。继而，湖南的一些县也陆续设立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共1718所，共有学生57662人。
　　1923年2月，晏阳初将长沙的经验带到了山东烟台，但规模更大。仅两个下午，便招收学生近3000名，其中更有633名女生，这一点是长沙没有的。7月，1600名学生参加毕业考试，1147人及格，其中女性372人。
　　 8月1日，晏阳初请来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主持毕业典礼，并亲自为学生颁发“识字国民证书”。朱其慧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我参加过许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但从没有今天这样的场面令我感动。你们男女老少各色各样的衣服，既有赤脚的小孩，也有穿着围裙的女孩，这说明平民教育真正深入了民间。这才是自由平等的人民教育。这才是实现人民政治的真正方法!这就是教育和民主的问题，为了实现民主而进行的教育。”讲到激动之处，朱其慧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会后，朱其慧告诉晏阳初，她要辞去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和全国妇女红十字会会长二职，从此献身平民教育。后来她果然说到做到，以50余岁缠脚贵妇之身，整年奔走在全国各地推广平民教育，很少住在北京的家里享受荣华。
　　继长沙和烟台后，晏阳初又在浙江的嘉兴展开了平民教育实验。这三个城市分处华中、华北、华东，长沙是省城，烟台是中等城市，嘉兴是县城。晏阳初想通过这三个不同地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实验，用科学方法进行比较，从而制定出适用于全国的原则和方法。
　　当朱其慧和陶行知到嘉兴参观平民教育时，晏阳初提出应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以保证全国各地的平民教育运动持续而有序的发展。这个建议得到了朱、陶二人的一致赞同。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是总干事，朱其慧任董事长，陶行知任书记，张伯苓、蒋梦麟均为董事会成员。

从城市走向农村

晏阳初在烟台进行平民教育实验时，有一件事对他震动很大。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和几位同事谈论工作，有一个小姑娘来到门前，怯生生地问：“请问谁是晏先生?”晏阳初马上站起身来，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吗?”小姑娘说：“你们只教城里的人识字吗?什么时候到我们乡下教我们识字呢?”
　　其实，晏阳初何尝不想到乡下去呢，早在法国华工营中，他就发现这些华工绝大多数是来自乡村。但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却不能先自乡村着手，而必须从城市开始。因国内各地乡农都习于唯县城或省城马首是瞻。要想说服乡农识字读书，平民教育运动首先必须在城市获得胜利。而且，乡村经济及学校教育都远不及城市的发达，要想在国内广大的乡村展开平民教育运动，不依赖各城市的人力财力即无法运作。
　　于是，他对小姑娘说：“我们要到乡下去的，很快就会到乡下去。”小姑娘听了说：“那我等着你们。”
　　1924年9月，晏阳初决定就近从华北农村开始平民教育的实验。这是几千年来中国首次关注农民教育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这一年的11月，他们在直隶(今河北省)保定道的20个县宣传平民教育。在当地人士及美国公理会教士的协助下，经过半年努力，各县均建起平民学校，招收学生6000余人。随后，他们又将实验点扩大到宛平、获鹿等县，以及京兆区（即今天的北京市，但辖区比北京市大）。实地经验让晏阳初认识到，在乡村推行平民教育比较城市更多便利。因乡村居民素被疏忽不顾，如果有人做一点对他们有益的事，他们就很受感动，他们的用功程度和成绩也因此都较城市的学生好。
　　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即使是这些零星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也是步履维艰。一方面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则是战火的蔓延。本来按照晏阳初的设想，对平民教育的提倡可分两种：一种是普遍的提倡，只协助各地方自动推行平民教育，随时在平民教育学术上作指导和训练的工作。另一种是彻底的提倡，选择一个中心的地方，由“总会”负责直接实施平民教育，以期达到下述目标：（1）完全消除文盲；(2）引入卫生保健方法；（3）实行农业改良。和其他教育、社会、宗教机构共同合作，努力改善这一地方的教育社会经济情况，使之成为模范区并成为其他地区人员的示范与训练中心。
　　1925年，京兆尹薛笃弼邀请“平教总会”合作，在京兆区所辖20个县各乡村普遍提倡平民教育，并准备在通县进行彻底的提倡平民教育实验。但这一计划终因战火而流产。直到四年后，晏阳初才找到一个机会来推行他彻底的提倡平民教育的实验计划，这就是定县实验。

　　
垂范后世的定县实验

1929年开始的定县实验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创举。定县位于河北省西部的保定和石家庄之间，距北京西南约500里，风俗优良，为河北诸县之冠。晏阳初之所以将实验的地点选择在定县的翟城村，和翟城村良好的地方自治基础有关。还在辛亥前，该村乡绅米鉴三之子米迪刚就参照日本经验，在家乡搞村治，先后创办自治公所、自治讲习所、通俗演讲社、图书馆、爱国会。1914年因成绩卓著而被授予“模范村”。两年后，定县士绅呈准省政府，以此为样板筹建模范县。不幸的是，战火的延绵使一切计划都付诸流水。
　　1925年夏，平教总会的通县计划流产后，晏阳初就在寻觅其他合适的地点。恰当此时，《翟城村志》出版，晏阳初读到其中的《翟城自治规约》，颇感兴趣，就找到当时寓居北京的米迪刚，二人一拍即合。于是，平教总会决定选取定县作为华北实验区中心，做乡村改造的社会实验场。
　　1926年10月，“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读书人第一次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正如晏阳初所言：自北京迁移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
　　他们到定县后最先着手的是社会调查。目的在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使“总会”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各种问题有充分的认识，然后各方面的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但在当时，社会调查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很难获得一般农民的理解，引起种种怀疑是常有的事，那些被调查的农民甚至以为大祸将至，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在随后的三四年中，平教总会的工作人员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并于1932年刊行。这次调查的成果是卓著的，不仅在当时为平教总会的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其所获得的资料直到70年后的今天仍是我们研究华北农村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通过定县的社会调查，晏阳初总结出：“当前中国的农民患有四大病症，即愚、贫、弱、私。而‘愚’是其他三种病的根源。”而对症而治的药方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有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实验的条件成熟了。1929年晏阳初决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去。为此，他召开了平教总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他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天天高喊‘除文盲作新民’，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只坐而言，要起而行，而且要行必果!”
　　当晏阳初等平教总会的工作人员拖家带口来到定县时，定县县长的致辞是“博士下乡，千古佳话！你们视高官厚禄为敝屣，抛弃城市里的优越生活，到我们定县农村来吃苦，实在是了不起呀!”这还真不是客套话，晏阳初将总部和家眷安顿好后，立即和同仁们深入农村，开展工作。他特别嘱咐大家：“我们到农村去，首先是向农民学习，我们不是救世主来帮助农民摆脱愚贫弱私，而是协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去战胜四大病症。要想化农民，必先农民化。不要在定县形成一个‘小北京’。”于是，平教总会的工作人员纷纷脱下西装、皮鞋，穿上土布长衫，住进农户家中。
　　定县实验的实际工作是从文艺教育着手的，它包括文字、文学、艺术等诸项内容，在这些内容中又是以文字教育为先。除了延用以往在长沙、烟台等地积累的平民学校的经验外，他们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导生传习制”，以解决师资的不足。所谓“导生传习制”，就是对已识得一些字的学生加以训练，让他们去教那些不识字的人。他们可以不叫老师，而叫做传导别人的导生。这种方法不叫上课，而叫传习。
　　同时，他们结合当地风俗，创造出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学习形式。定县广泛流行梨花大鼓，每逢过年过节，赶庙会、集市或农闲的时候，都有人表演，很受农民欢迎。平民文学部派席征庸、王九茎等约请老艺人田三义每天口述唱词，由席征庸记录下来。经过半年多时间，共记下了203段，60余万字。经整理后选出10多段小段加以修改，加进一些新的内容，印成平民读物，深受农民喜爱。
　　定县实验的第二项工作是生计教育。所谓生计教育就是通过优良品种和先进的管理办法，用长势良好的庄稼告诉农民，什么叫农业科学化。实施的途径有三条：建立实验示范农场、表证(即示范)农家、巡回生计学校。开始，农民对他们都敬而远之，为了打破僵局，平教会除了在实验农场带头示范外，还在表证农家作示范。将同一块地分成两半，一半让农民按传统的方法施肥，另一半按刘拓博士的指点施肥。并约定，如果秋后按新方法施肥的这块地产量比按传统方法施肥的那一半低，平教会将向农户补偿其相差的粮食。一到秋天，优劣自辨。第二年，其他农民便群起效之。
　　定县实验的第三项工作是卫生教育。在平教总会来定县之前，定县没有一家合格的医院。社会调查资料显示：每户农民每年的医药费平均是1元5角，以一家6人算，平均每人医药费用约3角。平教总会到定县后马上筹设诊所。晏阳初决定用1928年在美国密尔班克基金会募捐的50000元美金作为购买医疗设备、药品和培训农村卫生员的费用。12月，诊所正式看病。艺术教育部制作了许多介绍卫生知识的图画在城区和各村展出，各平校也开始向学生介绍卫生知识，并为各村培训保健员。1930年，开始为农民种牛痘，培训“产婆”，推广妇婴保健。
　　1932年，晏阳初说服从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回国的陈志潜教授来定县工作，请他研究一套适应中国农村的医疗保健制度。经过数年的努力，他创造了两个成功的经验，一是农村公共卫生以预防为主；二是组织村、区、县三级农村卫生保健网。村里的保健员，负责处理一般的常见病，使农民足不出村，就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这可以说是解放后农村卫生院体系和赤脚医生的雏形了。
　　贯穿于以上三大教育的则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以教育的力量发展社会团结的力量，启发国民的自觉，训练自治的能力，培养奉公守法的精神。一方面是政治教育，一方面是生活教育。通过适当的乡村改造方法，赋予古老、落伍、可怜的农民以新的生命活力。担任公民教育部主任的是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员陈筑山，他在定县倡导一种“合作生活哲学”，其出发点是家庭和谐，由家庭和谐逐渐推广到全村，然后推广到县、省和全国，最后成为天下一家。陈筑山亲自主持一个实验村、一所小学、五所平民学校。他以开明的作风，逐渐纠正村中原有的帮派对立等不正常现象。
　　1933年，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决定在各省成立县政实验研究院，并成立实验县。晏阳初被聘为河北省县政实验研究院院长。晏阳初又推荐了平教总会的霍六丁为定县实验县县长。经过无数的尝试和奋斗，终于成功地建设了一种新的县政组织，将旧日专干催粮征税的县太爷衙门改造成为人民谋福利的机构。
　　晏阳初根据多年体验，认为在一健全的民主政治中，“为民所治”比“为民所享” 应更强大有力。而教育、生计、卫生等就是“为民所享”的福利，定县实验县建立新制度就是为“为民所治”所准备的。不幸的是，日本入侵打碎了晏阳初的这一愿望。

除天下文盲　 做世界新民

定县的实验虽局限于一隅，但其影响却远播全国，乃至全世界。国内的一些名流、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如熊希龄、周作人、赵元任、张君劢、林宰平等到定县来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均对定县实验的成绩加以称赞。1932年夏，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阿莫德到定县参观后向美国国会写了一份长篇报告，称“这是在文明古国四万万人里正开展的一项最重要而且具有很大推动力的运动”。
　　但晏阳初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要将定县经验播向全国。1936年至1937年初，湖南、广西、四川分别设立“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并选定湖南衡山、广西宾阳和四川新都三县为实验县，平民教育运动在这些地方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向周边地区扩散。
　　由于各地乡村改造工作的全面展开，晏阳初大感人才的缺乏。尽管平教总会高级人员奔走各地，仍有照顾不周之处。而且，他想到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蹂躏的广大农村急需大量的乡村工作者来从事战后重建工作，因此，建校育人，已成燃眉之急。1940年，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陪都重庆成立，马寅初、费孝通和老舍先后成为该校客座教授，当年10月开始上课。晏阳初在对学生的讲话中强调：“你们应当达到具有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识、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这六个方面，才算是人才，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你们的重任。”
　　事实证明，晏阳初的这招棋是很有远见的。抗战胜利后，甫还金陵的国民政府就将四川定为全国战后重建的实验区。其首要工作除了发展铁路、航运、电力之外，就是限期三年扫除文盲，分期分区建立比较完善的医院，并推行卫生保健工作，这些都是平教总会倡导多年的目标，也是乡村建设学院教学的内容。
　　晏阳初的事业不仅在国内大放异彩，它在国际上也结出了累累硕果。当罗斯福总统发表人类四大自由原则时，晏阳初指出“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尤关重要，这第五项自由是前四项自由的基础。美国的名流学者非常赞赏晏阳初这“第五项自由”的提示。大法官道格拉斯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赛珍珠女士还特地请晏阳初介绍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方法和心得，撰成《告语人民》一书，强调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为文盲、疾病、饥饿、虐政所苦，必须将中国平民教育经验推行世界各地。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其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基本教育计划就是渊源于此。
　　1952年，晏阳初受平民教育运动国际委员会委托，前往东南亚、中东各国访问考察。他最终选择了菲律宾来实践其平民教育的国际化。经过三年的实践，他得出结论：中菲两国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乡村农民的苦痛却没什么两样。“定县方案”对菲国农民正有对症下药的感受。
　　1967年5月，“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在马尼拉南郊成立，晏阳初要在这里培训各国乡村建设人才，将四十年珍贵丰富的乡村改造经验贡献给世界各国，他说：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又一项新贡献。40年来，它已为91个国家、2500个组织培训了9000多名乡村改造的领袖人才。今天，世界乡村改造运动正以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为中心，与分布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的乡村会形成了一个网络，随时交流经验与技术，推动第三世界的乡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不断前进。
　　 1990年1月17日，这位为中国和世界穷苦百姓奋斗了一生的百岁老人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就在弥留之际，他对前来探望他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负责人弗拉维尔表露的心迹竟是：“过去的70余年只是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我的工作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