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1955年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县，本科学历。吉林省教育学院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参与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研制、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课程标准语文教科书编写和统稿工作。1996年—1998年与赵谦翔老师合作，进行“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教改实验，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先后获首届吉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五次、第六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74年中学毕业，1975年在家乡任农村民办教师。1977年考入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任教于吉林毓文中学，先后任语文组长、教务主任，1988年破格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1992调入吉林市教育学院，任中文教研室主任，1993年评聘为副教授。1995调入吉林省教育学院，2000年评聘为教授。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与课程研究。承担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研制、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课程标准语文必修和选修实验教科书编写、北京师范大学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研制等项工作。

主要论文有：《汉语文教育传统与汉语文的民族化方向》（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母语教育与文化传承》（中国教育报，2000年4月23日）、《语文教育要关注人的发展》（中学语文教学，1998年第10期）、《在语文教育中实现人的发展》（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3期）、《语文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语文教学通讯，1999年第4期），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和网络媒体全文转载。主要专著有：《作文教学研究》(独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语文教育学与语文教育改革》（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均列入“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1996年～1998年，与吉林毓文中学特级教师赵谦翔先生合作，进行了课题为“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实验研究（详见《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3期），在语文教育界引起普遍反响，1999年被吉林省政府授予“吉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我的阅读史与阅读偏见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一个人的阅读史可以折射一个时代。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东北山村度过的。小学2、3年级时，读过林汉达编写的《春秋故事》、《战国故事》，《太平军痛打洋枪队》（作者记不清了）、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作者也记不清了)；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苦斗》等。村里能找到的就是这些书，与其说喜欢这些书，莫如说喜欢读书。这些书奠定了我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兴趣。

 【案例1】

 《春秋故事》、《战国故事》，《太平军痛打洋枪队》是父亲从生产大队会计家给我借的。

 【案例2】

 我8岁就当“凸尾巴驴”——拉磨；家里穷得连磨也没有，只好到乡亲家拉磨。有磨的一家和有书的一家住对面屋（共用一个厨房），我于是在N次拉磨的休息时间断断续续读完了《三家巷》、《苦斗》。

 【案例3】

  父亲读《中国近代史》，我趁他不在时，N次读完了这本书。听见父亲夜里归来的脚步声，慌忙蒙头，佯做熟睡状。据说古代有个学者为了引诱孩子读书，一见孩子进书房便慌忙把书藏起，孩子不知是计，就偷读。结果后来孩子成了大学者，传为佳话。可我肯定地说，父亲没有设计，我也未成大器。

  偏见一：

  1．“书非借不能读也”（见清代学者袁枚《黄生借书说》）。

    2．书非偷读无味也（本人卓见，“卓见”为“拙见”之笔误）。

  题外话：《中国近代史》是民国时期出版，竖排版，繁体字。当时我小学2年级，别说繁体字，就是简体字也认不全。认不全就根据上下文猜。看来不仅阅读要靠“语言环境”，识字也靠“语言环境”。不识繁体字，就凭借简体字拆读，如“産”－“产”、“黨”－“党”。看来汉字简化规律孩子在阅读实践中自己就能摸索到。使用繁体字是不规范的，可是不认得繁体字是谁的“规范”？只有当了学者才有资格认识繁体字吗？

 小学3年级下学期直到1977年考大学前，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期间允许读的恐怕只有鲁迅。我读了鲁迅的全部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书信集《两地书》以及大部分诗歌作品。还读了前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景仰鲁迅的批判精神和保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文革”后期，是“批林（彪）批孔（丘）”运动，当时的有“宋江是个投降派”、“要把《红楼梦》当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读”的“最高指示”。借“批林批孔”运动的光，我读完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此外，“知识青年”下乡，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借下乡“知识青年”的光，我读了一些“黄书”，如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巴金的《家》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等，这些作品的个性解放意识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生活在经济贫困、精神饥渴的年代，却能读到这样的书还不幸运吗？苦难是一种财富，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不敢说我是一个受苦受难者，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拥有苦难的财富，这种财富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也包括精神生活上的，有我亲身经历的苦难，也有前人经历的苦难。

 【案例4】

  中学数学课我把书打开立在书桌上，里面是《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外面是数学课本，被老师逮了个正着。不是不喜欢数学（我是数学科代表），是名著的吸引力太大了。

 【案例5】

 学生到生产队“支农”。休息的时候，一本《三国演义》在地头和老乡的炕头上传阅，传不过来，先看的就边插秧，边讲给同学听。于是听众紧跟，一派“趋之若骛”的景象，疲劳感顿无，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偏见二：

  1．在禁书年代一个中学生的“阅读积累”还算说得过去；今天的中学生读了多少书？是他们不想读吗？

  2．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读书？因为精神饥渴；当代中学生精神不饥渴吗？

  3．当年那些述说人生苦难、充满理性思考的书，慰藉了我的痛苦心灵，一再向我呼唤人生的希望；当代中学生在读什么书？

  4．当年的阅读构建了我的精神家园，打下了“精神的底子”（钱理群先生语）；当代中学生的精神家园是怎样的？

 5．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可以肯定的说，当年的我是一个特例。但这个特例至少可以说明有比课本和教学方法更重要的东西。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8月21日，从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大家谈”节目中看到中山大学哲学系一位教授在中国传媒大学的讲座，题目是“反法西斯战争与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教训”，其中提到一点：当年德国法西斯统治的特征之一是国家统治社会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现场有学生问他，讨论德国法西斯历史教训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能否用一句话概括？他说，要做一个理性公民，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至关紧要。再回到这篇杂谈的话题，读书不仅是一种文化装饰，更重要的是获得理性。做为当代青年公民，没有亲身经历精神专制的疯狂年代，但理性的一代公民却可以规避这种不幸的经历，国家和民族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杞人无事忧天倾，或许还是有点忧患意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