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的《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一书摆在人们眼前，上面印有“周正逵著”。

　　“周先生编的教科书，是很有个性的，是独树一帜的。可以说，教材的多样化的出现，周先生是一个领路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慕菊说。语文界对周正逵的熟知，是从上世纪8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套分编型高中语文实验教材问世开始的。

　　人们大都只知道他是一位语文教材专家。“殊不知，他是一位罕见的完整的语-文人。” 中国修远教育研究院院长唐小平细细道来：先生上学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上世纪50年代留校教语文教材教法，60年代去景山学校搞中小学语文整体改革实验（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并编写语文实验教材），70年代初去北京市东城区教研室研究语文，70年代后期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研究并编写语文教材；本世纪初退休以后，仍然受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研究部门和教育出版部门的特聘，参与制定语文课程标准、主持编写语文教材。

　　说他是完整的语文人，是因为：“迄今近60个春秋，一直活跃于语文领域，此‘完整’其一也。先生先后参加了大学语文、中学语文、小学语文的教学和研究，此‘完整’其二也。既从事了一线语文课堂教学，又专事了语文教学研究，还编写和审定了大量语文教材；此‘完整’其三也。”

　　环顾周遭，如此完整之语文人者，有几许？

　　正是这种完整的语文履历，为他全面周详地思考和回答中小学语文问题提供了无比坚实的基础，也使他有别于某些盲人摸象似的研究家。当人们习惯于或者无奈于现代文教学教者无聊、学者无趣，教与不教一个样，似乎病入膏肓的时候，他下了明确的诊断书：缺少明确的训练目标、缺少周密的训练计划、缺少系统的训练内容、缺少科学的训练方法；并给出治病良方：变“文选组合”为“训练系统”，变“阅读本位”为“分进合击”，变“文体循环”为“能级递进”，变“讲读中心”为“自学指导”。有破有立，破旧立新；破字当头，立字生根。

　　在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特级教师王君眼中，老先生平实而又机智，没有远离一线、脱离地气、砖头式砸死人的高校学究气。他就坐在那里，跟你聊语文，点化你，让你一次次有醍醐灌顶之感——

　　“满堂灌”是典型的注入式，“满堂问”是变相的注入式；

　　在教材里面所规定的教学基本方法，应该符合语文教学规律，这就是“学有常规”，主要体现出语文教学科学性的一面。在教学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反映了教师个人的特点，这就是“教无定法”；

　　当前谈语文教学的改革创新，首先就要回归到“用教学中国语文的方法教学语文”的道路上来，切切实实地在这条路上进行探索和实验，谋求创新，否则变来变去，终难成功……

　　但其实，周正逵先生更是一个坚定的语文守望者。改革不是一味的破，不是盲目地反传统。也许做一个单纯的改革者容易，但是要做一个成熟的改革者确实很难。

　　人们还记得他当年的执着与勇气：当标准化考试被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行其道之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语文标准化考试的诸多弊端，比如“难度有余，高度不足”，并且发出了“把语文教学从标准化考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呐喊。新世纪伊始，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浪潮中，在语文课被贴上“人文性”新标签后语文教材普遍流行人文主题单元，语文教学迷失在云山雾罩之中。他痛心疾首地指出：语文课程的性质不是什么“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而是确确实实的“基础工具性”。他还进一步从语文教学目标的角度指出：语文教学目标是多重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语文素养。语文素养主要包含了并非并列的七项内容，即思想品德、思维品质、审美情趣为导向，语文知识、文化教养、生活体验为基础，语文能力为核心。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大约在两年前，周先生又一次为我们大学、中小学教师开设系列讲座，主体部分凡十六讲，遂有这部专著问世，成为全面展示其汉语文教育思想的最新的珍贵标本。”首都师大文学院语文教育学教研室刘占泉回忆道。

　　这位“教改老兵”依然在行进中。（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