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刘慈欣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发表了《〈三体〉和中国科幻小说》，这篇被冠以“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一种，以及可能的地球中最好的一个”副标题的英语文章，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向世界读者介绍了小说《三体》和中国科幻文学创作。尽管文章只是为接下来《三体》英文版的发行预热，但对于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而言，事件本身还是具有十足的标志性意义。

　　其实早在此前，中国作家用科幻形式所表达的对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忧虑，便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甚至已有相当多的科幻短篇小说被翻译到国外。2012年底，香港英文刊物《译丛》曾推出“中国科幻专号”，介绍从晚清到当代的中国科幻作品，作者包括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科幻名家，以及夏笳、飞氘、赵海虹等新生代的佼佼者，这被认为是中国科幻面向海外读者的一次集体展示。此后，在科幻理论学者吴岩教授的积极努力下，世界顶级科幻学术期刊《科幻研究》也出版了一期中国专号，一时间，媒体大呼“中国科幻文学终于发声”，这样的“发声”虽只是一种理论和学术研究的点缀，但对于中国科幻文学而言，终究具有独特的影响和涵义。似乎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有一天，中国科幻文学真正意义上地走向世界。因此不可否认，此次《三体》英文版的问世，既是一次夙愿的了结，也是新的期待的开始。就像人们所说的，这将是中国长篇科幻小说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输出的起点。而事实上，《三体》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终究可以“让世界知道，中国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形象正在发生改变，中国人的宇宙观正在变得更加开阔”。

　　“中国科幻”或者“中国奇观”的胜利

　　作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刘慈欣的作品因其宏伟的格调和绚丽的想象而被广泛赞誉。在许多人看来，这位山西娘子关电厂的高级工程师，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以惊人之力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其代表作《三体》三部曲是近年来中国科幻领域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截至目前中文版已累计销售约40万套。三部曲以恢弘大气的笔触描述了地球文明以外的“三体文明”，评论界称其“为中国文学注入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尽管从畅销角度来看，《三体》还远远不如那些炙手可热的网络文学作品，但却是科幻爱好者、圈内人以及整个文学界近几年最为看重的作品。《科幻世界》的主编姚海军就对《三体》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哪怕是跟西方科幻作家的一流科幻作品放在一起，《三体》的文学性和科幻内核都是不逊色的”。

　　姚海军的这番言论并不夸张，事实上，从刘宇昆翻译的第一部《地球往事》的阅读反馈来看，西方专业的读者还是对刘慈欣的作品评价颇高，认为“刘慈欣站在了无论任何语言的推测思索性小说的顶峰”，“《三体》思考了我们时代的诸多重大问题”，“它是一部超乎寻常的小说”，“彻彻底底的杰作”。然而，似乎在一番“客套”之后，终于有人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即还是将其视为一部讲述“中国故事”的“奇观”小说，加拿大作家麦家玮就认为，《三体》“深入探究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骚乱时期的人心”，因而“刘慈欣给我们展现了难得一见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铁幕”。看得出来，人们对于中国的兴趣，还是远远大于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这也是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学命定的结局。

　　因而在此，走出国门固然可喜，但问题在于，作为国内“边缘之边缘”的小众文学，中国科幻如何在传播之中获得一种广泛的商业品质和大众认同，而不至于沦落为西方文学专柜中聊胜于无的点缀？这便涉及中国科幻“走出去”之后，又该“如何走”的老问题。

　　科幻产业 电影缺席不成席

　　或许有人还在天真地以为，世界范围内科幻文学的比拼，在于故事的编制和想象力，写作技巧与鲜明叙事风格，人性的隐喻与现实情怀，诸如此类多层面的较量，但实际的情形可能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可以这么说，无论《三体》多么优秀，但独木难支，因为它无法匹敌西方成熟的产业体系。作为一种类型的通俗文学，围绕科幻小说所展开的较量，其实涵盖着整个产业，这并不是单个文本的绝对竞争。

　　这里不得不提到在整个科幻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电影。相较于文学的语言障碍，电影的影像叙事所塑造的“可见的人类”更像是一种普世的语法，也更易获得一种直观的理解和接受。当下好莱坞最为成熟的影片类型中，科幻早已成为最具影像冲击力和票房号召力的叙事题材。从几年前热闹非凡的《变形金刚》、《阿凡达》，到最近依然火爆的《普罗米修斯》、《环形使者》，再到让人欲说还休的《2012》，乃至“神片”《云图》、《地心引力》，一连串耳熟能详的罗列意在表明，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地图，已然被刻上了鲜明的科幻标识，而其中不乏经典科幻作家的作品。这便是与西方科幻文学同步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也是《三体》的中文世界所无法比拟的。

　　确实，倘若将科幻电影视为科幻文学的有益补充，一种互相支撑的互文式阅读的媒介，那么我们发现，中国科幻文学几乎是在科幻电影严重缺席的情形下踏上“走出去”之路的，没有电影这个巨大的文化工业“驮着”，科幻文学的艰难可想而知。清理一下中国科幻电影的历史，我们悲哀地发现，除了早期粗陋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等儿童题材电影曾艰难地表现出某些科学幻想的主题之外，很难再找到经典科幻片的影子。话说回来，国产电影事实上早已瞄准了科幻小说，但受制于技术能力，一直无法展开切实而具体的行动。别说《三体》，就算是像刘慈欣另外的小说《乡村教师》、《赡养人类》、《流浪地球》，以及韩松的《地铁》、《红色海洋》等知名度不算太高的作品，倘若交给成熟的好莱坞科幻团队来改编，做出来的产品恐怕不会比《阿凡达》逊色多少。

　　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无法将中国的科幻故事转译成世界通行而直观的影像语言，这势必将严重阻碍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乃至最终制约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科幻电影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所展示的某种荒诞不经的幻想，而是文化大工业时代一个看似柔和，却杀伤力十足的文化产品，而这对于亟待寻求“走出去”发展战略的中国科幻来说，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